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基于公開資料撰寫，僅作為信息交流之用，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如果因為價格問題而導致美國藥企延緩進入歐洲的步伐，這是否為中國藥企打開了一扇‘成為西方玩家’的大門？”這是麥肯錫生物制藥高級合伙人Greg Graves不久前發出的靈魂拷問。

回望2025年，全球生物制藥行業正經歷一次深刻的地緣政治洗禮。特朗普的關稅威脅、“最惠國”定價訴求，都讓MNC不得不重新審視其全球化布局。與此同時，中國創新藥卻在極速擴張，全球新療法中有三分之一來自中國。

悄然之間，中國正實現從傳統的“世界藥廠”角色，向“世界藥房+全球創新引擎”雙重角色躍遷。當然，這一躍遷過程絕不會是一片坦途，中國創新藥全球敘事的“下半場”，遠比投資者想象中更復雜。

01

中國資產成為“核心籌碼”

衡量一個國家的創新藥實力，最直觀的指標一定不是論文數量或臨床試驗登記數，而是全球大藥企愿意為“資產籌碼”支付的真金白銀。

今年2月，吉利德向中國biotech公司勤浩醫藥支付8000萬美元預付款，買下了一款處于臨床階段的MAT2A靶向合成致死療法GH31的全球權益，潛在里程碑付款高達14.5億美元。

這并非孤例。就在一個月前，輝瑞向復星醫藥旗下子公司支付1.5億美元預付款，拿下了一款GLP-1激動劑的全球權益，里程碑總金額可高達19.3億美元。丹麥藥企Zealand與翱路醫藥達成關于口服小分子藥物平臺的重磅合作，瞄準代謝疾病領域，預付款3000萬美元，潛在總金額25億美元。

更具代表性的是，默沙東與科倫博泰達成的“范式”合作：默沙東從科倫博泰引進一大批早期ADC管線，其中TROP2 ADC藥物sac-TMT在短短三年內啟動了15項全球III期臨床試驗，足以看到默沙東對于這款藥物的信心。

這些合作揭示了一個清晰的趨勢：MNC企對“中國資產”的預期，已經從“性價比選項”升級為“戰略選項”。這種趨勢的改變究竟因何而產生？答案就在于中國創新藥研發的效率優勢。

從IND獲批到臨床概念驗證的周期，中國biotech往往比歐美同行縮短30%-40%，而成本僅為后者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在GLP-1、ADC、合成致死等熱門賽道上，中國資產已經成為MNC“補貨”的必選項。

02

本土市場的“分層博弈”

全球大藥企“買買買”的另一面，是中國本土市場的競爭日趨白熱化。

諾和諾德核心爆款司美格魯肽 2025年在中國的銷售額下滑5%，而信達生物、先為達等本土競爭者的全面加入，必將促使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更關鍵的是，司美格魯肽在中國的專利保護已經到期，一場圍繞GLP-1的價格戰和渠道戰即將在中國打響。

競爭的升級并不僅限于GLP-1。在中國藥監部門的推動下，創新藥的支付體系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2025年12月，中國發布了首個《商業健康保險創新藥目錄》，將包括CAR-T在內的19款高價創新藥納入推薦清單，自2026年1月1日起生效。

這一制度創新的意義在于：在國談醫保之外，為高價創新藥開辟了一條“第二支付通道”。對于年治療費用動輒數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的CAR-T、基因治療產品而言，商業保險目錄的出現，可能比任何一項技術突破都更能決定其商業化成敗。

因此，諾和諾德面臨的本土競爭只是一個開始。當更多中國biotech的產品從臨床試驗走向上市申請，當跨國藥企的專利壁壘在中國市場逐步瓦解，中國創新藥的本土競爭格局，必將從“少數玩家”走向“群雄逐鹿”。

同時，研發端的“中國資產”溢價，正在向制造端傳導。

2024年底，第一三共緊接在中國國家醫保目錄更新的步伐之后，宣布投資11億元在上海新建ADC生產基地。阿斯利康則更進一步，承諾在中國投資150億美元，展現出對中國市場的長期押注。

這些投資的背后邏輯并不復雜：當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藥物市場，同時還是最重要的創新來源時，在這里擁有自建的、符合全球標準的生產能力，就是一種戰略“錨定”。它既是供應鏈韌性的保障，也是地緣政治風險的緩沖墊——用本地化生產來對沖潛在的關稅壁壘和貿易摩擦。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本土的CDMO巨頭也在同步升級。藥明生物早已成立獨立的ADC CDMO子公司藥明合聯，專門服務于日益膨脹的生物偶聯藥物制造需求。在ADC這個賽道上，中國正在形成“研發授權+臨床開發+商業化制造”的完整閉環。

03

陰影之下的“新機會”

當然，并非所有信號都是積極的。

2025年底，美國《生物安全法案》的修訂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雖未像最初版本那樣點名具體中國公司，但賦予了美國管理和預算辦公室在法案生效一年內制定“黑名單”的權力。這意味著，對中國CRO/CDMO企業的供應鏈審查風險并未徹底消除，只是從“明槍”變成了“暗箭”。

更微妙的是全球定價邏輯的重構。特朗普與多家美國制藥企業達成協議，嘗試降低美國藥品價格，并給歐洲國家施壓，希望通過提高海外價格來彌補他們在美國市場潛在的收入損失。如果MNC因為價格，最終選擇推遲藥物在歐洲上市的步伐，那么這豈不是中國創新藥最大的“出海機會”。

美國之所以敢于將槍口對準歐洲，而不是中國，核心原因是歐洲的“弱者定位”。過去15年，歐洲在生物制藥領域的投資嚴重不足，其《生物技術法案》從醞釀到出臺用了整整七年。

所以中國藥企極有可能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機會。中國創新藥面臨的真正考驗，不在于技術或資本，而在于能否構建一套與自身創新地位相匹配的定價與支付體系，順利實現彎道超車。

如果說《商業健康保險創新藥品目錄》僅是一個開端，那么近期發布的《關于健全藥品價格形成機制的若干意見》則是來自頂層的訊號，解開了中國創新藥頭上的“緊箍咒”，大幅抬升了中國創新資產的預期。

回顧這一輪中國創新藥的全球敘事，一個清晰的脈絡正在浮現：從“仿制藥大國”到“授權出海大國”，再到“全球臨床開發的重要參與者”，中國只用了不到十年。

但今年的變化，讓這個故事的復雜度驟然提升。當跨國藥企將中國資產視為全球管線的核心組件，當本土biotech在GLP-1、ADC等賽道上與MNC正面交鋒，當《生物安全法案》的陰影籠罩在供應鏈上方，中國創新藥行業必須回答一個根本問題：我們究竟是要做全球創新藥的“最佳配角”，還是自己劇本的主角？

答案或許藏在一個細節里。默沙東腫瘤學全球臨床開發負責人Marjorie Green在評價sac-TMT時，曾提到：“我們知道拓撲異構酶抑制劑將在研究的每一種腫瘤類型中都有效。而通過ADC，你能夠遞送更有效的載荷并提高療效。”這句話的精髓不在于技術本身，而在于默克愿意為一個從中國license-in的分子投入15個全球III期試驗，是因為中國合作伙伴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幫助我們對這些研究進行解耦”。

這就是中國創新藥在新規則下的核心價值：不是更低成本，而是更高質量的臨床數據和更高效的研發執行力。當這個價值被全球產業鏈真正認可，中國創新藥的“退路”，也就不再是一個需要被動等待打開的通道，而是一條由自己鋪就的、通往全球市場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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