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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知識分子

如果把中國雙一流高校校長的履歷放在一起觀察，會發現他們有許多相似之處：年齡大多集中在50至60歲之間，正處于學術聲望與管理經驗的巔峰期。男性占據絕對多數，超過90%。博士學位幾乎是標配，學術背景以理工科為主。多數人具備一定的國際經歷，大部分是短期海外研究或訪問經歷，少部分擁有海外博士學位。

在職業道路上，他們往往先在科研領域嶄露頭角，擔任國家重大科研項目負責人，或者獲得過國家級科技獎項。隨后通過學院院長、副校長等崗位進入大學治理核心。整體來看，這是一類兼具學術精英與行政管理能力的復合型人才，形成了中國頂尖高校特有的領導群體特征。

這一觀察來自廣島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開發中心教授黃福濤。近日，他的一項縱向研究，對中國雙一流高校的領導進行了系統梳理。研究選取2013年與2023年兩個時間節點，對中國頂尖大學（“雙一流建設高校”）領導層的公開履歷進行整理與比較，從年齡、性別、教育背景以及職業經歷等多個維度，呈現出過去十年高校領導群體的演變。

在黃福濤的研究中，樣本高校被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涵蓋所有納入“雙一流”建設的高校；第二類為原211工程高校中非985院校；第三類則對應原985高校。

研究基于2023年的數據集，共記錄了147所雙一流大學的1380個領導職位，其中610個屬于黨政系統，770個屬于行政系統。2013年的樣本覆蓋108所大學，共計1094個職位。所有相關信息均從大學官方網站及其他公開渠道系統收集，包括國家教育門戶網站、政府報告、經過驗證的個人網頁和專業資料等。

通過對這些公開履歷的系統收集與統計分析，研究試圖總結：過去十年，中國頂尖大學究竟由什么樣的人掌舵，這些領導者的選任與流動，又對高校的發展方向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01 博士學位成為標配

在如今雙一流高校，博士學位幾乎成為了校長們的入場券。

黃福濤向《知識分子》介紹，過去十年，雙一流高校在選拔領導時，對專業能力的要求不斷提高。在確保政治可靠的前提下，高校領導的學歷門檻持續上升，學術背景的重要性也顯著增強。

十年間的數據變化清晰顯示了這一趨勢。2013年，73.2%的黨委書記和82.1%的校長擁有博士學位，這一比例已經很高。可到2023年，黨委書記88.5%都有博士學位，博士校長的比例更是高達93.7%，幾乎是人手一個博士證書。博士學歷不再是一種加分項，而是雙一流高校領導在學歷上的門檻。

不過，由于網上高校領導的履歷往往不夠詳細，很難判斷一些領導的博士學位，到底是來自于全職還是在職讀博。考慮到高校領導的平均年齡，至少有一部分的領導應該是在職讀博。

這也與他們學歷迅速提升的現象相呼應。實際上，領導學歷的迅速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選任制度要求所推動的結果。在干部考察過程中，學術背景往往被作為重要指標，因此不少人在進入領導崗位前后，會通過在本校繼續深造，以補齊學歷。

例如，一些領導在本科畢業后便留在母校工作，在團委或行政崗位任職多年，隨后再以在職的方式完成碩士或博士學位。這樣一來，在公開資料里，很多領導的履歷看起來像是一條連續的學術路徑，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一路延續下去。但這些學位究竟是在什么情況下完成的，是脫產讀書還是在職進修，是否有完整的科研訓練，公開資料通常很少交代。

這意味著，近年來高校領導中博士比例的迅速上升，并不完全等同于學術背景的同步增長。很大程度上，它反映了選任制度本身對學歷的高度重視。在考察干部時，學術背景被作為重要指標，而完成博士學位本身也成為了進入高層崗位的必要條件。

另外，高校領導的國際經歷正在成為越來越重要的選拔標準，這在校長選拔表現得尤為明顯。黃福濤的研究發現，2013年至2023年間，無論在黨務系統還是行政系統中，具有海外研究或學習經歷的領導比例均顯著上升。

其中，有海外經歷的行政領導比例過去只有四成，現在達到54.5%，黨政領導2013年只有三成有海外經歷，如今升至49.7%。在變動更迅速的原211大學，校長有海外經歷的比例更是增長了15%。

然而，進一步拆解學歷數據可以發現，真正持有國外大學博士學位的領導者比例依然極低，海歸校長的比例剛剛超過8%，且這一數字在十年間幾乎沒有實質性增長。多數高校領導的海外經歷，實際上是廣而不深，更多為訪問、進修或短期合作，而非在海外完成完整的博士培養。

一邊是雙一流高校領導的博士學位、海外經歷的迅速增長，另一邊是止步不前的海歸比例。兩相比較，這可以看作“海歸校長”的一種退潮，或者說國內學歷和海外學歷之間的一種此消彼長。

黃福濤進一步分析，未來高校領導的海外經歷可能會變得更加普遍。與此同時，海外經歷的國家分布也可能發生變化。隨著中美、中英以及中國與歐盟等國際合作的復雜化，一些原本可以赴美或歐洲深造的機會受到限制，短期訪問或在其他地區的海外經歷可能會成為更常見的形式。

02 外來領導增加，內部晉升減少

曾經多在一所學校長期任職的高校領導，如今正越來越頻繁地在不同機構之間調動，這種變化也逐漸改變著中國高校的治理方式。黃福濤發現，高校領導跨校流動的比例已從十年前的約40%大幅提高到了60%左右。

在行政領導中，有跨校任職經歷的比例從2013年的39%上升至2023年的57%。而在黨政系統領導中，有跨校任職經歷的領導增加更快，從44%跨越到了62%。這一變化顯示，高校在選拔領導時，已從過去單純看重資歷和內部身份，轉向更開放、更看重能力和績效的新標準。

這種變化并非偶然。黃福濤指出，中國高校領導的任用總體上由政府主導，屬于國家干部管理體系的一部分，而非單純由學術共同體內部產生。部屬高校的領導通常由中組部或教育部任命，省屬高校則由省委組織部任命。在這樣的制度框架下，高校并非完全獨立的學術共同體，校長、副校長等崗位的產生，本質上是由政府部門主導，嵌入在國家干部調配體系之中的。

在他看來，近年來高校領導更為頻繁的流動，使得這一任用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類似干部輪崗制度的特點。不過，與一般行政系統的輪崗不同，高校領導崗位對學術水平和專業背景非常強調。

這種調動一方面是學術和管理資源的流動傳播。比如，某所大學在某個關鍵學科上比較薄弱，或者國家希望在該領域有重大突破，中央組織部門就可能任命一位該領域的院士或頂尖科學家去擔任校長。通過這種方式，將頂尖的學術資源和管理經驗直接注入學校。

另一方面，外部調任還可以防止高校領導層的地方化和內部封閉。如果校長、副校長長期在同一所學校內部循環任用，很容易形成相對封閉的人際網絡和決策結構，甚至演變為穩定的小圈子。因此，通過一定程度的跨校流動和外部任用，能夠打破過于穩固的內部關系網絡。

這種政府主導的高校領導選任模式，與歐美高校邏輯上有著顯著的差異。美國大學校長通常是校方自主招聘，強調高校作為學術共同體的自治，確保了領導者與學校文化、學術傳統的深度融合。而中國高校普遍的跨校調任，雖然能為接收學校帶來名校的辦學理念、改革動力及學術影響力，但也帶來了一些隱憂。

黃福濤注意到的一點隱憂是，雙一流高校領導來源正在呈現出逐漸集中的趨勢。這一方面與近年來看重高校領導專業化的趨勢有關，另一方面也與高校行政領導任用體系本身的選擇范圍有關。

從制度上看，高校領導的流動既包括高校體系內部的調動，也包括來自黨政系統的橫向流動。后一類主要集中在黨政系統，例如一些來自省委、市委組織部門或其他政府機關的干部，會被調任到省屬或市屬高校擔任領導職務。這類跨系統調動在實踐中并不罕見。

但在雙一流高校，做行政領導既要求深厚的學術背景，又需具備一定的行政經驗。這兩方面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選人群的規模，而且越是頂尖高校，對這兩方面的要求往往越高。

在這樣的基礎上，高校治理又有越來越強調領導專業化的趨勢。由于雙一流高校本身對學術水平和管理能力的要求很高，校長、副校長崗位幾乎只能由學術聲望突出、學科背景扎實的學者擔任。在實際任用中，這些領導大多來自少數頂尖高校或科研機構，例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以及中國科學院系統等。

黃福濤認為，這種選任趨勢可能使高校治理模式趨于同質化，從而壓縮大學原本應有的自治空間。

“長期來看，這可能影響中國高等教育系統的整體多樣性。”黃福濤說。“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到63%，已經進入普及化階段。在這一階段，高等教育體系更需要的是多樣化的發展路徑和創新能力，而不是簡單地同質化擴張。對于雙一流高校而言，長期形成的文化傳統和辦學特色本身就是推動創新的重要資源”。

他擔心，如果外來領導者的學術背景趨于同質，而又對所在高校的歷史傳統和內部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在推動學校發展時，往往更容易依賴既有的治理經驗，而未必能夠充分把握學校內部更為細微的制度脈絡與學術傳統，這可能不利于發揮一些高校的創新潛質。

03 理科前進，文科后退

近十年來，另一個清晰的變化是，中國頂尖大學領導層的學科背景正在明顯向理工科（STEM）集中。而且學校層級越高，理工科背景領導者所占比例也越高。

從2013年到2023年，各類高校領導層的學科構成均發生明顯變化。從整個147所雙一流高校的情況看，理工科背景高校領導的比例已經由過去的54%，上升至61%。原211高校的變化更為顯著，具有科學或工程背景的領導者比例從47%提高到64%，而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高校領導的比例則從 53%直跌到 36%。

在原985高校中，理工科背景的領導在2013年已經達到了63%。十年過去，文理之間更加不平衡，理工科背景領導的比例從63%上升至約70%，而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高校領導的比例更顯萎縮。

黃福濤解釋，這一趨勢與國家發展戰略密切相關。在選拔高校領導時，組織部門不僅考慮政治可靠性和行政經驗，也越來越看重學術背景與專業能力。隨著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成為國家重點，高校尤其是理工科類重點高校在科研經費、國家項目和政策支持方面具備天然優勢。

相比十年前，如今的大學校長和副校長更常被要求具備科學家或工程技術專家身份，尤其在信息技術、材料、物理或醫學等關鍵領域。雖然本次統計未納入院士數據，但現實中可以觀察到，院士比例明顯上升。在許多高校，如果校長不是院士，往往難以勝任這一崗位。

除了學科結構的傾斜，黃福濤還指出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那就是決策層中不平衡的性別比例。

通過縱向對比發現，過去十年間，女性領導者的比例雖有小幅改善，但依然極低。在黨委書記這一職位上，女性比例從2013年的6.1%升至2023年的9.8%。在校長職位上，則從8.3%升至11.4%。

這一局面與高校基層教師隊伍的性別構成形成鮮明反差。黃福濤指出，目前中國高校專任教師中女性比例已接近一半，超過40%，但在領導層中，她們的身影卻遠遠不足。而且，女性領導者更多身居副職，但在一把手職位上仍然相對罕見。

在985高校中，女性領導者的比例甚至出現了倒退。黨政系統中，女性領導比例從13.2%降至11%，行政領導中女性的比例，則從8.2%跌到了6.5%。也就是說，在這批最核心的高校里，男性領導的地位甚至更穩固了，女性進入領導層的空間反而有所收縮。只是因為其他雙一流高校中女性領導人數有所增加，才勉強維持了整體上升的趨勢。

“還是要提高女性高校領導的比例，這方面雖然有一些改善，但總體上沒有本質變化。男性比例仍然很高，這和女性教師、專業教師的比例相比，差距明顯。”黃福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