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號內容同樣精彩，辛苦關注↓

作者：余飛

01

江蘇，人口首次負增長了

該來的，終究還是來了。

繼2024年常住人口首次零增長后，去年江蘇迎來了新世紀以來常住人口首次負增長。

江蘇統計局 披露：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8518萬人。

這一規模相較于2024年，減少了8萬人。減少得不算多，但對于江蘇而言，則意義重大。

作為中國經濟第二強省，也迎來了人口拐點。

制圖：城市財經；數據：江蘇省統計局

相比之下，經濟第一強省廣東以及同處長三角的浙江，人口競爭力依舊非常強勁。

廣東常住人口規模達到12859萬人，繼續創歷史新高，常住人口增長了79萬，比2024年的74萬人口增量更高。

浙江去年常住人口增量31萬，依舊位居全國第二。

制圖：城市財經；數據：各地區統計局

從已公布人口的14個地區人口數據來看，目前有4個地區人口仍在增長，10個減少。

其中四川省常住人口減少量暫居減量榜第一，且2025年四川省人口出現了近十幾年來的首次人口凈流出，具體原因本號在上一篇寫四川的文章中有專門分析。

安徽2024年還有2萬增量，去年減少規模高達41萬人，這一點本號后續會專門寫一篇關于安徽的文章進行分析。

山東2024年常住人口減少量全國第一，去年終于擺脫了此頭銜。不過，依舊減少了37.17萬人，照此趨勢，今年年末山東常住人口規模可能會跌破1億。

廣西、甘肅、湖北的人口也在加速減少中。

關鍵問題來了，作為經濟第二強省的江蘇，為何人口競爭力與廣東差距這么大？為何不如同處長三角的浙江？

02

老齡化、少子化困住了江蘇

事實上，江蘇常住人口開始減少，主要是生得太少，其人口競爭力仍在，人口仍在凈流入。

比如2024年常住人口雖然零增長，其自然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減少了21.3萬人，意味著2024年江蘇省人口凈流入也有21.3萬人，相互抵消，才有了零增長。

202 5年常住人口減少8萬，拆解來看，根據江蘇官方披露的數據， 全年人口出生率4.2‰，人口死亡率7.8‰，人口自然增長率-3.6‰。

以此計算，江蘇去年出生人口為35.78萬人，死亡人口66.44萬人，自然人口減少了30.66萬人，意味著去年江蘇人口凈流入了38.66萬人，凈流入比2024年還高。

同期的廣東，常住人口增加了79萬人，2025年廣東省的自然人口增量29萬，以此計算去年廣東的凈流入人口為50萬人。

浙江出生人口35.8萬人、死亡人口43.7萬人，自然人口減少了7.9萬人，以此計算去年浙江的凈流入人口為38.9萬人。

江蘇人口凈流入量與廣東雖有差距，但與浙江基本持平。

因此，從人口凈流入規模來看，江蘇的人口競爭力猶在。

導致江蘇常住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就是出生人口下滑。

制圖：城市財經；數據：江蘇省統計局

從江蘇省歷年出生人口數據來看，2019年之前基本保持平穩，之后快速下降。

2016年是江蘇進入新世紀后出生人口規模的頂點，這一節點和全國同頻，當年江蘇出生人口77.96萬人，去年只有35.78萬人，數據腰斬。

而死亡人口在2021年之后不斷增加，去年死亡人口達到了66.44萬人。

一減一增之下，江蘇省自然人口變化于2021年轉負。

出生人口下降好理解，全國大勢已然如此。

國家統計局披露：

全年出生人口79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5.63‰；死亡人口1131萬人，人口死亡率為8.04‰；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41‰。

制圖：城市財經；數據：國家統計局

792萬新生兒，直接跌破了800萬，創下新低。

關鍵的是，江蘇省的死亡人口為何這幾年在不斷增加？

主要原因在于，江蘇省老齡化程度非常高，這與廣東省出生人口常年位居第一且超百萬是一個邏輯。

廣東出生人口常年第一，一方面是廣東本地人宗族文化根深蒂固，對于生娃這事從不含糊。

另一方面則是過去幾十年虹吸內地年輕人入粵，構成了廣東省年輕人口占主力的人口結構，為生育人口提供了基礎。

對比一下就很直觀，2024年，廣東省65歲以上人口占比只有14.86%，位居全國倒數第二。

這樣的人口結構，決定了廣東毫無爭議的最能生的大省地位。

同理，江蘇省老齡化程度位居全國第六，這是其人口出生率不斷下滑，死亡人口不斷增加的底層邏輯。

2025年江 蘇省 65歲及以上人口1621萬人，占8518萬總常住人口的19.03%。

老齡化程度高，老年人口規模大，死亡人口不斷增加，就自然而然。

03

頂層設計，改善人口結構

面對日益走低的出生率，面對常住人口即將負增長，江蘇其實也早就采取了行動。

比如，早在2023年，江蘇省就放開了除南京、蘇州市區的戶籍限制：

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全省（南京、蘇州市區除外）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政策，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確保外地與本地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標準統一。南京、蘇州市區進一步完善積分落戶政策，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連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鼓勵根據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和功能定位，區分主城區、郊區、新區等區域，分類制定落戶政策。

今年年初，南京連發《南京人才政策2.0》、《紫金山英才計劃寧聚項目》與《南京市青年人才房票政策》三份文件，全面升級引才留才支持體系。

開啟了搶人模式。

老齡化率高，生育率不足，只能依靠搶人來獲得新鮮血液。

除了吸引省外新鮮血液外，江蘇當下最迫切的，應該是增強自我造血功能，也就是發布超強力度的鼓勵生育措施。

該出大招的，又何止江蘇，去年內地31個省市自治區，人口減少的有20個。

人口問題已經不是一個省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全國性問題，需要全國方案。

最新公布的“十五五”規劃，已經對未來五年的鼓勵生育措施制定了頂層設計方案，主要內容如下：

鼓勵用人單位對3歲以下嬰幼兒父母職工實行彈性工作制。

加強公辦托位供給，支持幼兒園發展托幼一體化服務，鼓勵招收2-3歲幼兒。

支持多子女家庭子女同校就讀，住房保障和購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傾斜。

推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加強校長、教師區域內統籌調配、交流輪崗，有序推進小班化教學。

擴大普通高中辦學資源，深入實施縣域普通高中振興計劃，高中階段教育完成率達到88%。穩步擴大免費教育范圍，探索延長義務教育年限。以理工農醫類專業為主有序擴大優質本科教育招生規模和研究生培養規模。

基本實現政策范圍內住院分娩個人“無自付”。

發揮育兒補貼和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作用，探索建立補貼標準動態調整機制。

從政策內容看，未來五年中央鼓勵生育將呈現出“三大重構”。

第一是成本體系的重構，核心是“從局部補貼走向全鏈條降成本”。

規劃明確提出，“基本實現政策范圍內住院分娩個人無自付”，并將分娩鎮痛納入保障范圍，同時擴大生育保險覆蓋面、提升產檢費用保障水平。

這意味著生育醫療正從“部分報銷”走向“準公共服務”。

在養育端，國家發改委、衛健委此前披露，我國0-3歲嬰幼兒入托率僅約7%，遠低于OECD國家3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十五五”明確提出大力發展普惠托育、增加公辦托位、發展托幼一體化，這本質是在用制度替代家庭承擔育兒成本。

教育端則通過“擴大免費教育范圍、推進優質均衡、延續‘雙減’”，直接回應家庭最核心的長期支出焦慮。可以說，這一輪政策首次同時觸及“生、養、教”三大成本核心。

第二是制度嵌入的重構，生育政策不再是附加項，而是進入經濟社會運行的底層結構。

規劃提出“推動生育支持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項政策”，并配套彈性工作制、個稅專項附加扣除動態調整、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傾斜等舉措。

這意味著，未來無論是財稅、就業還是住房體系，都將嵌入人口變量。

例如個稅扣除已從最初的每孩每月1000元逐步完善，未來存在動態上調空間；住房端，多地已試點多子女家庭購房支持，中央層面明確后將加速制度化。

這種變化的本質，是將生育從“家庭私事”轉為“公共政策變量”。

第三是社會環境的重構，即從經濟激勵延伸至婚育文化治理。

規劃提出“倡導適齡婚育”“培育新型婚育文化”“治理婚俗陋習”，并強調“夫妻共擔育兒責任”。

民政部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結婚登記對數已降至約650萬對，較2013年高點下降超過40%，婚姻本身已成為生育下降的重要前置變量。

因此，本輪政策開始前移至婚育決策環節，通過文化引導、家庭政策、公共服務供給共同作用，試圖修復婚育意愿基礎。

與“十四五”相比，這一輪政策至少有三點本質不同：

其一，政策深度從“點狀補貼”升級為“系統工程”，覆蓋醫療、托育、教育、住房全鏈條；

其二，政策階段從“放開限制”轉向“主動托底”，明確提出“穩定出生人口規模”；

其三，政策邏輯從“鼓勵生育”轉為“降低制度性成本”，強調國家與社會共同分擔，而非單純依賴家庭。

但也必須看到約束條件。財政部公開數據顯示，當前地方財政壓力普遍加大，而托育體系建設、公辦資源擴張高度依賴地方投入。

同時，人社部多次強調靈活就業占比持續上升，這意味著生育保險擴面與彈性就業保障仍有制度磨合空間。

更關鍵的是，教育內卷雖經“雙減”有所緩解，但優質資源不均衡仍然存在。如果這些關鍵環節推進不足，政策效果很可能體現為“減緩下滑”而非“明顯反彈”。

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相對清晰的判斷：

“十五五”期間，中國不會走高額現金補貼刺激生育的路徑，而是選擇一條更可持續但見效更慢的路線。

通過制度性降成本，逐步把生育從“高風險家庭決策”變為“可承受的常規選擇”。

這套體系短期難以逆轉出生人口下行趨勢，但將決定未來十年中國人口結構變化的底部區間。

原創不易，辛苦動一動你的小指頭，在文章右小角點個在看、點個贊。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的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