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觀察｜徐澤凌:鄉村宴席背后的“面子”與“里子”

馬年的春節，家鄉的宴席風比往年更盛—從臘月廿三到正月十五，紅拱門、流動餐車霸占村口，結婚酒、滿月酒、壽宴、升學宴輪番登場，禮金水漲船高，攀比成風。這場愈演愈烈的宴席潮，早已不是單純的民俗慶祝，而是困住全村人的人情枷鎖。

一、宴席異化，從“情感紐帶”到“經濟枷鎖”

鄉村宴席本是鄉村社會的“喜事符號”，在物質匱乏的傳統鄉村，唯有結婚、老人高壽、添丁進口等人生重大節點，主家才會張羅宴席。彼時的宴席，是鄰里互助、親情凝聚的生動體現：掌勺者為村中手藝嫻熟的鄉鄰，桌椅餐具由村民挨家挨戶湊集，街坊鄰居自發幫忙擇菜、燒火、端盤，一桌家常菜雖無山珍海味，卻滿含煙火溫情。宴席的核心是情感交流，而非形式排場，一場宴席下來，鄰里關系愈發緊密，親情聯結更為牢固。

而如今，隨著鄉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傳統鄉村宴席的內涵與形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重情輕形”的民俗慶祝，淪為“重形輕情”的人情負擔，其異化特征體現在名目、規模、禮金、關系等多個維度，成為滲透鄉村生活的普遍現象。

辦席名目無邊界泛化，宴席淪為禮金回收工具。傳統鄉村宴席的舉辦有著嚴格的民俗邊界，僅聚焦于重大人生節點，而當下鄉村宴席的名目不斷突破傳統，呈現出“事事可辦席”的亂象。新生兒的洗三宴、滿月酒、百日宴、周歲宴層層遞進，仿佛少辦一場便是對孩子的虧欠；老人過壽從六十六、七十到八十、八十四，逢壽必辦，辦席與否成為衡量子女孝順的外在標準；子女升學無論本科、專科還是職業院校，升學宴成為標配，不辦便會遭受鄰里議論；蓋新房、搬新家的喬遷宴之外，就連家庭購置私家車、翻新院墻等日常事項，也成為辦席的理由。更有甚者，部分家庭因常年隨禮產生高額經濟支出，刻意編造“團圓宴”“紀念宴”等名目辦席，將原本承載祝福的宴席，異化為回收禮金的功利性工具，讓宴席失去了原本的慶祝意義。

宴席規模與排場盲目攀比，鋪張浪費現象觸目驚心。傳統庭院小席已然被規模化、商業化的宴席形式取代，村口連片的紅色帳篷、專業的流動餐飲團隊成為鄉村宴席的標配，桌椅、餐具、菜品、音響、裝飾等實現一站式外包，場面規格堪比城市酒店。普通家庭辦席動輒十余桌，人脈較廣的家庭甚至擺至三四十桌，凡沾親帶故者均被納入邀請范圍，宴席的規模成為主家“人脈廣、本事大”的外在彰顯。菜品方面，大魚大肉、海鮮硬菜層層疊疊，主家為了“不丟面子”，往往會超量備菜，剩余兩三成菜品成為常態。宴席結束后，滿桌剩菜剩飯被直接丟棄，一次性餐具、食品包裝袋散落一地，原本整潔的鄉村公共空間變得狼藉不堪。這種盲目追求排場的辦席方式，與鄉村傳承千年的節儉美德背道而馳，造成了食品、物資、人力的嚴重浪費。

禮金標準水漲船高，成為普通村民的沉重經濟負擔。隨禮本是鄉村人情往來的表達形式，核心是“心意”而非“金額”，早年鄉村鄰里隨禮五十、一百元，便已是沉甸甸的祝福。而當下鄉村禮金的門檻不斷抬高，形成了明確的“等級標準”：普通鄰里隨禮起步兩百元，遠房親戚三百至五百元，至親好友一千元起步且上不封頂。對于全年純收入僅四五萬元的普通農村家庭而言，一個春節的隨禮支出少則五六千元，多則上萬元，占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許多外出務工村民，一年的辛苦積蓄大半耗費在人情隨禮上，部分家庭甚至因高額的人情開支，導致子女學費、日常生計陷入拮據。即便如此，鄉村民眾仍不敢輕易拒絕隨禮，在鄉村的熟人社會中，“不隨禮”等同于“不懂事”“斷人情”，社交壓力讓村民不得不被動參與這場人情消費。

主家辦席“賠本賺吆喝”，陷入“不辦不行”的被動困境。外界往往認為辦席主家能通過禮金實現“增收”，但實際情況是，辦席的各項成本居高不下，菜品、煙酒、場地、裝飾、人工等開支疊加，收來的禮金扣除成本后往往所剩無幾，部分家庭甚至需要倒貼資金。即便如此，主家仍不敢輕易不辦席，一方面，數十年隨出去的禮金需要通過辦席實現“回流”，若不辦席，便意味著前期的人情投入付諸東流；另一方面，在鄉村的價值評價體系中，“不辦席”會被貼上“混得不好”“小氣摳門”的標簽，遭受鄉親的指指點點。經濟上的虧損與社交上的壓力，讓主家陷入“辦席賠錢，不辦席丟面”的雙重困境。

人情關系被功利化綁架，鄉村溫情逐漸消解。傳統鄉村宴席是情感交流的重要紐帶，村民圍坐一桌，敘家常、聊生活，傳遞的是真誠的祝福與溫暖的牽掛。而異化后的鄉村宴席，成為一場冰冷的人情交易，關系的親疏、面子的大小，皆由禮金數額與宴席規模來衡量。隨禮金額少會被私下議論，宴席場面小會被認為“沒本事”，不辦席則會被孤立排擠。原本淳樸的鄰里情、親戚情，被金錢與攀比牢牢綁架，宴席上的交流不再是真心的情感互動，而是流于表面的客套寒暄。鄉村社會最珍貴的煙火溫情，在一場場功利化的宴席中漸漸淡去，人情往來失去了原本的純粹與溫暖。

密集舉辦的宴席也徹底打亂了鄉村的正常生活秩序。春節本是鄉村民眾休整、陪伴家人的時間，卻因接連不斷的宴席，陷入“趕席、隨禮、幫忙”的循環中，村民的時間與精力被大量消耗；鄉村公共空間被宴席場地占據，交通、環境受到嚴重影響，原本祥和的春節氛圍，被浮躁的攀比之風取代。

二、深層溯源：為什么宴席之風停不下來？

1.傳統民俗變了味，老規矩成了“枷鎖”

辦席宴客，是中國鄉村傳承千年的民俗文化。婚喪嫁娶、生辰壽誕辦宴席，原本是為了表達喜慶、寄托祝福、凝聚親情，是鄉村社會情感交流最樸素的方式。在物質匱乏的年代，宴席更是鄰里之間互幫互助的最好體現，一家有喜，全村幫忙，大家共享喜悅、共渡難關，這份民俗承載著鄉村最純粹的溫情與善意。

可隨著物質生活越來越富足，這份美好的傳統卻漸漸跑偏了。人們不再關注宴席背后的祝福與溫情，反而一味追求形式上的排場、規模和檔次，把簡單的慶祝儀式搞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隆重。到最后，民俗變成了“必須遵守的規矩”，哪怕心里早就抵觸這種鋪張浪費，也沒人敢輕易打破——畢竟“老輩傳下來的規矩不能破”“別人都這么辦，你不辦就是不合群”，久而久之，傳統成了套在大家身上的“枷鎖”，只能跟著隨波逐流。

2.熟人社會的人情閉環，沒人敢先“退出”

中國的鄉村，是典型的熟人社會。在這里，人情往來是維系關系的核心，隨禮、吃席從來不是單純的消費，而是一種“人情儲蓄”。今天我給你家隨禮，是欠下一份人情；明天你家辦席再還回來，人情閉環就形成了。

鄉村圈子又小又緊密，每一個人都身在其中，沒有例外。要是有人敢主動退出，拒絕隨禮、不辦宴席，立刻就會被貼上“不懂人情世故”“孤僻小氣”的標簽，被整個村子孤立。對一輩子生活在村里的人來說，鄰里的評價、鄉親的看法，比金錢還重要。這種社交上的壓力，比經濟負擔更讓人難受。所以哪怕心里不情愿，大家也只能硬著頭皮參與，最終形成了“人人厭惡，卻人人參與”的怪圈。

3.面子文化作祟，攀比成了“隱形競賽”

在鄉村社會，“面子”是個天大的事。好面子、講排場，是刻在很多村民骨子里的想法。過去大家比糧食收成、比房屋院落，都是實實在在的生活；現在物質條件好了，差距越來越小，人們就開始找新的“面子載體”——宴席的規模、禮金的數額，自然成了最直觀的標準。

誰家辦的席場面大、菜品好，就說明誰家日子過得紅火、有本事；誰家隨的禮金多，就說明誰家重情義、大方。在這種畸形的攀比心理驅使下，大家開始無休止地“加碼”：你辦二十桌，我就辦三十桌；你隨兩百元，我就隨五百元。哪怕超出了自己的經濟能力，也要打腫臉充胖子，生怕被別人比下去、丟了面子。這場沒有盡頭的“隱形競賽”，讓宴席之風愈演愈烈，陷入了惡性循環。

4.基層治理缺位，沒人敢管也沒人會管

面對宴席大操大辦、攀比成風的現象，基層治理往往顯得力不從心。一方面，很多村干部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覺得辦席是村民的家事、私事，不愿管、不敢管——畢竟都是鄉里鄉親，嚴格管理容易得罪人，影響干群關系。還有些干部自己也深陷人情圈子，不僅不帶頭抵制，反而跟風大操大辦，起到了負面示范作用。就算有些村子制定了村規民約，提到了文明辦席、反對鋪張浪費，也大多是寫在紙上、掛在墻上，沒有真正落地。既沒有專門的人監督，也沒有柔性的約束手段，遇到違規辦席的情況，只能口頭勸說幾句，根本起不到作用。沒人管、沒人引導，不良風氣自然就肆意蔓延開來。

三、溫暖破局：讓鄉村人情回歸本真

破解鄉村宴席泛濫的困局，絕不能一刀切地禁止，更不能生硬拋棄傳統。鄉村的煙火氣、人情味，是我們最珍貴的鄉愁。我們要做的，是疏堵結合、柔性引導，讓宴席回歸慶祝喜事、聯絡感情的初心，既留住煙火溫情，又摒棄攀比陋習。

1.民約定規，讓村規民約“從墻上走到心上”

村規民約是鄉村治理的“軟法”，但不能由村干部單方面拍板，得讓村民自己商量著定。可以召開村民代表大會，大家一起討論：哪些事能辦席（比如婚喪嫁娶、老人高壽、子女升學），哪些事不能辦（比如買車、翻新院墻）；宴席最多能擺多少桌，禮金有沒有上限。

制定出來的規矩要接地氣，符合村里的經濟水平和生活習慣。規矩定好后，要貼在村口公示欄、發到村民微信群，讓每一戶都知曉。還可以推選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鄉賢組成監督小組，遇到違規辦席的情況，不搞強硬懲罰，而是上門勸導、談心，讓大家從心里接受并遵守。

2.形式回歸，從“排場比拼”到“情感聯結”

宴席的核心是情感聯結，而非形式與排場，要引導村民剝離宴席的浮華外衣，回歸簡約、質樸的辦席形式，讓宴席重新成為傳遞真情、凝聚人心的載體。宴席菜品以家常菜為主，按需備菜，杜絕鋪張浪費，讓村民在品嘗家常味道的過程中，感受最真實的鄉村溫情。

推廣集體宴席模式，降低單個家庭的辦席負擔。對于同村多家同時有喜事的情況，由村集體牽頭，組織舉辦集體壽宴、集體升學宴、集體婚慶宴等，整合鄉村的人力、物力資源，大家共同籌備、一起慶祝，既保留了宴席的喜慶氛圍，又能有效避免重復辦席、相互攀比的問題；同時，集體宴席可以設置統一的標準，從源頭杜絕鋪張浪費，讓宴席回歸慶祝的本質。引導村民轉變宴席的交流方式，鼓勵宴席上的真誠交談，減少流于表面的客套，讓宴席重新成為鄉村民眾敘家常、聯親情、話鄉情的重要平臺。

3.觀念重塑，用“柔性引導”替代“硬性規定”

鄉村文明風尚的培育與重塑，是一項兼具系統性與長期性的社會治理工程，絕非一蹴而就，治理實踐必須摒棄急功近利的短視思維。基層治理主體應深入踐行群眾路線，主動下沉鄉村、走進農戶，以接地氣、有溫度的溝通方式傾聽群眾心聲，精準把握村民在人情往來中的現實訴求與內在顧慮。針對部分群眾因禮金回收焦慮而固守大操大辦習俗的問題，可通過理性的成本收益核算，明晰大辦宴席“得不償失、勞民傷財”的現實邏輯；針對群眾礙于鄉土輿論、擔憂非議的心理癥結，可依托本土鮮活案例開展示范引領，宣講簡辦宴席、踐行新風尚反而贏得鄉鄰認可的正向實踐，有效破除傳統觀念束縛。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