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Pixabay

撰文｜張榆澤

當牛津大學出版社將“憤怒誘餌”（Rage Bait）選為2025年的年度詞匯時，一種集體性的受害者敘事正變得越來越廣泛。

這個詞所隱含的圖景，是大眾被描繪成一群在數字海洋中游弋的無辜魚群，被某種看不見的險惡力量用精心設計的鉤子釣起。媒體的解讀大多遵循這一路徑，將矛頭指向平臺的流量原罪。這種清晰劃分善惡的方式讓人感到舒適，好像我們都是清醒的，只是被技術蒙蔽了雙眼。

如果剝離掉“誘餌”這個充滿欺騙性的隱喻，我們會發現一個被忽略的底層邏輯，即這一現象的根源并非單純的互聯網技術與算法，而是根植于人類古老的心理結構與行為模式之中。它在不同語境中反射出的，是我們在原子化社會中無處安放的道德優越感、被壓抑的階層焦慮，以及一種渴望通過“共同的恨”來確認“我們是誰”的生存本能。

01 作為娛樂的道德確認

社交媒體上的“憤怒”究竟是什么？當我們談論這個話題時，不能將其僅僅視為數字時代的特產。

回顧傳播史，憤怒誘餌這個詞所指摘的并不新鮮。早在19世紀末，普利策與赫斯特的報業大戰中，夸張驚悚的標題、煽情的犯罪故事和駭人的配圖，歷史上的“黃色新聞”精準地撩撥著大眾的神經，旨在博取銷量；到了20世紀，一些談話電臺總是樂于呈現極端的觀點和猛烈的爭吵，電視真人秀更是將沖突視覺化，原本私密的家庭撕扯搬上舞臺，供大眾審判取樂；即便在算法尚未登場的時代，中文互聯網上的各大論壇，也從未缺席過漫天的謾罵。

在當下，學界關于“新黃色新聞”的討論，不過是這一歷史幽靈在算法時代的某種回響。

這種跨越媒介形態的共性，似乎指向的是我們本身的弱點。從個人視角來看，人們在信息接收與加工時，會本能地傾向于關注那些能激發高情緒喚醒的內容。正如古語所云“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這種對負面信息的敏感度是人類進化中形成的生存機制。因此，“壞消息傳播更快”的現象，有歷史淵源，也更是人性使然。

好萊塢女星詹妮弗·勞倫斯曾坦承，她有一個秘密的社交媒體賬號，專門用來在評論區與陌生人爭論真人秀的劇情。刻板印象中的“網絡噴子”似乎都是邊緣群體，但對于擁有巨大社會資本的人來說，參與瑣碎的沖突依然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數字時代，憤怒不再僅僅是對現實不公的應激反應，更在大多數時候被當做一種低成本的娛樂。

對于多數網友而言，當我們在社交媒體點擊發送的瞬間，實際上完成了一次道德優越感的確認。社會心理學中的“道德宏大敘事”（Moral Grandstanding）理論認為，許多在線憤怒的表達，其目的不在于解決問題，而在于向所在的社交圈展示：“看，我持有正確的價值觀，我與那個‘愚蠢/邪惡’的人不同。”當我們轉發一個展示不良行為或者不同觀點的視頻，并附上激烈的抨擊時，我們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刻意的品味區隔。憤怒，成了一種表演性的手段。

更深層的原因在于，憤怒并非預設在大腦中，而是我們根據社會互動實時構建的概念。隨著人們的注意力越來越難以集中，我們對于情緒的理解也越來越局限。一個擁有高情緒粒度的人，能夠精準區分“惱怒”、“義憤”、“挫敗”甚至“尷尬”。但在碎片化的網絡下，我們越來越傾向于使用“憤怒”這個通用的標簽來解釋所有的情緒不適。

當我們感到被忽視（孤獨）、感到對未來無力（焦慮）或感到自身地位受損（羞恥）時，直接宣泄“憤怒”是最簡單的路徑。互聯網提供了一個簡化的認知模板，即將一切不適歸為外部的敵人。這種機制掩蓋了更細膩、更痛苦的情感需求，讓憤怒成為了一種掩蓋無力感的防御性面具。

因此，并不是算法導致了我們的憤怒，而是當下的生存環境讓我們不得不主動簡化自己的情感模式，讓“憤怒”包裹著更多的情感需求，包括休閑娛樂、緩解孤獨等。畢竟，在原子化的社會中，沒有什么比共同攻擊一個目標，更能迅速獲得（偽）歸屬感的了。

02 被壓抑的與被獎賞的

在跨文化的對比中，我們能更清晰地看到憤怒的社會功能。

在加拿大北極圈的烏特庫因紐特人（Utku Inuit），如果一個成年人發怒，則會被視為像嬰兒一樣心智未開，甚至面臨被群體忽視的社會性死亡。因為在殘酷的冰原上，沖突意味著毀滅，控制憤怒是對生存關系的深度維護。相反，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卡盧利人（Kaluli）在吉薩羅（Gisaro）儀式中，舞者用悲傷的歌聲激怒宿主，宿主則用火把燒灼舞者的背作為回報。這里的憤怒成為一種確認關系緊密程度的神圣儀式。

不同樣本里截然不同的指向，讓我們看到憤怒本身是中性的，關鍵在于文化如何編碼它。

從人類學視角去觀察，我們會發現“憤怒”從未有一個標準答案。它既可以是禁忌，也可以是禮物；既可以是幼稚的標志，也可以是神圣的儀式。互聯網上的憤怒狂歡，更像是現代社會情感規則失調的產物。

正因如此，我們需要首先明確的是，憤怒作為一種正常的人類情緒，本身并不是需要治理或管控的對象；真正需要被審視和治理的，是那個“誘”字。

阿莉·霍克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在《心靈的整飾：人類情感的商業化》中提出，在現代服務型經濟中，絕大多數人（尤其是中下層勞動者）在現實生活中必須出賣對情緒的控制權。互聯網成為了這種壓抑的補償性空間。尤其是男性，在“男兒有淚不輕彈”的社會規訓下，往往將脆弱轉化為暴怒。這種作為宣泄出口的憤怒，具有其社會心理的正當性。

然而，“誘餌”則意味著一種刻意的、工業化的操縱。

有的創作者會專門編排劇本，在家里架設攝像頭，表演“夫妻分雞蛋不均引發爭吵”的戲碼。這種內容之所以能獲得巨大流量，是因為它精準擊中了大眾的情緒痛點。甚至有創作者開發出“騙互動彈窗”——制作假的“未成年人模式”彈窗，將關閉按鈕設計在點贊鍵附近，誘導用戶誤觸。

遺憾的是，目前的互聯網文化既沒有因紐特人的強關系約束，也沒有卡盧利人的儀式化互惠。我們似乎處于一種“懸浮的憤怒”之中，所有帶負面情緒的表達既不維護關系，也不進行深層連接，它只生產數據、流量和帶有偏見的標簽。這種脫離了社會功能的憤怒，不再是某種外部施加的陷阱，而是我們的情感本質在數字時代的異化。

所以面對這場“貓鼠游戲”，當許多人將虛構的、夸張的、甚至偽造的沖突，包裝成現實的切片，誘導公眾投入真情實感的憤怒。對平臺而言，治理的靶心，也應當是這種基于欺騙和操縱的行為，而非公眾的情緒本身。

03 倫理邊界與數字生存的未來

在受害者敘事中，算法往往被描繪成“誘餌”。人們習慣性地認為，因為憤怒能帶來高互動，所以算法一定會無底線地推波助瀾。

這種技術決定論的觀點雖然在道德上令人舒適，但在邏輯上是懶惰的。因為事實往往更復雜，算法既可能擴大憤怒，也擁有抑制憤怒的能力；而平臺出于生態健康的考慮，正在從“流量思維”轉向“生態思維”。

從國內頭部數字平臺的實踐來看，平臺視角的“有毒流量”不僅不能帶來商業價值，反而會破壞社區氛圍，導致用戶流失。因此，針對謠言、同質化博眼球內容、網絡暴力攻擊等問題，平臺建立了一套復雜的識別模型。那些專拍婆媳對立、制造偽事實的“劇本”，一旦被識別就會面臨下架或降權的處理。

更為關鍵的是推薦算法機制本身的迭代，推薦算法并非只看“點贊”和“評論”這些正向指標。現在的算法邏輯是多目標分配的，如果平臺識別出某條內容雖然獲得了高點擊，但引發了大量的謾罵、舉報或負面反饋，也會被打上負向標簽。這意味著，一條引發了巨大爭議和撕裂的視頻，不僅不會因為“黑紅”而獲得更多推薦，反而會因為“負分”權重的增加，在下一輪分發中被系統攔截。

這種生態調節讓引發對立的流量越多，得到的推薦反而越少。比如，抖音會將大模型技術與推薦算法結合，從內容和評論等多維度治理“憤怒誘餌”，強化爭議熱點研判以及對潛在網絡暴力行為的識別，對違規內容和賬號從嚴、從速管控。

當我們厘清了人性的弱點、資本的操縱與技術的博弈后，我們該如何面對這個充滿“誘餌”的世界？

首先，我們必須警惕滑向另一種精英主義的傲慢，即將所有在線沖突一概而論為“誘餌”，這在哲學和倫理上是極度危險的。

這種論調容易導致一種認識論的暴力，即剝奪邊緣群體表達痛苦的合法性。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批評過那種通過羞辱他人來獲得地位提升的“空洞憤怒”，但我們也必須捍衛奧德雷·洛德所說的“正義之怒”。

當弱勢群體抗議系統性歧視時，這種憤怒是變革的燃料，而非流量的誘餌。如果不加分辨地將所有沖突都斥為“腦腐”或“誘餌”，我們實際上是在要求一種死寂的和平，這將抹殺社會進步的動力。

因此，共同遏制“憤怒誘餌”，需要多方的合力。對于平臺而言，需要持續優化算法模型，讓制造對立的生意無利可圖；對于監管方而言，重點應打擊那些編造虛假劇情、操縱群體情緒的“偽紀錄片”式產業鏈；而對于我們每一個個體，則需要一種新的數字生存智慧。

令人欣慰的是，當下用戶開始大規模地從公開的、充滿敵意的廣場，撤退到更私密、更低壓的“客廳”（如親密社群）。研究表明，積極的情緒在強關系中更能促進凝聚力，而消極的情緒更易在弱關系中傳播。

未來的媒介素養，要求我們具備一種二階觀察的能力：當我們在屏幕前感到熱血上涌時，我是真的在為正義感到憤怒，還是在享受這種“休閑性憤怒”帶來的多巴胺？我是在回應一個真實的人，還是在攻擊一個被建構出來的人設？我的憤怒是在建立連接，還是在制造斷裂？

憤怒誘餌作為2025年的年度詞匯，其更重要的價值在于提醒我們注意那些被忽視的情感需求，和被誤解的溝通方式。它遠不能概括我們當下的時代情緒，它像一面鏡子，誠實地照出我們的勇氣或軟弱，并為我們提供重新審視和改變的契機。

（作者系對外經貿大學文學與國際傳播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