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市監局長”，終于認慫了

一個行政執法部門的官員耍起威風來，能牛到什么程度？

西安市市場監管局郝生旺局長，曾用一己之力，把當官的牛氣玩到極致——法院生效判決到了他那里，形同廢紙一張。

陜西宏潤集團持有子公司宏潤地產75%股權，對應“國際幸福城”城改項目數十億元資產。

這部分股權，被一個叫王堅的家伙，用造假手段變更至個人名下，并全面把持宏潤地產。

其直接后果是樓盤爛尾，2042戶購房百姓長期“望樓興嘆”。

宏潤集團為追回股權，打了十幾年官司。

最高法院判決認定，75%股權屬于借款質押，王堅不能當實際股東。西安中院在后訴中終審判令，75%股權歸宏潤集團所有。

不知道郝局長是搭錯了哪根筋，還是跟王堅團伙有深度利益綁定——本官就是不認法院判決，拒絕辦理相關變更登記。

為此，郝局長聲名鵲起，被戴上“最牛市監局長”桂冠。

《白鹿原》里有一句經典的關中方言俚語：“人狂沒好事，狗狂一堆屎”，這話也適用于郝局長。

這事鬧得沸沸揚揚，驚動了市場監管最高機關。

就西安市監局以行政權架空最高法院、西安中院司法判決效力，萬般無奈的宏潤集團負責人胡緒峰，于今年3月5日給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負責人寫了一封求助公開信。

總局主要領導旋即作出反應，指派專人負責調查此事。今年3月8日，總局派出登記注冊局一級巡視員，專程赴西安調查了解情況，后續不斷督辦催辦。

面對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的壓力，曾經不可一世的郝局長，終于認慫了。

昨日（4月22日），西安市監局將新的宏潤地產營業執照，正式交予宏潤集團代表。

苦等了13年的宏潤集團，將旁落的宏潤地產控制權，重新攥在自己手中。

至此，宏潤地產法定代表人、董事、監事、經理，以及公司章程修改、住所地調整等重大事項，工商變更已全部辦結，整個管理班子全面重回宏潤集團體系。

營業執照是企業的“合法身份證”，拿到這張紙，等于法律明明白白認可：宏潤集團才是宏潤地產的正牌東家。

之前那種“合法的人說了不算、說了算的人不合法”的荒唐日子，總算是熬到頭了。

現在人馬全部歸位，光明正大地收回公章、財權、人事權，為后續的爛尾樓項目重啟、債務處置與資源整合掃清了法律障礙。

重獲營業執照之后，宏潤地產做的第一件事，是將立即向“國際幸福城”所在地的紅旗街道辦、灞橋區政府，以及市城改辦、公安局、住建局、規自局等機關，正式遞交爛尾樓開發重建報告。

總計10棟爛尾樓重建工程，所需全部資金由宏潤地產自籌；計劃今年“五一”長假后即啟動實施，如果排除西安套路貸團伙殘余勢力挑動的行政阻撓，今年年底前可向購房群眾交付7棟，其余3棟可在明年完成“交鑰匙”。

據介紹，部分爛尾樓受害業主得知這一消息，喜極而泣，奔走相告。

這種姿態和行動，與長期把持宏潤地產卻不接續開發，并且利用“國際幸福城”項目進行巨額集資詐騙、騙取銀行貸款和地方財政資金的王堅團伙相比，是非高下立辨。

此次郝局長及西安市監局“認慫”，并非對法律的服膺與敬畏，而是對更高層行政壓力的妥協，司法判決在地方行政堡壘面前的尷尬現狀，正是該事件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這起事件的本質，不是普通的行政登記爭議，而是地方部門刻意用行政裁量權架空生效司法判決的典型樣本。

此番變更，是上級督辦下的被動糾錯，絲毫談不上履職自覺，根本不配得到肯定。

換言之，這是一次典型的上級督辦驅動型糾偏，而非地方部門的自覺依法行政。

長期以來，西安市監局已經形成依法履職的動力缺失、違法行政的路徑依賴。在長達13年的時間里，該局的表現并非簡單的“行政疏忽”，而是一種基于特定利益傾斜的主動對抗。

法院生效判決已確認75%股權歸屬，申請變更登記材料也符合法定要求，該局本應依照《市場主體登記管理條例》履行形式審查義務，在法定時限內完成變更。

但該局不僅拒絕、拖延辦理，甚至鼓動、協助案外人王堅提起所謂“利害關系人異議”訴訟，試圖用沒有法律依據的程序空轉抵消司法判決效力。

其行政邏輯已從“依法辦事”，轉向“為特定方延宕時間”。

西安市監局在該事件中的行為模式，已不再是單純的程序審慎，而是典型的行政不作為與權力濫用交織，本質是濫用行政程序為特定利益方站臺，人為制造司法判決執行障礙。

這種深度卷入利益博弈的行政行為，很難產生自發的糾偏動力。

如果沒有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的行政監督，西安市監局極大概率會在程序正義的旗號下，繼續制造新的阻礙。

即便“利害關系人異議”訴訟敗訴，西安市監局依然握有充足的“工具箱”來維持僵局，從而讓登記過程進入無休止的暫停狀態。

比如，可能超越形式審查權限，對股東會決議的程序細節提出苛刻要求；繼續誘導或采信相關債權人的所謂“知情權”等制造新的“爭議”假象；以“案情重大復雜”為由無限期向上級請示，將行政不作為包裝成慎重決策。

市場監管總局領導的批示意見與個案督辦，不僅是對法律定論的支持和維護，更是行政壓力上的熔斷，切斷了西安市監局通過行政裁量權繼續違法行政的后路。

這一事件暴露出的，是部分地方行政機關“唯上不唯法”的治理慣性——只有當上級行政壓力大于其綁定的利益驅動力時，才會被動履行法定職責。

避免更多當事人不得不靠向行業最高機關發公開信維護權益，歸根結底要靠什么？

靠落實對行政不作為的追責機制。惟其如此，才能讓司法判決的效力，不需要上級介入督促就能落地。

因此，對于郝局長的認慫，我一點高興不起來。

上級機關不發話，一個行政機關就可以找出一百條貌似合理合法的借口，架空司法判決，這絕對是一種慣不得的壞毛病。

當地執紀執法專責機關也好，上級業務主管部門也好，必須依法依規對郝局長的違法失職行為，啟動追責問責程序。

否則勢必形成“行政對抗司法”的負面示范效應，引發其他行政機關效仿，進而誘發系統性法治風險。

其帶來的后果，用《白鹿原》里魏老太太的話說，“世事就瞎在這一幫子混賬二毬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