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生前,或是不免太自卑,亦或是太要面子,其實散布了好些不實傳聞。最有名的一樁,說初戀女友嫌貧愛富,對他用完即棄,利用他跳出農村,結果“上岸第一劍,先斬意中人”,其實壓根不是這么一回事。這些年來,成為眾矢之的的路遙“前女友”李虹女士尚還在世,完全蒙受著“不白之冤”,給她生活帶去了很多困擾。只不過,故人已去,是非曲折爭又何益,且雙方都有家人,林虹女士似乎頗有顧慮,不愿意公開翻舊賬,打葛藤生事端,破壞故人的形象,始終拒絕出面說明,亦或許自覺是“無名小卒”一枚,愿意兀自擔著委屈罷了。
關于路遙與初戀女友林虹的感情史,現在流傳的通行版本是這樣的:林虹是北京知青,69年插隊延川,與路遙相識,并有了戀愛關系。2年后,“銅川二號信箱工廠”到當地招工,這可以說是彼時年輕人“翻身”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因為進去以后意味著“吃皇糧”,端上“鐵飯碗”了,對于農村知青而言尤其如此。路遙林虹兩人都報了名,結果體檢時林虹不合格,路遙給選上了。最終,路遙為了愛情,放棄了這個至為寶貴的機會,讓名額讓給了林虹。而林虹到銅川工廠后,日漸看不上“農民”路遙了,為了更好的出路移情別戀,轉身投向廠里一位前途無量的同事懷抱,殘忍地拋棄了路遙。路遙曾為此痛不欲生。這個“故事版本”,出現在幾乎所有路遙傳記里,近些年幾乎成為一個當代文學常識。據說,這個版本的出處源頭,就來自路遙本人,是他對身邊好友講述的慘淡回憶。也是由此,知青林虹差不多了一個眾人口中的女版“陳世美”,為了那點物質利益,可以棄愛情如敝履,重擊全身全意為她的戀人也在所不惜。
當實際上,實情可能并非如此。因為事件的另一當事人林虹還在世,現年不過70余歲,她口中的版本完全不是一回事。據名教授程光煒說,就在前幾年,在一個“延川北京知青微信群”里,有人舊事重提,林虹恰在群中,終于沒忍住首度“非公開回應”。她很明確地說,1971年春那次工廠招工,要的是“一個普通話較好的播音員”,而她本人就來自北京,一口子字正腔圓的普通話,且又曾在縣里做過播音員,所以毫不費勁就給錄取了;而路遙操著一口濃重的陜北口音,如何會考上播音員?所以,她糾正道,社會上紛傳的所謂“路遙出讓進廠名額”這個事是不實的。而且她自己所謂“移情別戀”,也是另有隱情,只不過“不足為外人道也”。林虹這個“現身說法”,其實才是符合“真相”的。事后,程光煒曾專門做了查閱和調查取證工作,大抵可證實林虹所言非虛(《史料的前途》,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版,頁133)。
實際上,只要稍加思索,也能明白路遙的說法站不住。因為即便是那個年代,招工也不可能有“讓名額”之事,更何況是讓給特定的人。而且那個時候,招工指標往往有特定的人員對象,比如招知青就不會招農村青年,至多就是招北京知青時按比例搭幾個本地知青。所謂“讓名額”就只能是放棄這次招工,沒有讓名額一說,也沒有這個可能性,這是彼時的社會常識,可偏偏似乎所有人信之不疑。這或許也與當事人林虹女士的“默認”有關。我們可以知道,在過去的30多年,也就是路遙成名之后,尤其是去世之后,一直有很多人想去采訪林虹,想多了解一點路遙的過去,可林虹全部拒絕了,從未出來講過路遙一個字。當然也就未聞她說過路遙一句壞話。路遙的前妻林達女士,亦是如此沉默。這兩位曾經的“閨蜜”,作風如出一轍。這或許就是她們理解的“體面”。
而林虹這一次,也就是2019年那回群聊里頭,她何以會突然打破沉默,在一個小范圍的“熟人圈”內做一個正式澄清呢?我以為程光煒教授推測得很有道理,那就是她畢竟年紀大了,也是70多歲的人了,無論內心有多淡定,實際還是不太愿意永遠背著這個“罵名”到地下去,所以有意在有生之年有所辯白,但又還是不想大范圍“公之于眾”以正視聽,是很矛盾猶豫的心理。她過去數十年一言不發,極可能是要照顧到家人感受,因為她與丈夫(也就是當年工廠那位“軍代表”)感情一直甚好,并有了子女。更別說,路遙生前,她大概率也是要照顧舊日戀人的顏面,畢竟他是那么要強愛面子的陜北漢子,絕不愿相信人家當年是感情淡了才分手,是遭再度“拋棄”了,一口咬定她是出于功利考量。所以他后來那么拼了命發奮寫作,一心要出人頭地,也未必沒有那種要證明自己“能行”的動因。這其實也是人之常情。當代知識分子,清高淡泊狷介如黃永年,當1988年也苦盡甘來,從之前“挑河泥差點兒丟了小命”的牛鬼,翻身當上“代表”時,也是禮堂那歌一響,當場“我的眼淚差點兒流出來”,大呼“老子也有今天!”(《黃永年先生編年事輯》,中華書局2013版,頁198)。一個熟讀二十五史自詡能堪破古今帝王將相所有煙霧罩的史家,都能憋到這個地步,也就難怪路遙及其“黃門侍郎”德勇會那么不矜持了。
實際上,按照程光煒推測,路遙他們這對戀人突然分手,可能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阻力,在硬生生地棒打鴛鴦,只是路遙自己不大清楚,林虹不愿意去說。這個阻力,就是來自女方家族尤其是父母的強力反對。只因為,在那個年代,林虹一個北京女知青,家世還并不一般,而路遙不過一介陜北荒瘠農村的農民,窮得叮當響不說,身份上也極其不匹配的,林虹倘若真的嫁到當地,落戶為路遙家的一員,就意味著此后余生絕大概率將成為本地農民。這是她們那種家庭萬萬不能同意的。據說,路遙曾專程進京見過林虹父母,他們也沒有為難路遙,但是沒有松口。按林虹“親友團”的說法,“這個陜北小伙子真不錯,但如果是和我閨女,我不同意”(邢儀《延川插隊往事》,中譯出版社2015版,頁292)。這也是為什么,待1977恢復高考,那么多困于淺灘的“天子驕子”,回城上大學后,紛紛然一手寫論文,另一手寫休書,痛并快樂地斬絕糟糠之妻,那個“村里的小芳”,周國平那本自傳《歲月與性情》把那份心境袒露的很明白,盡管他老人家最終原諒了自己,主要諉之為“時代錯誤”,還不忘“我判決自己誠實”。
所以,最可能的原因,或許就是林虹家長強烈反對這樁戀愛,強迫她切斷,林虹則是被迫“背叛”。只不過,為了照顧路遙面子,林虹及其家人可能從未對路遙本人這么表示過,也就導致路遙一直誤以為是林虹“嫌貧愛富”。而在陜北的風俗習慣里,男人的顏面是特別重要的,或許是路遙本人的講述有意掩飾尷尬,亦或者是早期那三部路遙傳記的作者由于都是路遙好友,“出于不自覺的情感傾向”,很自然地將這段夭折的感情,歸咎于“林虹的背叛”,從而有了“路遙出讓名額”并且“林虹用完即棄”的那個通行故事版本。這樣的推斷,顯然是很合情合理的。不然,林虹這樣一個人,當初都愿意放棄所有,準備跟著一窮二白的陜北農民長相廝守于黃土地了,怎么又突然驀地變了一個人,將物質條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了?這樣的“人設”,前后很是矛盾,是完全割裂的兩個人,從邏輯與情理上都是說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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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了,路遙應該一輩子都沒忘記林虹。1987年春,他入京辦護照,曾在王府井偶遇林虹,同舍友人回憶他那一晚都很亢奮。再后來,他終于意得志滿,覲京拿茅獎, 會后剛回到下榻的房間,就接到“一個陌生女人的電話”,自稱“一個熟悉的老朋友”,并且已在馬路對面的電話亭等他,一襲紅衣。按高建群的說法,這個女人其實就是林虹(《守望路遙》,太白文藝社2007年版,頁17)。
據說,那時的路遙,“扔下電話,瘋子一樣跑下樓,橫穿馬路而過”,車流如織視而不見,就為了立馬要見到那位16年未遇的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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