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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舉行南京法院2025年度典型案件發布暨頒獎會，集中發布了過去一年審結的十大典型案件與十大優秀案件。其中，賣紅薯老人收到假幣采取自助行為被訴損害賠償案入選十大典型案件。

2023年2月17日，原告王某某在某農貿市場向年齡已75歲的被告滕某某購買紅薯時使用假幣被發現。滕某某及其女兒為將王某某扭送公安機關，在控制過程中致使其面部受傷。

公安民警趕到現場后，查實王某某非法持有和使用假幣600元，故對其處以行政拘留7日的處罰。后王某某以健康權受到侵害為由起訴要求滕某某及其女兒賠償損失168253.06元。法院最終駁回原告訴訟請求，認定老人及其女兒的行為屬于正當自助。

這份判決，還了賣紅薯老人父女倆一個公道，也向社會傳遞一個清晰信號：合法權益受侵害時，在合理范圍內采取自助措施制止不法，法律會堅定地站在正義一方。這樣的司法導向，正在破解長期困擾社會的道德困境。

“法不能向不法讓步”，這是筑牢社會秩序底線、凝聚法治信仰最基本的準則。承辦法官靳德華的這句話，讓許多曾在類似困境前感到迷茫和委屈的普通人，心頭為之一振，感到自己背后有了堅實的依憑。

謝謝靳德華法官，您又讓我相信法律了。

這份判決，與重慶億萬富翁何某某起訴多家媒體及自媒體名譽侵權、渝北區法院一審判決媒體全部敗訴的判例相比，真是云泥之別。

收到假幣的75歲賣紅薯老人，和他在慌亂中為抓住騙子而使其受傷屬于正當自助的故事，之所以能入選年度典型案件，正是因為這個堅實的依憑，為我們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條正義的邊界。

根據公開披露的案情，女子之前已經用假幣欺騙過老人一次，這次故伎重演被老人發現，那一瞬間，抓住她，對老人和他的女兒而言，幾乎是一種本能。這本能里，有對辛勤勞動被踐踏的憤怒，有對騙子可能再次得逞的焦急，更有在最樸素的是非觀驅使下，不讓“壞人”跑掉的簡單念頭。

然而，就是這看似簡單的抓住與控制，在過去，卻可能讓他們陷入無盡的麻煩。就像多年前廣州那個超市老板，因追趕使用假鈔的顧客，對方突發疾病身亡，最終被判承擔20%的賠償責任。當時的判決因“過度苛責守法者”引發爭議，“付假幣逃跑，追不追？壞人使壞，攔不攔？”一度成為又一個困擾群眾的“扶不扶？”。

這些問號，曾是我們社會一道隱隱作痛的道德傷口。它背后是“誰能鬧誰有理”、“誰受傷誰有理”的“和稀泥”邏輯帶來的恐懼。人們害怕，一次出于正義感的出手，會換來難以承受的法律后果和經濟賠償。

于是，“扶不扶”、“勸不勸”、“追不追”、“救不救”，這些本不該成為問題的問題，成了橫亙在人心前的巨石。

2014年春晚小品《扶不扶》那句“人倒了可以扶起來，人心要是倒了就扶不起來了”，之所以能引發億萬觀眾的強烈共鳴，正是因為它戳中了這種普遍的道德焦慮與無力感。

如今，“法不向不法讓步”的司法轉變，讓人們看到了，法律不再讓守法者為不法者的過錯買單，不再讓正義因顧慮風險而退縮。

法院判決書明確指出，老人在公權力難以及時介入的緊迫情況下，為保護自身合法權益、阻止違法行為人逃離而采取的必要的、有限度的拘束行為，屬于法律上的“自助行為”，具有正當性。

這份判決書，沒有去糾纏于拉扯動作是否“過當”的細枝末節，而是旗幟鮮明地肯定了行為本身的性質與目的。它告訴那位收到傳票時“非常驚訝”的老人和他的女兒：你們沒有做錯。更告訴所有潛在的“王某某”們：違法獲利，必將付出代價，企圖再用訴訟來訛詐守法者，此路不通。

這是法治精神在時代語境下被持續激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深融入司法實踐的必然結果。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民法典》的立法目的也包含“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滕大爺父女的行為，正是對“誠信”“正義”價值觀的踐行；法院的判決，則是用司法力量將核心價值觀轉化為社會行為準則。

從《民法典》明確“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到最高法工作報告中一連串“撞傷兒童離開被阻猝死索賠案”好心人不擔責、“小偷逃逸跳河溺亡案”案判追趕群眾無責等案例所宣示的“堅決防止‘和稀泥’做法”，再到本案所援引的關于“自助行為”的規定，這些判決都在傳遞同一個信號：法律既要懲罰不法，也要保護守法者的合理行為，不能讓“誰能鬧誰有理”“誰受傷誰有理”的“和稀泥”做法有市場。

法律的天平，正在堅定地向善行與正氣傾斜，它不再僅僅是一部冷冰冰的規則匯編，而是努力成為一部有力量、有是非、有溫度的生活教科書，旨在“讓群眾有溫暖、有遵循、有保障”。

法律終究需要文化土壤的滋養。再好的法條，如果脫離了對世道人心、公序良俗的體察，也容易淪為僵死的教條。

何為“公序良俗”？它就在老人抓住騙子那只顫抖卻不松開的手里，在路人敢于為受傷孩童阻攔肇事者的身影里，在何某某與多人發生不正當性行為后媒體對其“淫亂”行為的客觀描述里，在任何一個普通人在面對不法時，那份“路見不平一聲吼”的血性里。《民法典》將“不得違背公序良俗”確立為基本原則，最高法要求，涉及公序良俗的爭議案件，要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說理，其深意正在于此：司法裁判，不僅要解個案之紛，更要通世道之情，明人心之理，引領風氣之先。

收到勝訴判決書那天恰逢賣紅薯老人生日，那是他今生收到的“最大的禮物”。而老人已于次年春天離世，這份最終的清白與肯定，或許是對他勤勞、正直一生最好的告慰。這個結局，少了過去類似事件中的悲情與無奈，多了幾分法治蕩滌陰霾后的明朗與慰藉。

南京市浦口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何某某起訴媒體的案子，重慶渝北區法院主審法官李超認為，何某某做再多淫亂的事，媒體都不能用“淫亂”這個詞公開評價他。

同樣是法官，同樣是人民法院，這官與官、院與院比起來，南京市浦口區人民法院的判決讓法律有力量，人民有信仰，重慶渝北區法院的判決則公然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對抗，主審法官李超們哪怕詛咒發誓天打雷劈、也不惜以身試法為違背公序良俗的行為提供保護屏障。

“紅薯案”把“法不能向不法讓步”從一個理念落地為一份有溫度的判決，讓我們看到，司法不僅要定分止爭，更要明辨是非、懲惡揚善，用一個個公正的判例滋養法治信仰的文化土壤。

當“法不向不法讓步”成為社會共識，當法律與人心中的那桿秤同頻共振，當公序良俗融入司法裁判，當善意與正義總能得到法律的守護，人們才能放心地踐行美德、維護正義。

那時，“付假幣逃跑追不追”不再是問題，“路見不平該不該管”不再有爭議，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善良有后盾，正義不缺席。

這，正是法治社會應有的溫度與力量，也是司法守護下，社會秩序最堅實的底線。（作者：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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