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東亞近世的小讀書人

2026年4月17日，由浙江大學文學院主辦的“東亞近世的小讀書人”青年工作坊在成均苑4幢900報告廳召開，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臺灣地區的12位學者齊聚一堂。

開幕式上，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馮國棟教授、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周明初教授對與會學者表示歡迎。

第一場主題為“晚明‘小人物’的書序運作與文壇突圍”，由李碧（浙江理工大學）主持。

王潤英（中國社會科學院）指出，傳統文學史敘事以大人物和流派更迭為主線，導致小人物長期處于失語狀態，文學史呈現為斷裂的轉折。她以晚明陳文燭《二酉園集》序系統為個案，在書籍文化背景下轉向小人物“一書多序”的副文本實踐。陳文燭通過精心運作，將各小集、詩集與文集、總集共26篇序文構建成三層金字塔式的話語系統：從小集序到總序，自下而上地累積多維認證；整合不同派別、地域甚至階層多元的聲音，形成“去中心化”的輿論合力。這套副文本裝置的運作，不僅記錄了陳文燭從摹擬復古到自成風格的藝文探索，更使其從求序者變為主要作序者，在王世貞主導的文壇盟主認證模式之外，完成文壇突圍。王潤英強調，小人物并非文學風潮的附庸和被動接受者，甚至可以是積極介入秩序重構的行動主體。這一視角，有助于重建更具連續性與解釋力的文學史圖景。而刻意以“小人物”為題，正是為討論“小讀書人”概念的動態邊界。

與談人周游（浙江大學）從清代研究視角出發，肯定“小讀書人”概念的啟發意義。他認為概念的具體定義并不重要，關鍵在于其帶來的動態視角——營造出上下級與平行之間的互動機制，使文學與社會系統活泛起來。結合岸本美緒對明代的研究，周游指出明代社會流動性強、秩序松動，士紳聯合小讀書人乃至流民，形成橫向結社與縱向網絡，一書多序現象正是這種“壯聲勢”的表現。小人物研究有助于揭示社會分層與底層執拗的“底色”：即便主流風氣更迭，基層仍可能固守舊有思想資源，形成不同地域的差異化接受。周游還提出，明代文人源于社會經濟政治變動的不安感驅動了結盟與序文運作，未來應從歷史學角度更細致地探討閱讀史與想象層面，以深化對文人實踐的理解。

第二場演講主題為“近世東亞小讀書人的多維聯動與跨域影響——以《唐詩訓解》作為個案”，由黃鵬程（浙江大學）主持。

許建業（香港樹仁大學）以晚明建陽坊刻《唐詩訓解》為個案，探討小讀書人在復古派思潮運動中的多維參與。他指出，復古派領袖李攀龍編選了《古今詩刪》并撰有《選唐詩序》，但更為流行的是可能由某小讀書人從中擷取出來的《唐詩選》。這部別樣的選本備受大小詩論家討論，成了于鱗選唐的代表。后來如蔣一葵為其作箋注、唐汝詢將之與《唐詩正聲》、《唐詩歸》等匯合評解，使它的閱讀群眾深入各個階層，可說是晚明復古派余波的深層脈動，也體現了底層文人的各種選擇與調和。而建陽書商利用蔣注、唐解冒托派生出的《唐詩訓解》，除了展現晚明“稗販詩學”的閱讀世界，其東傳日本更一度成為日本江戶時代大小讀書人爭讀之書，并間接驅動注解唐詩的浪潮。透過此個案，許建業提出四個思考方向：媒介的轉換、層級的周流、領域的跨越與地域的對照。他強調，若只關注大人物的學說，往往忽略底層小讀書人在整個運動中的實際運作與價值意義——他們通過編、注、序跋等不同方式與實踐，推動甚至重塑了東亞詩學思潮的底層邏輯。

與談人熊嘯（浙江財經大學）從女性詩集編纂和日本詩學接受兩個角度回應。他指出，明代中葉女性詩集的編纂最初多出于書商獲利目的，其中偽作參半，但長期流傳后真正建構起女性詩歌傳統，并與晚明心學思潮耦合，促成女性詩人的崛起。這體現了底層出版力量“自下而上”的滲透。關于《唐詩訓解》在日本的接受，熊嘯注意到詩學風潮的傳播存在時空錯位：江戶后期偏遠鄉塾仍在教授復古格調詩，而中心城市已轉向性靈派。他以江戶學者大田錦城為例，其詩集中完整保留了從復古到性靈再到折衷的轉變軌跡，這與明代文人有意銷毀早期作品形成對比。熊嘯認為，書籍作為中介，推動了詩學流派的更迭，但也可能導致對核心思想的表層化理解。他呼應許建業提出的“由下而上”視角，強調底層文人的閱讀偏好與出版操作，深刻影響了詩學思潮的實際走向與地域差異。

第三場演講主題為“十六世紀的傳統創造與知識調度：小讀書人在陽明學運動下的困境與轉向”，由周明初（浙江大學）主持。

張藝曦（臺灣陽明交通大學）指出，土木堡之變（1449年）引發明代社會秩序松動，地方治理趨于瓦解，催生了吳與弼、羅倫等新一代的理學家，但其未能解決民眾的失序感。陽明學之所以成功，關鍵在于吸引并動員了大量基層小讀書人，通過書院講學與鄉里講會，將思想轉化為“覺民行道”的社會實踐。他將陽明學區分為“作為思想的陽明學”（以大儒為核心）與“作為運動的陽明學”（以小讀書人為主力）。然而，萬歷中期以后，陽明學逐漸威權化，講究身份出身，加上小讀書人的鄉里空間被擠壓，于是被迫轉向體制內的制藝寫作。制藝不僅是科舉工具，更是小讀書人進行知識調度、重新詮釋儒學經典的方式——他們通過八股文有效調動龐雜知識，以眾人之力累積對經典的新解。張藝曦認為，這一轉向預示了明末思潮的主線，而明朝的突然亡國使這一進程成為沒有答案的歷史懸問。

徐隆垚（浙江大學）從文學研究者的視角回應，他指出“小讀書人”及相關闡釋展示了明代文學史與思想史深度互動的可能性。張藝曦在《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2022）與《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2025）中概括出明代風行的三大思潮——復古派、陽明學與制藝。復古、制藝其實都屬于文學研究的范圍，但在二十世紀的學術史中一直相對冷落，直到近年漸受重視。張藝曦的工作對于文學研究有獨特價值，他不是孤立討論陽明學，而是將其置于與復古運動、制藝寫作的互動結構中，追問思想與文學風潮如何被普通人接受，以及三者之間互動的原理和機制。另外，如何敘述15世紀向來是文學史與思想史共同的難題，對土木堡之變這個重要節點的關注富有啟發性。

第四場演講主題為“南宋‘小讀書人’與東亞書籍交流”，由楊瓊（浙江大學）主持。

卞東波（南京大學）以南宋三位下層知識人為例，探討“小讀書人”的著作在東亞環流的現象。江西贛州人曾原一，多次科舉不第，僅任低級官職，卻編著現存唯一的宋代《文選》注釋書《選詩演義》。該書在中國失傳，但傳入朝鮮半島后因強調忠君愛君的政治教化，被朝鮮國王以活字刊刻并頒賜臣僚，實現了從中國到朝鮮半島再流傳到日本的環流。福建建安人魏慶之，布衣終身，所編詩話總集《詩人玉屑》的中國版本為二十卷本，而日本刊刻的五山版卻有二十一卷，且該本經朝鮮翻刻后，又在江戶時代回傳日本，后為王國維所見，成為今天通行點校本的重要參校本。另一建安人蔡正孫，編有《唐宋千家聯珠詩格》，該書在東亞被不斷抄寫、翻刻、注釋，甚至衍生出博物學的亞文本，在朝鮮王朝被從性理學的視角予以解讀，而在日本江戶時代成為宗宋學者學習漢詩的范本。卞東波強調，這些小人物的著作通過跨國環流，深刻形塑了東亞漢文學的面貌，也啟示我們需要建立不同于西方書籍史范式的東亞書籍史解釋框架。

陶然（浙江大學）認為，卞東波的演講生動展示了“環流”這一概念的學術生命力。他梳理了東亞漢籍研究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主要關注中國典籍外流與收藏；第二階段轉向考察中國文學文化在域外的影響，仍帶有文化輸出單向性；第三階段則以環流視角切入，站在相對平等的立場看待東亞文化的交流與變遷。以卞老師所舉案例為例，曾原一的《選詩演義》在中國不受重視，卻因預期讀者是下層知識人，與朝鮮的需求吻合而獲得刊刻；魏慶之、蔡正孫的著作在域外的廣泛傳播，也說明“經典”與“非經典”的劃分取決于接受層面的不同。陶然結合域外詞的研究經驗指出，朝鮮、日本詞人偏用近體詩式的詞調，說明輸入方會根據自身需求進行選擇。環流視角提醒研究者避免單一化理解文學現象，需對“大/小讀書人”“經典/非經典”進行重新定位。

第五場圓桌會議，研討主題為“為何關注歷史上的‘小讀書人’”，由浙江大學徐隆垚主持。

徐隆垚回顧了前四場報告的核心內容，指出四場演講和對談在時間上跨越13至17世紀，空間上跨越東亞三國，展示了“小讀書人”概念與方法的延展性。在跨學科對話中，讀者可能關心以下核心問題：第一，誰是“小讀書人”？這個概念在跨學科應用中是否會發生變容；第二，為何關注“小讀書人”？如何回應文學與思想史研究關于經典性的質疑；第三，在研究實踐中如何指認“小讀書人”？尤其當研究對象融匯多個流派時，如何精準定位其歸屬？

張藝曦回應，第一，“小讀書人”是流動的、相對的概念。在思想史中，他將其界定為一般讀書人，包括沒有功名的中下層士人，以及一些沒有功名的布衣、處士等，且無跨地域影響力。但這一界定會隨時代議題變化：明末制藝興起后，鄉里處士被邊緣化，小讀書人的圈層發生變動。第二，研究小讀書人的必要性在于：歷史學不允許跳躍式解釋，必須呈現連續發展；大儒的影響力有限，必須通過小讀書人的“第二層傳播”才能形成大規模思潮。更重要的是，下層的思想翻涌會反向影響上層——萬歷朝大儒的語錄越來越像八股文，正是為了回應小讀書人的需求。第三，小讀書人屬于思想文化史的范疇，與社會經濟史所討論的中下歷士人概念并不等同。小讀書人不僅涵蓋未取得功名者，更關鍵的特征在于缺乏跨地域的影響力。在思想文化史的脈絡中，功名與影響力并非絕對正相關：部分未具功名者（如泰州學派的王艮）依然能產生跨地域的深遠影響；反之，許多擁有功名者，其思想影響力卻可能很有限。

卞東波就“小讀書人”的概念、史料等面相深入追問。他結合自己的研究指出，“小讀書人”原指缺乏跨地域影響力的人物，但像他揭示的南宋曾原一、魏慶之、蔡正孫等人，在中國本土影響有限，卻在中國文學域外傳播過程中產生了國際性的影響。那么“小讀書人”的概念能否容納這樣的人，以及“小讀書人”與“鄉紳”的概念是否存在重疊，仍存在繼續討論的空間。

許建業從文學史、書籍史與知識社會史的角度回應：“小讀書人”概念的流動，是需要結合具體語境來界定，更具體的是對權威或權力的分判與確定。權威可以來自身份上的高官、知識上的大儒、文化上的領袖人物等，文學上還要看作品的價值。這些權威具有各種權力，呼召讀書人追隨，就像我們先從遠處看到山峰，才慢慢體認山腰山腳的各樣形態。當然，小讀書人也是“運動”中的參與零件，而復古思潮是一種運動、書籍環流本身也是一種運動。在辨清、描劃更為完整的運動形態，小讀書人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或許代表眾人面目，當中又或有異樣奇相，如何更好地形塑與判析，仍待我們深思。

王潤英認為，“小讀書人”是一個具有高度辨識度的理論視角，而非僵化的名詞定義。其動態性或流動性不僅體現在學科之間，還體現在一個人自身身份的轉變，如陳文燭從“小人物”到“大人物”的變化。研究小讀書人對文學研究的意義在于：以大人物和流派為主線的文學史敘事是高度壓縮的，研究小讀書人可助力歷史更具連續性和解釋力；更進一步看，小讀書人是占據多數的真正實踐者，正是這些人的選擇與回應，決定了歷史的實際走向；具體到近世時段，此期書籍文化高度發達，識字率提升，讓更多人走上歷史舞臺，因此或許并非幾位經典人物，小讀書人才是近世的主體，也是我們研究應該關注的重點。關于如何指認小讀書人，她認為可首先將書籍作為具體抓手，回歸對人的實踐與處境等方面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