年終隨筆：藏在時光里的兒時記憶

2 026年的鐘聲已然敲響，我卻仍蝸居在新民的家中，毫無睡意。原本的計劃，是2025年12月31日下班后驅車返鄉的?？赊D念一想，若要尋一方清靜，好好盤點我的2025，倒不如就留在這無人叨擾的小天地里，奮筆疾書，將過去一年的點點滴滴付諸筆端。待文章梳理完畢，夜色已深，時鐘悄然滑過晚上九點。此時再匆匆趕回老家，終究少了幾分鄭重的意味，倒不如安守在新民，將那些寫了一半、有頭無尾的文稿，一一拾掇完善 。

前幾日，我還將2007年以來寫下的部分游記文章，逐一修改潤色，輯錄成了一本文集。接下來的打算，是為這些文字配上相應的照片，再打印裝訂成冊。只是，每一次外出閑游時拍下的相片，有的因時隔久遠，早已不知 所蹤；有的則被深埋在某個文件夾里，遍尋不見。要從數萬張舊照中，打撈起與文字相映的彼時風景，談何容易？一番翻檢折騰下來，又是幾個小時悄然流逝，不留痕跡 。

時光的洪流總是裹挾著許多人事向前奔涌，有些片段會被歲月的風沙慢慢磨平棱角，漸漸隱沒在記憶的褶皺里，再提起時只剩模糊的輪廓，仿佛從未在生命里刻下過痕跡。

可那些被淡忘的，未必是毫無意義的。就像落在泥土里的種子，或許沒能長成參天大樹，卻悄悄滋養了一方土地；就像掠過耳畔的風，沒留下具象的形狀，卻曾拂過發梢的溫柔。那些消失的瞬間，其實早已化作生命里的底色，在不經意間，影響著我們后來的每一次選擇、每一份心境。

而我們能做的，便是把那些值得珍藏的，妥帖安放—— 或是寫進紙箋，或是融進歌謠，或是講給后來人聽，讓那些閃光的、溫暖的、難忘的，在時光里留一盞不滅的燈。

我的故鄉在五龍。出生時， 五龍還是一個大隊，囊括如今的上下五龍、茶腰、大毛坡、山腳渡，共九個生產隊。1984年，隨著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五龍大隊正式更名為五龍村，各個生產隊也隨之調整為對應的村民小組。只是年少的我們，對 “大隊” 與 “村”、“生產隊” 與 “村民小組” 的區別，并無太多清晰的認知，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才恍然知曉，原來村就是從前的大隊，村民小組便是昔日的生產隊。

常聽父母與家中長輩說起，幼時的我體弱多病。那時父親在上五龍的大隊加工房務工，幾乎每日都是早出晚歸，日日背著我忙活生計。那座加工房坐落在上五龍的中段偏下位置，是一棟四列三間的木質老屋，左右兩側還各帶兩間廂房。屋子中間的兩間并未砌墻隔開，只留著通透的空間，方便安置各類加工機器。直至今日，我仍清晰記得安放面條機的位置。那時候，加工房用的是石筍溝電站的電，電力供應極不穩定，遇上停電的日子，便只能靠人工搬動機器，才能將面條制作出來。

加工房里，聲響最大的當屬磨面機，在我們當地，人們都喚它“鋼磨”。鋼磨上裝著一個可調節的轉盤，用來研磨的小麥，皆是村民們自家栽種的。若要將小麥制成面條，得先把麥粒磨成面粉，通常要反復研磨三四遍才行。隨著研磨次數的增加，那轉盤也需越調越緊，直磨到面粉泛出淡淡的麥麩色澤，方才停手。

與父親一同在加工房共事的，除了我自小便熟知的段廷富伯伯，還有一位，便是后來轉行從教的陳進貴老師。

相較于同齡人，我算得上是啟蒙較晚的孩子。父親本是讀書人，深知讀書的重要性，可在那個為生計奔波的年代，終究是沒能硬逼我，多半是順著我的性子來。記得七歲那年，早就到了該入學的年紀，可任憑父母怎么勸說催促，我都執拗地不肯進校園。直到八歲時，眼看身邊的小伙伴們大多都背著書包上學去了，我才主動動了讀書的心思。

那時候的鄉村，沒有幼兒園，更沒有學前班，孩子們一踏入校園，直接就上一年級。我的啟蒙老師，是上五龍的周正乾老師。彼時的周老師已年過五十，性子和藹可親，待人溫厚。時至今日，我仍能清晰記起他上課的模樣—— 講起課來聲情并茂、抑揚頓挫，即便高年級的同學偶爾拿他打趣，他也從不生氣，總是笑著擺擺手就過去了。

上一年級那年，班里來了個鄧姓轉學生。巧的是，他的哥哥正好在我們學校任教，具體教哪一科，我如今已記不太清了。只記得有一回，這個鄧姓同學竟在教室里當眾拉了屎，結果被他哥哥嚴厲地揍了一頓。這件事后來成了全校的笑談，好長一段時間里，他都成了同學們課間打趣嘲笑的對象。

上二年級時，教室挪到了一年級的樓上，樓梯是從教室后方繞上去的。那段時光的記憶大多已經模糊，唯獨記得有一回和上五龍一位姓X的女生鬧了矛盾，兩人扭打起來，還是三弟聞訊，噔噔噔跑上樓來幫我解圍，其余的細枝末節，竟都想不起來了。

到了三年級，我們的教室搬到了校門口最靠前的那間干打壘屋里。班主任是來自大池麻窩的向慶友老師，這一年里，最深刻的記憶莫過于班上那場鬧劇——下五龍的陳姓男同學，竟和茶腰的一位田姓女老師起了爭執，鬧得不可開交，這事在當時的校園里，可是傳遍了的。

四年級這一年，記憶像是斷了線的風箏。秋季學期我轉去了銀江上學，年后才轉回五龍小學。至于回來后坐的是哪間教室，班主任又是哪位老師，腦子里竟是一片空白，那一年班里發生過什么事，更是半點都記不起來了。

五年級時，教室換到了干打壘屋子的中間那間。班主任是向應彬老師，數學則由向應光老師教。也是在這一年，陳進貴老師來到了我們班，教的好像是歷史課，反正不是主科的語文和數學。而這一年的種種，卻在我的記憶里刻下了極深的印記，至今想來，依舊清晰。

班主任向應兵老師，身體不是太好，常是一副病殃殃的，對學生要求卻是十分的嚴格。那個年代，清潔衛生工具都是學生自帶，一般都是用竹枝扎成叉頭掃把帶到學校，班上有兩個山腳渡的學生，年齡比我們大，上五年級時，差不多是十五六歲了，學校轄區范圍內，就數山腳渡的竹子最多，可他們兩個卻偏偏不帶，班主任問起，他們反問國家哪條法律規定學生讀書要帶叉頭掃把，班主任拿他兩個沒法，最后不了了之。

數學老師何文忠老師，聲音洪亮，人也特別兇，特別是他的科兜，很多學生都怕，不過記憶中，我好像沒有被他打過科兜。

歷史是陳進貴老師，與我同輩，覺得那個時候并不怕他，記得有一次，課間時分，我在黑板上寫他的名字，下一節課剛好是他的課，上課時我急擦掉了部分，只剩一個貴字，這一舉好像被他發現了，他叫我起來，問我是不是在黑板上寫了他的名字，我哪敢承認啊，只好說沒有，他又說，我看到你擦的，非要我承認在黑板上寫了他的名字，可我拒不承認，并且說我寫的是貴州省，把后面的字擦了。見我拒不承認，他也拿我沒辦法，這件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自然是一個叫付天輝的年輕女老師上的，人長得漂亮，聲音也特別溫柔，很多學生都不怕她。

從1983年開始，尚嵇區所屬的七鄉一鎮所有小學的分批實行小學六年制學習，新民鄉是從1983年開始的，而馬坪鄉是從1984年開始，我是屬于馬坪鄉的第一批六年制學生。那時的尚嵇中學區屬重點中學，是面前全區招生的，只有成績優秀的學生，才能進入，為了招收到優秀的學生，每年小升初的考場都是設在尚嵇小學。

1989年的小升初，算是一段特別的經歷。那年馬坪鄉沒有應屆小學畢業生，鄉里便從各校抽選了一批學生，讓我們去尚嵇參加升學考試。不過這場考試的目的并非升學，只是一次區域性的學業摸底測試。

我從小學三年級起，就常代表學校或鄉里去參加各類競賽活動，這一次，自然也被列入了抽選名單。彼時的尚嵇小學，就坐落在如今尚嵇陳公祠的右側，尚嵇區教辦的辦公地點，也與學校緊緊挨著。

因為心里沒有半分升學的壓力，我提筆作答，沒一會兒就把試卷寫得滿滿當當。放下筆后，倦意陣陣襲來，索性便趴在桌上睡了過去。監考的是一位女老師，她瞧見我伏在桌上，便輕輕走過來詢問是不是身體不舒服。我搖搖頭，說自己沒生病。女老師看了看我早已答完的試卷，便沒再多說什么，只是放輕腳步，轉身走開了。

小學六年級那年，我們的教室設在剛完工沒多久的小青瓦房里，就在校園左側靠近主教學樓的那一間。時任班主任的，是剛調來學校不久的周國智老師——他年輕有為，滿肚子學識，一手字也寫得俊秀有力，是個極有才華的人。

周老師總愛給我們講《水滸傳》里的人物，那會兒我們鄉下孩子極少有機會接觸小說，每次講到宋江，他都會義正詞嚴地批判：“宋江就不該投降，他就是個投降主義者！”可這位有才的老師，性子也帶著幾分凌厲，除了幾個年紀稍大、膽子又肥的同學，其余人都怕他，我也不例外。

我至今記得被他打過一次，那是我整個小學階段僅有的兩次被老師批評體罰之一，不過這事確實事出有因。小時候我個頭矮小，和上五龍的陳同均差不多高，是班里最矮的兩個，每次集合站隊，排頭不是他就是我。那會兒我的成績雖算不上頂尖優秀，但在整個馬坪鄉同級學生里，總能名列前茅，幾乎每次考試或是競賽，都能拿下第一。也正因如此，我自然而然成了老師的小幫手，抄題、批改作業是常有的事，幾乎每天都要把題目抄在黑板上，往往一抄就是滿滿一整塊黑板。

有件事我至今沒忘。一次放學集合，是大茅坡一位姓蔡的老師組織的。陳同均和另一個同學站在第一、第二的位置，我站在第三。蔡老師在講臺上吹了好幾聲集合哨，那兩人卻還在互相打鬧嬉戲，完全沒把集合當回事。這一下徹底惹惱了蔡老師，他大步跨下旗臺，二話不說就一把抓住我的衣領——明明犯錯的不是我，可他偏偏揪了我——像提雞毛毽子似的把我拎到旗臺上，狠狠往地上一摔。我當時就懵了，站在原地沒動，只覺得滿心委屈。那會兒年紀小，不懂什么后果，爬起來就抱起旗臺上的一塊石頭，徑直朝蔡老師砸了過去。

這一舉動徹底點燃了蔡老師的怒火，他當即就要當著全校師生的面動手懲罰我。就在這節骨眼上，班主任周老師恰好撞見，連忙沖過來把我拉進了辦公室，才算暫時幫我解了圍。只是班主任并不知道實情，見我竟敢用石頭砸老師，便認定是我的不對，在辦公室里狠狠打了我一板，還讓我請家長來學校。我心里滿是委屈，可哪敢把這事告訴父母呢？到最后，我終究沒去請家長，而周老師之后也沒再追究這件事。

也是在那一年，周老師把自己的弟弟帶到我們學校就讀。為了幫我們提高成績，他常常在周末義務給我們補課，有時候還會要求我們上晚自習。只是那時候的晚自習，多半時間都被我們用來貪玩了。

記得有一次，山腳渡的劉培友不知從哪里弄來了一支火藥槍，晚上就帶著我們一群人去野外打野兔?，F在想來，那不過是裝裝樣子罷了，憑著我們那點本事，哪里能打得著野兔？還有一回是星期天補課，還是劉培友牽頭，竟然帶著我們跑去鉆山洞探險，現在回想起來，那會兒的膽子是真不小。

我們的數學老師是向應光老師，他平日里言語不多，性格溫和。因為我成績突出，也常幫他抄題。向老師家住在下五龍，他的父親也是一名小學教師，或許是彼此太過熟悉的緣故，我并不怎么怕他。

教我們自然課的，則是剛到學校任教的周朝烈老師。時至今日，想起周老師，我心里仍不免有些慚愧。那會兒，他總愛自己動手制作各種教具帶到課堂上，想讓我們更直觀地理解知識，可年少的我們不懂他的用心，反倒覺得這是“不務正業”。記得有一次班里組織晚會，輪到我發言時，我竟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說了些對他不滿的話，當場就讓場面變得十分尷尬。這件事，我至今想起來都滿心懊悔。

如今，小學畢業已過去三十五年?；赝?，我的小學老師們境遇各異，想來不免心生感慨。其中不少老師已經離世，有的走了很多年，比如我的啟蒙老師周正乾老師；有的則剛剛離去，就像此前在大隊加工房與父親共事、后來轉行從教的陳進貴老師。還有些老師，因計劃生育政策早已離開了心愛的講臺，比如班主任周國智老師；有的早已光榮退休，如何文忠老師；也有幾位仍堅守在教育一線，繼續向學生傳授知識，比如當年教我們自然課的周朝烈老師，如今還在私立學校任教；另有一些老師改了行，像是曾經教過我們體育課的雷華杰老師，早成了一名專職醫生。

三十五年光陰匆匆，那些校園里的喧囂與青澀、老師的教誨與包容，都已沉淀成歲月里最珍貴的寶藏。曾經懵懂的孩童已然長大，而老師們的身影，或清晰或模糊，都深深鐫刻在記憶深處。這份師生情誼，跨越時光，溫暖依舊。值此年末歲尾，回望來路，感恩遇見的每一位恩師，也愿那些逝去的師長安息，健在的恩師平安順遂。舊時光雖已遠去，但這份懷念與感恩，將永遠伴隨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