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90年代美國記者何偉曾經在重慶涪陵教書，較深接觸了中國社會和民眾，這一獨特經歷加上外部觀察者的身份，以及相對客觀的姿態，讓他在厭倦尬黑和夸夸的讀者中得到相當多的好感，很多主流媒體也對其備受推崇。我接觸比較晚，可能期待比較高，他的成名作《江城》在我看來沒什么文學價值，可能有記錄的價值，但是也屬于比較淺薄的觀察，字里行間掩蓋不住老西的傲慢與偏見。同樣旅美寫美的林達和王小波他們的作品如果在美國被翻譯恐怕不會受到同等推崇，大概是因為中國人太渴望一種外部視角和“世界性”定位，也欠缺這方面的比較有營養的信息，所以會更加寬容。
這種推崇背后大概還有某些微妙的心態，也就是把何偉當成代表“溫和的聲音”的一個文化符號，可能絕大部分中國人對于宏大敘事會有一些本能的隔閡、不信任——基于日常生活的、經驗主義的部分理解與共存甚至會主動參與，但不完全信任。
那么，“人文關懷”就是一個必要的補充和替代，因為它不抽象，但可以扮演個體的利益和權利的理論后援的角色，寫得好不好，觀察是否深刻獨到，好像也不那么重要了。在這種心態下，我們需要讓他的這種觀察保持在一個可通約可交流的文化、審美范疇內，也就會進行適度的去政治化，從而在這類聲音背后假設存在一個更高的普適性的力量或者參考系。因為我們很容易就能直覺到普遍性是更好的，特殊性多少是有問題的。
但阻礙我們獲得普遍性的，恰恰是溫情的想象，它預先策略性地假設了雖然世界破破爛爛但有一個失去的和諧圖景以及安全的解決方案。在這里個體經驗可以被尊重，但必須被相對化，被拆解為一系列彼此并列、孤立的東西，這樣的對象不再被現實殘酷地撕裂和穿透，不再可能向著新的總體性開放，也不再可能從其已經陷入的總體性圖景中被解放。
顯然，哪里的和尚都應該好好念經，當代中國人的文化主體性依然是不夠的，我們的確需要生活與歷史的活生生的聯系，但我們不敢主動創造這種聯系，咬緊那些矛盾，甚至我們不敢觀察、認識，恰恰是因為我們往往只是以一個消費者的心態，因為安全地躲在或樂觀而空泛的、或悲觀而畏葸的“文化”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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