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縫隙里的人︱“冒哀公參”：裴從義與元代吏職的激烈競爭

只要細細勾勒，人人都是傳奇。“歷史縫隙里的人”旨在調動史料，打撈歷史夾縫中的跌宕人生。

在當代中國，公務員考試一直是大學生們找工作時的熱門選項，部分職位錄取難度極大，若有幸能得錄用，不啻于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而喜歡“考公”，并非今天才有的特例，從孔子時代，人們就有“學而優則仕”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在中國古代，進入官僚隊伍不僅意味著獲得了穩定的生活待遇，還意味著享受著多種政治特權，因此普通士子才會勤學苦讀，希望躋身其中，實現階層躍遷。

然而考取功名何等之難，不但需要殺出州縣考試的重圍，即使到了中央，還要經過禮部試與殿試層層選拔才能最終獲取功名。可以想象，對于大多數普通家庭而言，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才能為家里某位有天賦的學子提供一路科考的支持條件。于是，對于更多稍有文化的人而言，出任吏職或許才是性價比更高的歸宿。問題在于，在古代很多王朝，官、吏是殊途的，即一旦進入吏途，就意味著與官途絕緣，不能再參加科舉考試，獲取功名。

不過，元朝的官吏選拔制度較為特殊。在這個朝代里，官吏并無截然分割的界限，吏員可以通過資歷年限獲得出身，進入官途，且占比較高。這無形當中會推高吏人的社會地位，當然也就使得更多“考公”無望的士子轉入胥吏崗位，吏職競爭之激烈由此始矣。

元朝壁畫中的官員形象

母喪丁憂未終制

倒霉的裴從義如果早一點意識到，背后有無數雙眼睛死死盯著他的崗位，他無論如何也不應如此大意，以致落人口實，失去一份不錯的吏役工作。

與大多數出現在《元典章》諸惡篇中的胥吏不同，裴從義是個勤勤懇懇、老實巴交的吏人，既沒有做過什么驚天動地的偉業，也干不出比偷雞摸狗更為出格的壞事。裴從義在當時的湖北道宣慰司擔任令史一職，宣慰司是從二品衙門，地位頗高，如果按照元世祖忽必烈定下來的法規，裴從義只要堅持在令史任上圓滿完成考核，就可以獲得“出職”資格，直接敘正八品官。

看慣帝王將相史的讀者或許會對正八品“卑職”嗤之以鼻，但這樣的官階放在現實生活中，又是多少人窮盡一生才能奮斗得到的終點。正當裴從義按部就班工作時，一個意外情況出現了。延祐元年（1314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裴從義的繼母楊氏去世，但直到半年后的延祐二年（1315年）四月初九日，裴從義才收到訃音。問題在于，楊氏是裴從義的繼母，不是生母，裴從義是否仍需要以兒子的身份奔喪丁憂？

答案是肯定的。裴從義生活在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的時代，這位皇帝因自幼多讀儒釋經典，早年與李孟等儒士交往而“通達儒術”，多次表達“修身治國，儒道為切”，“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等治國思想，因此與大多數元朝皇帝相比，元仁宗的施政理念多有融合儒家禮法的傾向。在他統治期間，元朝科舉考試得以恢復，且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考試使用四書五經，答案標準則“以程子、朱晦庵注解為主”，正式將理學學說定為國家選拔人才的標準。不僅如此，元仁宗還組織人將《尚書》《大學衍義》等儒家經典翻譯為蒙文，頒賜蒙古貴族，希望他們能夠從中學習漢人治國理政的優秀經驗。

在這種政治氛圍下，儒家禮制自然也就加速滲透到元朝各類法律規范中。那么，根據儒家禮制，凡父親明媒正娶的妻室，則為子女合法合禮的繼母，繼母在世，子女需侍奉如親生母親，繼母逝去，子女也當以生母之禮行喪禮。就在裴從義喪母前兩年，陜西行省就出了一件與此相關的公案。皇慶元年（1312年），三原縣縣尹張敏在任期間，繼母黨氏身亡。張敏可能擔心自己的前程，于是以“耽誤官事”為借口，向上打了個報告，詢問是否需要回家丁憂。上級不知因何故沒有回復他的詢問，因此張敏也就沒有回家丁憂，直至案發。監察御史、刑部和禮部官員皆認為，張敏的繼母黨氏系其父張世英以禮求娶，因此在禮法上，張敏對黨氏應盡之孝，“義同親母”。最后，他們給了張敏一個“有傷風化”的評價，將張敏革去現任，雜職內降等敘用。

張敏的案子作為通例，經中書省下發到各個行省，又由行省分別轉致下屬各宣慰司、路總管府等，因此裴從義在喪母前，大概已經接觸過這份通例。回家丁憂，意味著需要解除現職，這對尚未“出職”、仍在吏役上摸爬滾打的裴從義而言，無疑是職業生涯的一大挑戰，但礙于法律規定，他只能卸任歸家，丁憂守喪。兩年多后的延祐四年（1317年）二月十四日，裴從義重新到崗，竟然幸運地再次在原來的宣慰司衙門里謀得一份令史的差事。

但好景不長，就在交接工作后不久，裴從義就收到了一個名叫“孫弘恭”的人向山南江北道廉訪司發出的舉報。舉報稱，裴從義未按禮制規定為繼母守喪丁憂，擬應終制時間為二十七個月，但從其母亡日起算的話，裴從義僅丁憂二十六個月又二十二日，尚有未終制時間八日。廉訪司是元朝設立在地方上的監察機構，直屬于中央御史臺或地方行御史臺，有權力糾察百官違法之事，因裴從義所在機構是湖北道宣慰司，因此孫弘恭便向負責該片轄區的山南江北道廉訪司提起舉報。孫弘恭的舉報奏效了，廉訪司官人認為，雖然僅差八日，但裴從義沒有嚴格按照時間完成丁憂，其違法行為構成“冒哀公參”，應予褫奪現職。

裴從義以為區區八日能夠僥幸混過，不成想他手中這個肥差早已為千萬人盯上，自己反倒因此疏忽，遭受了一些無妄之災。

冒哀公參有代價

何謂“冒哀公參”？顧名思義，即冒著親喪的哀情而繼續參與公務，這種行為在中國古代是違反禮制的行為。中國古代奉行嚴格的禮法秩序，親屬之間用喪禮中的五服關系來確定親疏，按喪服規格不同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每等對應的服喪時間不同。其中，“斬衰”是關系最近的親屬所穿喪服，是用最粗的生麻布制作的，以表沉重哀痛，其服喪時間也最長，雖常泛言“守喪三年”，實際則為不包括閏月在內的二十七個月。在服喪期間，孝子應當披麻戴孝，嚴禁作樂忘哀，飲酒食肉，釋服從吉。到了喪期第二十五個月，孝子需要進行大祥祭，此后則進入“禫服”階段，除去喪服，但在此期間依然要遵守喪期大部分生活作息要求。只有等到滿二十七個月禫祭完成后，才能完全走出喪期，恢復正常生活。

即使在“禫服”階段，守喪的孝子也不允許提前工作，參與公務。根據《唐律疏議》規定，“父母喪禫制未除”皆不許冒哀求仕，違者要“免所居之一官”。未滿二十五月稱為“正喪”，正喪期內如冒哀求仕，科罪更重，不僅要處三年徒刑，其行為性質更被定性為“十惡”中的“不孝”，終身將與仕途無緣。若是在大祥祭后才有冒哀求仕的行為，則量刑得以稍寬，無須認定為“不孝”，但仍要處徒刑一年，從中可以看到“出禮入刑”在唐朝法律中的貫徹施行。

元朝立法大抵繼承《唐律》遺緒，將“求仕”改稱“公參”，是因為元朝官吏同途，一定程度上此二詞所指代的行為已經比較趨近，因此對“冒哀”行為的科罪不僅影響官員求仕，也同樣影響吏人公參。盡管早期沒有明文規定喪制，但到了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即位時便以詔書宣布更化新政，其中之一款就明確強調“官吏丁憂，已著令典。今后并許終制，實二十七月，以厚風俗”。盡管仁宗的即位詔也確定了“奪情起復，并蒙古、色目、管軍官員不拘此例”，但裴從義顯然不符合上述任何一種可以“不拘此例”的情形，其行為毫無疑問觸犯了元朝法律規定。

但裴從義并非毫無抗辯空間，畢竟《唐律》之于元朝只有借鑒之用，不必然需要一五一十地嚴格遵守。案中廉訪司官便提出質疑：至大四年圣旨的明文規定只提及父母喪需丁憂二十七個月，卻沒有言明這二十七個月是從父母去世的“親歿日”起算，抑或從子女聽聞訃音的“聞喪日”起算。最終，刑部稽諸典籍，確定了以“聞喪日”為丁憂起算日期。經過計算，裴從義無論以“親歿日”抑或“聞喪日”起算，其丁憂時間均未滿二十七個月。即使將唐代“不合計閏”的規則排除，“通閏”計算的丁憂時間依然未滿二十七個月。

不過，元朝法律規定本身終究存在不可執行的漏洞。在“無法可守”的情況下，元朝司法實踐更多地采取一種折衷的調和處理模式，即在以往所謂“舊例”的基礎上參酌定罪，并根據案情輕重加減比附。裴從義的案子暴露了元朝法律的缺陷，也使其從“通例未定”中看到了為自己減輕罪責的曙光。

刑部所檢出的“舊例”，是“臧榮不丁父憂”一案，其事由一個名叫“劉浩然”的人在延祐元年前后向江西廉訪司告狀而案發。案中，吉州路知事臧榮在父母病故后，不等服闋終制，就隱匿哀情前去吉州路之官，最終為人揭發。“匿不舉哀”屬于嚴重違反禮法的行為，臧榮“匿喪”的情形要比裴從義更為嚴重，因此刑部對他的處理依據，是元貞二年黃州路錄事司判官靳克忠聞喪不赴的先例。案中，靳克忠聞知父親身故，非但不立刻奔喪，還多方措置矯飾之詞，推脫不肯前往，最后被判處笞四十七下，解職，一年后方許降等敘用的處罰。臧榮的做法與靳克忠一致，因此也受到同樣的處罰。

裴從義的情形與臧榮、靳克忠等跡近而有所不同，畢竟他并未“匿不舉哀”，而是在臨近丁憂結束才提前“預選求仕”，更兼彼時元朝關于丁憂期限的立法尚不完善。最終，刑部在參考臧榮例的基礎上，對裴從義作出寬大處理，只以笞二十七下，解除現職為處罰。有意思的是，刑部并沒有要求裴從義像臧榮等人一樣“一年后方許降等敘用”，而是允許裴從義在解除現職后“別行求仕”。換句話說，裴從義可以重新到官府衙門里謀求吏職，只是還能不能謀得宣慰司令史這種具有“遠大前程”的職位就不得而知了。

仕進難似上竿行

裴從義最終成為歷史的匆匆過客，沒有再出現在史料記載中，百字判例也僅僅倉促勾勒其一生中某個不光彩的時刻。細究其事，裴從義提前“冒哀公參”，大概是有意為之，因為釋服從吉乃喪禮大事，需經諸多禮儀后方可確認喪期結束，一般不會出現日期計算錯誤這種低級錯誤。其有意為之的背后，大概與元朝吏職的激烈競爭不無關系。

正如前述，元朝官吏并不殊途，吏人能夠在積累一定工作年限后通過“出職”獲得官品。元朝名流姚燧曾言：“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衛 ，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錄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這段話的意思是，元代的仕進之路主要有三條，其一是充任怯薛宿衛而得官，這條路主要是為背景雄厚的“大根腳”貴族準備的，普通人幾乎無望。其二是成為讀書人，這條路可以獲得學官之類的身份，有可能通過建言獻策獲得朝廷青睞而得官，同時也有機會通過參加科舉考試得到進用。但這兩條路都占比不大，其一多靠先人余蔭，其二則晉升有限，或不能形成可供廣大士人復制的制度路徑。主要官吏選拔則來自第三條路，也就是由吏職晉升獲得。不管上至中書省、御史臺、樞密院等高品衙門，下至基層郡縣，大多數官員的選拔都來自吏。姚燧的話也許有夸張嫌疑，但無疑也道破了一個事實，即出任吏職在元朝成為很多出身一般的文化人躋身仕途的香餑餑。

由于缺乏托舉背景，這些由吏入官者往往需要在吏人職位上任職多年，然后獲得出職機會，如《元史》列傳中留名的杜世昌、姚天福、尚文、馬煦、卜天璋、曹伯啟等人，出任吏職時間均在十五年以上，而后才熬得出職任官，慢慢得到提拔重用，留名青史。即使是社會地位稍高一些的色目人，也無法避開此一趨勢，納麟、高克恭、答禮麻識理等在吏役期也都在十年以上。但對于更多于史無征的人來說，十幾二十年的吏人生涯往往耗盡其大部分政治生命，幸運者還能在退休致仕前匆匆獲得官品，保全榮華，不幸者早在這漫長的資歷煎熬中提前出局。正因為此，從上崗到維系，再到最后全身而退，吏人的政治生涯始終充滿競爭和傾軋，于是也就有了裴從義等人的遭遇。

為了這為數不多成為人上人的機會，吏人的一舉一動無時無刻不成為其競爭對手盯梢的對象。在《元典章》中，除了前文引到的例子，還有大量官吏被人檢舉揭發的案例記載，如大德二年（1298年）張德清告其本管千戶王繼祖在兄長去世后隨即收繼寡嫂，“亂常敗俗”；至大二年（1309年）葉應山狀告應城縣典史張大榮不丁父憂，反而飲酒嫖宿于娼戶之家等。

可以看到，吏人本人沒有做到潔身自好，或心存僥幸而觸犯法律規定的行為，給了這些舉報者以告狀機會，但另一方面又何嘗不是吏職惡性競爭的結果。從告發者的姓名看，這些人皆非大字不識之輩，看得出應有一定學識水平。結合這一間接訊息，若再進一步揣摩其告狀目的，則完全有理由推測，他們的告狀多少夾雜著扳倒現役吏人的私心，畢竟其中一些違法行為，如丁憂未滿期限等，并無虧官損民，完全屬于私德范疇。

最典型的例子，是作為“都省通例”的戴必顯案。這是《元典章》保留下來最為完整的一則斷例，總字數達三千余字。該案案發于延祐七年（1320年），主角是一位多次被人舉報，又多次重獲任用的吏員戴必顯。據文卷記載，戴必顯最早充江東人匠提舉司司吏，后轉至建康路總管府刑房充當貼書吏人，大德八年（1304年）因事取受賄賂而被發現，后遭革職。半年后，戴必顯又重新得到起用，于句容縣充當縣吏。至大四年（1311年），句容縣擬以戴必顯填補原司吏樊士明的闕位，卻恰在此時，戴必顯遭到句容縣一個名叫“汪榮”的人舉報。舉報人將戴必顯虛捏履歷、收受賄賂等舊賬翻出，最終經監察御史調查后，二度將其革職。但是，戴必顯也不是省油的燈，不知使用了什么辦法，他梅開三度，利用溧水州司吏茍春卿遭取受革職的機會，再次獲得補闕名額，出任溧水州州吏。當然，由于其抹不去的前科，戴必顯很快再次遭所謂州民“吳顯忠”舉報，又一次被革去吏職。

戴必顯數起數落的遭遇，充分反映了元朝吏道之險惡，也印證了王敬松先生在《元代吏制研究》一書中對元代吏途的評價：“各種吏職變成元代企圖入仕者競相追逐的目標。”有時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甚至可以不擇手段。通過他再回看裴從義的遭際，也就可以明白為什么他會因這樣一個細小的疏忽而遭人舉報，最終失去那份來之不易的吏職。

宋代詩人劉過曾在《贈陳時可》中說：“負米過于扛鼎重，選官難似上竿行。”其實，難似上竿行的又何止選官。如同千千萬萬人民群眾一般，裴從義最終也融進了歷史的塵埃中，只有那件與他相關的公案，還在訴說彼時吏道的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