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被告人吳某某系上海某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與時任某公安局某分局食品藥品環境犯罪偵查大隊隊長張某某（另案處理）系朋友關系，往來頻繁，張某某曾多次為吳某某介紹知識產權代理案件。2022年8月至9月期間，吳某某經與張某某事先通謀，在該大隊辦理的兩起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過程中，借助張某某的職務行為及其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接受請托人的請托，為犯罪嫌疑人在變更刑事強制措施、獲得從輕處罰、傳遞案件信息等事項上提供幫助。在此過程中，吳某某先后多次收受請托人給予的人民幣、手機等財物，價值合計人民幣560萬余元。后續，吳某某向張某某明確表示將平分違法所得，但在張某某不知情的情況下，截留了其中價值320萬余元的財物，僅將剩余240萬余元與張某某平分，即實際分給張某某120萬余元。

另查明，請托人明知吳某某與張某某的特殊關系，也清楚吳某某系利用張某某的職權辦理請托事項，相關費用均由請托人與吳某某直接協商，但請托人對吳某某收取財物后的具體支配情況并不知情，也未參與其中。此外，吳某某還存在洗錢、單位行賄等其他犯罪事實（相關事實略）。

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7日作出（2024）滬0117刑初856號刑事判決：被告人吳某某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十萬元（其他判項略）。宣判后，各方均未提出上訴、抗訴，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來源：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法院（2024）滬0117刑初856號刑事判決（2024年12月27日）

裁判要旨：國家工作人員的密切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實施受賄行為過程中，在國家工作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截留部分請托財物占為己有的，其就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占有的請托財物部分成立受賄罪共犯，就自己截留的請托財物部分成立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應當依法予以數罪并罰。

二、共同受賄的認定核心：概括故意與主客觀一致原則的堅守

作為長期從事刑事辯護與法學研究的專業人士，我認為本案中受賄罪共犯的認定，精準把握了共同犯罪的核心構成要件，尤其凸顯了概括故意理論與主客觀一致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的應用價值。實踐中，國家工作人員與密切關系人共同受賄的情形往往較為隱蔽，雙方未必對受賄的具體金額、時間、形式等細節作出明確約定，此時如何認定共同故意，成為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關鍵。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條第二款規定，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從該規定不難看出，共同受賄的成立，核心在于“通謀”與“共同占有”兩個關鍵要素，而“通謀”所對應的主觀心態，并非必須是對所有犯罪細節的明確認知，概括故意同樣可以成立共同故意。

具體到本案中，吳某某與張某某事先就為請托人謀利并收受財物達成了通謀，吳某某后續也明確向張某某提出平分違法所得，這就表明雙方已經形成了共同受賄的主觀合意。雖然張某某對吳某某收受財物的總金額并不知情，但這并不影響共同故意的成立。因為在共同受賄案件中，只要國家工作人員對密切關系人利用其職務便利謀取利益并收受財物的行為有概括性的認識，并且積極追求或放任這種錢權交易的發生，就可以認定為概括故意。這種概括故意的認定，既符合共同犯罪的理論邏輯，也契合司法實踐的現實需求——如果要求國家工作人員對每一筆受賄的具體細節都了如指掌，無疑會大大降低受賄犯罪的打擊力度，難以實現刑法懲治腐敗的立法目的。

而在犯罪數額的認定上，本案更是嚴格遵循了主客觀一致原則。主客觀一致原則是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要求認定犯罪必須兼顧行為人的主觀認知與客觀行為。本案中，吳某某向張某某承諾平分違法所得，在張某某的主觀認知范圍內，吳某某獲取的好處費應當與自己實際得到的金額相當。因此，法院以張某某實際收受的120萬余元為基礎，認定雙方共同受賄的數額為240萬余元，這一認定方式既沒有超出張某某的主觀認知范圍，又客觀反映了雙方共同占有的財物數額，實現了主觀故意與客觀行為的精準匹配。反之，如果以吳某某收受的560萬余元全額作為共同受賄數額，就會將張某某不知情且未實際占有的320萬余元也納入其犯罪數額，違背了主客觀一致原則，屬于客觀歸罪，這在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中都是不可取的。

三、截賄部分的定性關鍵：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構成要件解析

本案的另一大爭議焦點，在于吳某某截留的320萬余元財物應當如何定性。有觀點認為，吳某某的行為屬于共同受賄后的分贓不均，應當全額認定為受賄罪，而不應單獨認定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但結合本案事實與法律規定來看，法院對該部分財物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罪處罰，是完全正確的，這一認定精準區分了受賄罪共犯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界限。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第一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從該規定可以看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核心特征，在于行為人利用與國家工作人員的特殊關系所形成的影響力，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并收受財物，而國家工作人員對行為人收受財物的具體數額（尤其是截留部分）并不知情，也未共同占有該部分財物。

具體到本案中，吳某某作為與國家工作人員張某某關系密切的人，其能夠順利接受請托并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核心在于其利用了張某某的職權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正是因為吳某某與張某某的特殊關系，其才能違規出現在刑事案件抓捕現場及公安機關辦案場所，進而讓請托人相信其有能力完成請托事項。從請托人的角度來看，其主觀上具有雙重故意：一方面明知吳某某與張某某的特殊關系，希望借助張某某的職權謀取不正當利益；另一方面也認可吳某某的中介作用，對吳某某是否將財物轉送給張某某、轉送多少并不關心，只要能完成請托事項即可。這種雙重故意，為吳某某截留財物并單獨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提供了前提條件。

更為關鍵的是，張某某對吳某某截留320萬余元財物的事實并不知情，也未實際占有該部分財物。共同受賄的成立要求雙方具有共同故意且共同占有財物，而在截留部分的財物處置上，吳某某采取了隱瞞手段，張某某既沒有共同占有該部分財物的主觀故意，也沒有實際占有該部分財物的客觀行為，因此該部分財物不能認定為共同受賄數額。相反，吳某某正是利用了其與張某某的密切關系所形成的影響力，單獨截留并占有了該部分財物，完全符合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構成要件。因此，法院對該部分財物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罪處罰，既符合法律規定，也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

此外，本案中對吳某某以受賄罪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數罪并罰，也具有重要的司法指引意義。實踐中，密切關系人在共同受賄過程中截留財物的行為較為常見，如何準確區分一罪與數罪，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問題。本案的判決明確了這一問題的處理原則：對于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占有的部分，以受賄罪共犯論處；對于截留的、國家工作人員不知情且未共同占有的部分，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論處，兩罪并罰。這一處理原則，既避免了將截留部分簡單認定為共同受賄的客觀歸罪，也避免了將整個行為僅認定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而輕縱犯罪，實現了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的有機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