屎上雕花：經濟學研究的“過度模型化”正在制造學術泡沫

最近，陸銘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2026年第2期上發表了一篇振聾發聵的文章——《經濟學研究“過度模型化”的誤區及其糾正》。讀完此文，我不禁拍案叫絕，同時也感到一種深深的悲哀。

悲哀在于，陸教授所指出的“過度模型化”現象，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而是中國（乃至全球）經濟學研究界一種根深蒂固、甚至被奉為圭臬的“流行病”。悲哀更在于，這種“流行病”正在將經濟學這門經世濟民的“顯學”，一步步拖入“屎上雕花”的荒謬境地。

什么是“屎上雕花”？簡單說，就是研究對象本身（那坨“屎”）充滿了問題，甚至本身就是虛假或脫離現實的，但研究者卻耗費巨大心力，在其上構建出無比精巧、邏輯自洽、數學上完美的“花”（模型）。

這朵“花”開得越絢爛，用的數學工具越復雜，其與腳下那坨“屎”的反差就越大，其對現實的誤導性也就越強。這不就是我們今天許多經濟學論文的真實寫照嗎？

誤區一：為模型而模型，讓現實給邏輯下跪

陸教授指出的第一個誤區，是“為了讓模型成立而忽略現實”。這簡直是當前學術圈的常態。

我們看到無數論文，為了推導出一個漂亮的均衡解，不惜對現實世界進行粗暴的“削足適履”。什么“完全信息”、“無摩擦市場”、“理性人假設”……這些在教科書里都站不住腳的假設，被生硬地塞進模型，只為了讓那個數學推導能“順”下去。

以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為例，如果只用教科書式的供需模型，不考慮中國特有的土地財政、建設用地指標管控、戶籍制度等現實約束，得出的結論必然是南轅北轍。模型告訴你，高房價是因為需求太旺，政策就去打壓需求；但現實是，供給被人為卡住了，這才是問題的核心。這種“為了讓模型成立而忽略現實”的研究，除了為學術期刊貢獻幾頁華麗的數學公式，對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問題有任何幫助嗎？

這就是典型的“屎上雕花”。底座是脫離中國實際的虛假模型，上面堆砌的數學邏輯再嚴密，也不過是空中樓閣，甚至是誤導政策的毒藥。

誤區二：為方法而方法，讓問題給技術讓路

第二個誤區是“為了讓方法成立而犧牲問題”。這在經驗研究領域尤為嚴重。在“因果推斷革命”的浪潮下，仿佛不用上雙重差分（DID）、斷點回歸（RDD）或者工具變量（IV），就不是一篇“科學”的論文。

于是，我們看到了大量“為了找工具變量而找工具變量”的研究。天氣、降雨量、歷史上的某條邊界線……任何能和研究主題扯上點微弱關聯的變量，都被硬生生地拉來充當“干凈”的識別來源。研究者們沉醉于技術的精巧，卻忘了問一句：這個問題本身重要嗎？這個“干凈”的因果關系，真的能反映復雜現實的全貌嗎？

正如陸教授所言，一些重大議題，如產業政策、土地制度改革，往往缺乏“干凈”的自然實驗。但它們的政策價值，遠非那些用天氣作為工具變量的研究可比。當學術評價體系將“方法的復雜性”凌駕于“問題的重要性”之上時，我們得到的只能是大量技術上無懈可擊、但對現實世界毫無解釋力的“精致的平庸之作”。

這同樣是“屎上雕花”。這次的“屎”，是對方法論的盲目崇拜和對重大現實問題的漠視。那朵“花”，則是用最高級的計量軟件跑出的、P值完美的一組回歸結果。

回歸本源：經濟學是經世致用之學，不是數學游戲

陸教授的呼吁，核心在于“恰當的模型化”和“方法的多元化”。他強調，模型是工具，不是目的。經濟學的生命力，在于解釋現實、解決問題。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擁有獨特制度背景、處于深刻轉型期、且規模巨大的經濟體，簡單套用西方主流模型無異于刻舟求劍。我們需要的，是扎根于中國大地，理解中國的大國治理、轉型特征和全球化角色，構建能夠反映這些獨特性的“恰當模型”。

同時，我們更需要重拾調查研究和案例研究的優良傳統。當數據無法告訴我們全部故事時，深入的田野調查、生動的案例剖析，恰恰能揭示模型無法捕捉的機制、約束和行為邏輯。這些“不那么數學化”的研究，往往更貼近真實世界的復雜性，也更具政策啟示意義。

“屎上雕花”的風氣不除，中國經濟學就難以構建起真正自主的知識體系。

我們不能再讓那些耗費了大量智力資源、寫滿了高深公式的研究，最終淪為學術圈內部的自娛自樂。我們需要的是，讓經濟學研究從黑板和屏幕上走下來，走進中國的工廠、鄉村、社區和市場，去傾聽真實的聲音，去解決真實的問題。

別再雕花了，先把那坨“屎”清理干凈，或者，至少承認它的存在，再去思考如何改良它。這才是經濟學研究應有的姿態，也是經濟學家應有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