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波羅

《藍色檔案》由上海電影制片廠攝制于1980年。說來令人唏噓，從《51號兵站》到《藍色檔案》，其間相隔了差不多快20年，我已經從青年向中年邁進了。

故事發生在東北某敵占區，日寇投降前夕，日侵華情報官岡田曾密藏了一份叫做“藍色檔案”的長期潛伏特務名單。國民黨政府為挽救敗局，特令軍統特務頭目王洲、趙康搞到此名單。我黨為徹底粉碎敵人的反撲陰謀，迎接全國解放，指派黨的地下工作者沈亞奇偕李華以銀行家及其下屬的身份潛入敵人心臟，圍繞著“藍色檔案”與敵人展開殊死斗爭。然而，一切周折與斗爭卻中了岡田的金蟬脫殼之計，到手的原來是一份假名單。沈亞奇毫不氣餒，窮追不舍，終于在岡田隨身佩帶的一把長劍里找到了真正的“藍色檔案”。時間緊迫，刻不容緩。沈亞奇和李華等驅車沖過敵人的哨卡，奔向接頭地點，而趙康已率重兵趕來。為了讓戰友攜“藍色檔案”安全脫險，沈亞奇將頑敵引向絕壁，最后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電影劇照

看過影片的讀者，或許通過這段故事梗概會重新想起那些鮮活的鏡頭。片中，最主要的正面人物就是沈亞奇和李華，前者由向梅扮演，后者由我扮演。得知我們這對“組合”后，有人打趣地對我說，“這回‘小老大’與史秀英接上關系了。”向梅曾在《保密局的槍聲》中扮演過史秀英，我曾在《51號兵站》中演過梁洪（即“小老大”)，這兩個銀幕形象在當時可謂家喻戶曉。這次，向梅扮演的沈亞奇是我的上級，以女經理的身份出現；我則作為她默契的得力助手。此刻，旁人打趣的一句戲言引起了我的深思：人們對“小老大”的印象太深了，如何使“李華”的表演區別于“小老大”梁洪呢？通過采訪和案頭分析，我深切體會到，從本質上講，他們確實有共性：都是年輕的地下工作者，有著極強的組織觀念和群眾觀點，都屬于充滿“第二計劃”（即在一種外在行為掩飾下，達到另一種真實的內在目的）的角色。相異之處是李華是銀行職員，行多于言；梁洪是幫會老板，唇槍舌劍。

我想，我的表演必須體現出“共性寓于個性之中”，要讓“李華”的人物個性明顯有別于“小老大”。于是，在李華辦理銀行業務時，我努力表現他文質彬彬、應付自若的外貌，但又絕非唯命是從，做到“活而不浮”。在他提取藍色檔案的過程中，則試圖突出他英氣勃勃、身手矯健的風度，但又絕非簡單魯莽，做到“勇而不魯”。我想如果把這個人物“文”“武”兩個方面的表演幅度拉大，性格色彩就會顯得豐富鮮明，李華也就不會成為第二個梁洪。李華特別吸引我的，還在于他在全劇中沒有一句豪言壯語，他對組織的忠誠、對敵人的仇恨、對正義事業必勝的信念，全都傾注在他智勇的行為里。他通過眼睛、形體，把豐富的內心世界以及蘊藏在心底的美好語言都傾吐了出來。行多于言的角色是適合于電影表演的，它給予表演以更大的自由，但對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影片的三位主演梁波羅、向梅、葉志康在拍攝外景地合影

“十年浩劫”帶給我心靈和身體上的創傷，使我在塑造這個人物時遇到了一些困難：十幾年脫離業務，形體上發生的變化，加之在干校時右腿脛腓骨骨折……所以影片中李華“夜入戰管所”和“古廟取檔案”兩場戲所要求的敏捷形體動作，對我都是考驗。記得開拍前，有位好心的同志曾勸我：“這類跳跳蹦蹦的角色讓年輕人去演吧，我們中年人該演些有深度的人物。”我笑而不答，因為我心中有一個意念：要抓緊時機創造幾個有深度的青年銀幕形象，借以償還“動亂”里被貽誤的青春！這是我對自己提出的挑戰。

至今記得拍攝中的一些難忘細節。比如，在寧波天臺山國清寺拍攝前，出現了讓人十分尷尬的意外。本來，劇組開進寺廟后，我們被待若上賓，僧侶們難得有機會與一干當紅明星近距離接觸，所以表現得非常友好。可是突然有一天，制片主任急匆匆地對我們說，趕緊打鋪蓋走人吧，寺廟容不下我們了。再一問，才得知，不知是誰多嘴，無意間向哪位和尚做了“劇透”，說到劇中的重要情節是軍統特務把絕密文件藏到了寺廟里。這還了得？居然污蔑我們認敵為友，與敵特沆瀣一氣，說我們寺廟暗藏敵人？一怒之下，不由分說把我們轟趕出廟，一時讓劇組好生為難，卻又奈何不得。不得已，只好收拾家當，轉戰他處，移師蘇州某小廟。這回制片主任左叮嚀右囑咐，要大家吸取教訓。那還用說，大伙自然默契配合，個個變得很謹慎，絕口不提劇情。好在打打殺殺均為夜戲，發生在僧人熄燈之后，總算阿彌陀佛，拍攝得以順利進行。

堪稱“經典老爺車”的藍色別爾克

《藍色檔案》劇情驚險，其中還有不少飆車戲。要是放在現在，弄一大堆豪車拍“飆車戲”也不是難事，該撞就撞，該毀就毀，而且無論什么牌子的車都弄得到。那時可難了，車子本來就是稀罕物，再說根據劇情需要，還得指定車型，非得弄一輛舊上海的別爾克轎車。那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時尚款”，現在假如到網上去查詢，還能查到周恩來等領導人坐的這款別爾克小轎車，圖上面標得清清楚楚1941年產于美國。我們當年拍攝所需，就是這款現在堪稱“經典老爺車”的藍色別爾克。這是一件貫串全劇的重要道具，可是到哪兒去覓呢？畢竟已經進入20世紀80年代，那款車型，可是40年代的呀。制片主任上天入地打聽尋找，就是無處可覓。后來經過“地毯式搜索”，終于在某部隊大院發現了一輛陳舊的美式別爾克。幾經交涉，以新車與其置換，趕緊拖回來噴成藍色，遠遠看去很像一回事。但因年久失修、機械老化，加之剎車不靈，似一位整過容的長者，稍一勞累即顯疲態。于是去外景地大連，只得享受特殊待遇——托運先行，道具部門視之為重點文物保護對象，輕易不讓行駛。

說到大連，還有個小插曲。當年女兒小菁5歲，乃學齡前兒童，我在外景地特別想她。鑒于我的戲份基本殺青，同時也想減輕妻子的壓力，經制片同意，拜托剪輯師葛海娣把小菁“托運”來大連。葛告訴我說，這孩子特乖，跟著她一點也不認生，船上大人幾乎個個嘔吐不止，唯她吃睡不受干擾。那天清晨，我去碼頭接她，她高興地撲到我懷里，令我好生感動。在大連的日子里，沒有通告時，我帶她四處逛逛，父女倆在組里度過了一段溫馨時光。同時，她也成了扮演沈亞奇女兒的封莉姐姐的玩伴，兩個小女孩趿拉著服裝組的高跟鞋，滿屋子瘋跑，給枯燥的外景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電影劇照

影片中有幾場很驚險的“追車”場面，需要我們在很狹窄的拍攝空間里表演。那時我們的車技屬于“臨時抱佛腳”水平，再說開的是老爺車，既要想著車技，又要想著表演，何況開在懸崖邊上，怎么能夠做到游刃有余？后來在剪輯時，有人就詬病我們“不夠懸”。這當然說得對，可是在那樣的條件下，我們容易嗎？不要說我們不容易，攝影師也不容易啊。記得很長一段山路上，為了“同步拍攝”，我們“開”的別爾克和攝影師、導演一干人馬被安置在一輛20噸的平板車上，攝影機就架在前車的玻璃吸盤上。那時的技術哪有現在那么發達，攝影機可是劇組最昂貴的家當，怎么保證拍攝中不讓攝影機從吸盤上掉下來？這可讓大伙傷透了腦筋。由于會拍到轉彎的鏡頭，攝影機的穩定性更不好把握，于是照明師傅李沛江自告奮勇俯在前車身，時刻護著機器，小心翼翼，視若寶貝。當時，就是在比較“原始”的條件下，我們完成了種種驚險鏡頭。

記得有一陣子，老天也很不幫忙。很多鏡頭需要去浙江奉化拍，但劇組到了那兒，竟連遭風雨，甚至迎頭趕上了傾盆大雨。見狀，只好打道回府。直到第三次，老天爺才賞臉，不再風雨交加。早上上山，到山上已近中午，趕緊投入拍攝，生怕一拖時間就進入了黑夜。拍攝中，有一幕記憶尤深：向梅在“追車”時，一邊保持著身體平衡，一邊對敵人開槍。子彈雖然是空彈，可槍卻是貨真價實的。一個嬌女子，再怎么英雄豪杰，畢竟不是舞槍弄棒的料，而向梅又是執著于“戲比天大”的好演員，所以很投入地進入角色，在急速馳騁的車上扣動扳機。然而，在運動模式下，很難掌控其間的尺度，扣動扳機后產生的后坐力一下子把她的臉給撞傷了，頓時血流滿面。暫停后，我們一個勁地問她，疼嗎，疼嗎？當然疼，但她咬緊牙關。咋辦呢？是立刻送她下山就醫，還是臨時處理傷口見機行事？大伙都揪心地望著她。

影片中激烈的追車戲

此刻，但見向梅露出堅毅的神色，讓化妝師給她擦拭血跡，補妝，繼續拍！她說，假如我下山就醫，大部隊只好停下來等我，這是一筆多大的開銷啊！你看，到了這樣的時刻，她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集體的損失。對于我們這些敬業的影人來說，并不覺得那是什么豪言壯語，而是自然而然的由衷之言。想到現在一些“明星大腕”動輒豪車保姆伺候，吃不了一點苦，反差何其大也。

當年沒有“顏值”一說，換作今日，肯定要稱向梅為“顏值爆表”了。遙想當年，她一襲黑絲絨旗袍、一雙高跟鞋、一串珍珠項鏈，外加一把檀香扇，玲瓏有致，氣質典雅。正如劇中人物美國情報部湯姆遜所言，儼然是個東方美人。當時我們曾被人稱為“美女加帥哥”的黃金組合，與她演對手戲十分舒服，合作也非常愉快。只是出于劇情需要，沈亞奇和李華一直被一層曖昧關系所籠罩，給外界造成的印象是女經理愛戀下屬男職員，而沈、李正好利用這層保護色開展工作。問題是作為演員詮釋角色，必須有一處捅破假象顯露真跡。導演同意我的觀點，囑我自行尋找釋疑節點。最后被我找到了：在緊張的山路追車中，沈亞奇被敵擊中背部，李發現后急切地喚了聲“大姐”。僅兩個字，將他們的戰友關系揭示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勝過萬語千言。

欣慰的是，這些苦沒有白吃。影片公映后，好評如潮，觀者如云。在1981年的上半年，僅上海地區就放映1700余場，觀眾逾199萬人次。在當年，與其他影片如《天云山傳奇》和《白蛇傳》相比，屬于名列前茅。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