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醫藥創新能力遷移，西方警覺，東方如何下好先手棋？

2025年，美國的創新藥授權交易50%來源于中國。伴隨著這個“戰績”的是歐美對其在藥物研發的創新領導力可能旁落的焦慮。

這份焦慮，并非空穴來風，與上世紀末美國制造業空心化的歷史進程驚人地相似。彼時，西方企業為追求極致效率和利潤，將大量生產環節外包給成本更低的其他國家。今日，類似的腳本似乎正在生物醫藥領域重演。

對應的，中國的創新藥不能陶醉于“被依賴”的短期光環和自嗨，而必須以宏大的歷史和戰略清醒，深刻看到這背后的趨勢變遷，預判可能的防御乃至反擊動作，并果斷下好自己的先手棋。

01

歷史鏡像，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實驗室”

美國制造業空心化的軌跡，為我們提供了審視當下生物醫藥領域創新能力轉移的絕佳視角。

20世紀末，美國企業將勞動密集型和中低端制造外包給第三世界國家，只保留研發、品牌和高端設計在國內。

短期內，企業利潤飆升，華爾街歡呼。但隨著時間推移，本土制造基礎被削弱，工程師隊伍萎縮，最終在高端制造領域面臨挑戰，甚至失去產業鏈韌性。

這兩年大型藥企為加速研發、降低成本、利用中國龐大的優質的產業鏈資源，將臨床前研發、臨床試驗、CDMO服務等環節大規模轉移至中國。

同樣是資產輕模式，可能的代價是創新能力流向東方，而西方保留了分子和商業權利。但中國在承接外包過程中，學習并掌握了深層次的方法論、過程知識和下一個管線的開發能力。

承接外包的中國企業，并非簡單復制，而是在學習中不斷創新。逐漸從從來料加工轉變到自主研發，從制造到智造，成為全球醫藥創新的不可或缺甚至引領的力量。中國已建立的高效的研發流程和系統，可以把 創新藥的研發周期成數量級的縮短。

早在去年8月Alnylam前CEO John Maraganore就看到了這種創新能力轉移可能帶來的戰略失衡。西方大藥企擔心他們正在無意中培養一個未來足以與自身抗衡，甚至超越自己的強大生物科技競爭對手。

02

趨勢預判，西方會如何出牌？

可以預見，面對這種創新的遷移，大藥企可能在多個層面采取糾偏行動。

收緊合作門檻與精挑細選，合作將更趨審慎，更多聚焦于成熟資產或特定細分領域，而非早期、顛覆性的平臺技術。技術審查將更嚴，以防核心技術外泄。

強化自主可控與本土回流。一方面，在協議中加入關鍵研發和生產本土化與近岸化的條款；另一方面，加大對本土初創企業的投資，并對核心技術采取更嚴格的保護措施。

重建內部研發能力，加大內部研發投入，重建或強化被外包出去的關鍵技術平臺，以確保核心競爭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組建戰略聯盟以抵御風險，推動多巨頭間的合作，構建更緊密的生物科技戰略聯盟，以分散風險，減少對單一國家的依賴。

加強對中國企業在西方市場活動的審查，中國生物科技企業在海外的投資、并購、人才引進等活動，可能面臨更嚴格的審查和限制。

03

破局，如何下好“先手棋”？

跳出短期視角，以更宏大、更前瞻的戰略思維下好“先手棋”，確保我們不僅能承接歷史賦予的機遇，更能實現真正的自立自強，甚至引領全球創新。

立足源頭，筑高技術壁壘，從跟隨者到定義者！不再滿足于fast follow，而是將重心轉向更具原創性、突破性的、0到1的創新。在新靶點、新作用機制、新治療理念上取得突破，成為技術定義者。

大力投入底層科學研究，夯實從早期發現、CMC、臨床開發到生產的全鏈條能力，尤其是在AI藥物設計、基因編輯、細胞與基因治療、新型疫苗等前沿領域，建立自主可控的平臺和技術體系。

鞏固全球專利布局，提前進行全球性高價值專利布局，構建堅實的知識產權保護網，確保自主創新的商業價值和國際競爭力。

在產業內部，要鑄就產業韌性，降低外部依賴的風險，推動國產替代，加速關鍵研發設備、試劑、耗材及核心生物材料的國產化進程，構建多元化、高韌性的供應鏈，抵御外部沖擊。

在產業生態方面，促成國內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的深度融合，形成高效協作的產業集群。從基礎研究到臨床轉化、從CRO/CDMO到終端產品，構建全生命周期創新生態。

在合作中，不再滿足于提供成本優勢或臨床加速，而是能夠提供大藥企難以復制的、具有獨特價值的創新解決方案和技術平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價值貢獻者。

在特定技術或產品領域，從以往的被許可方升級為主導方或共同發起方，甚至反向輸出技術和模式，引領國際合作方向。在某些重大疾病和全球公共衛生議題上，積極貢獻中國創新的技術、產品和解決方案。

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會押韻！

中國藥企必須抓住這一歷史機遇，以清醒的戰略頭腦、果敢的行動力，承接住創新能力流向東方的歷史饋贈，更要在此基礎上實現真正的自立自強和全球引領，書寫中國科技史的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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