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3日，巴黎人民奮然起義，14日，攻占了巴士底獄，揭開了法國大革命的序幕。那時，巴士底獄里面只關了7個人，攻打時倒死了87人，為什么法國人民一定要攻打它？因為在法國人民心目中，巴士底監獄已成為法國封建專制統治的象征，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就曾兩次關押在這里。

正如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提倡的，“社會契約”就是為了人民大眾，契約不取決于財富與國王，而是給人民革命的權力。法國大革命的內在原因就是人權。人們形容盧梭死后從靈柩里伸出一隻手，點燃了一把火，法國大革命爆發了。人民開始認識到自己是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人權必需維護，財產不可侵犯，不應該聽從君王隨心所欲擺弄。攻占巴士底獄后，代表新政權的制憲會議通過《人權和公民宣言》（即《人權宣言》）。宣言闡述的核心就是“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圣的人權”。

可是，以人權為起點的法國大革命在建立政權后卻走上瘋狂殺人的地步、最終上演出了一幕人間地獄。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臺。6月，以羅伯斯庇爾與丹東為首的雅各賓派執政。1793年春天開始，巴黎成了一座革命氣息和恐怖氣氛交織的城市，激進的革命舉措讓法國遭逢另一種絕對的統治——群眾專政。在巴黎，從抄私人住宅沒收貴族用品開始，當街燒書、燒畫、燒一切舊制度文獻，發展到造反奪權，占領原政府機構，封閉原有報紙新聞。革命需要殺人，但是，面對革命，群眾的激情日漸走向極端，失去了控制。一天，羅伯斯庇爾帶著一個警衛員，上街視察革命后的形勢，人們馬上認出了羅伯斯庇爾并激動地圍住他，七嘴八舌地說革命中“流的幾滴血還沒有把人民的臉蛋染紅”，“斷頭臺工作太慢了”，吵吵嚷嚷要為了建立新的道德社會繼續革命，加速殺人。羅伯斯庇爾看著人們因激情泛紅的臉說：“你們要遵守法律！”“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羅伯斯庇爾回答。“我們就是人民，我們不要什么法律，我們的這種意志就是法律。”

進入1794年春天，恐怖主義呼聲更加高漲。馬賽軍事委員會宣稱：“法律的刀刃每天都應切下一些罪惡的頭顱，斷頭臺工作得越繁忙，共和國就越鞏固。”1794年6月10日，在羅伯斯比爾堅持下，又通過了擴大恐怖的“牧月法令”。根據“內心確信”原則，一方面簡化了審判程序，取消了預審，也不須傳訊證人，另一方面，大大收縮司法獨立權限——任何被告在沒有經過救國委員會和公安委員會行政部門審查的情況，不得免于審判，不得釋放。經過兩項改革，司法權力抽空，成為執行行政權力意志的盲目工具。

因為盲目，執行得更為兇猛，審判的對象大大擴展，“人民之敵”的范圍大大擴展，包括準備復辟王國、奴役和解散國民公會的人；軍事上出賣祖國利益的人；幫助法國的敵人的人；欺騙人民的人；敗壞國民士氣的人；傳播虛假新聞的人；不誠實的商人；亂用公職權力的人；通過叛亂性文字迷惑公眾輿論的人；削弱革命原則與共和國原則并阻止這些原則發展的人；傷風敗俗腐蝕公眾良心的人。所有這些罪人，一旦被“內心確信法”（如有物質證據則更好）坐實，只適用于一種刑罰——死刑。七周之內，僅在巴黎就有1376人死于非命，平均每周達196人，殺人最多時每天達50人。一年之中，3.5萬人被處決，而這其中85%的人都是平民。

在這期間，革命元勛丹東先被送上了斷頭臺。身為革命政府公安委員會主席的丹東，簽署過不少殺人的命令。然而，革命家丹東最終被自己發起的革命和人民法庭送上了斷頭臺。最后，羅伯斯庇爾自己也嘗到了斷頭臺的滋味。

如果說，大革命是盛大的節日，那么，圍觀公審、游街、砍頭和示眾就是節日中最喜慶的典禮，每個著名人物被處決后，血淋淋的頭顱都要被挑起示眾，圍觀者興奮得尖叫、大笑、鼓掌，屠殺變成了最大眾化的娛樂。

富有而美麗的朗巴勒公爵夫人被處決后，她的尸體被肢解，她的心臟被掏出，被一名共和黨人吃掉。

大革命之子羅伯斯庇爾被砍頭那天，街道兩邊擠滿了看客，臨街樓房的陽臺和窗口，到處都是興奮得發亮的眼睛；甚至，能夠俯視廣場上斷頭臺的房間以高價出租；前來觀看砍頭的婦女們，一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如同去參加晚宴或舞會。當羅伯斯庇爾的血淋淋頭顱被高舉示眾時，看客們爆發出愉悅而滿足的笑聲。

這里應了無間道里的那句話：出來“混”的，遲早有一天要還的。

法國大革命是啟蒙運動的直接催生物，其主旨是是實現人的自由、平等、博愛。但隨著革命的不斷深入，卻最終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專制、暴力、恐怖。播下龍種，收獲跳蚤。

更具諷刺的是，這場以“反專制”為目標的革命，最終催生了更極端、更集權的專制。舊制度的國王尚且受到傳統、貴族與教會的制衡，而革命政府以“人民意志”為護身符，掌握了不受任何約束的絕對權力。羅伯斯庇爾以美德之名行獨裁之實，以“拯救革命”為借口清除異己，將個人意志強加于整個國家。當革命不再允許不同聲音，當多數人的暴政可以隨意剝奪少數人的生命與權利，自由便名存實亡，平等淪為平均主義的仇恨，博愛變成排除異己的黨同伐異。法國大革命用血淋淋的事實證明：以摧毀自由的方式追求自由，以打倒專制的手段建立新政權，最終只會得到更徹底的專制。

法國大革命的暴力失控，根源在于革命話語的異化與權力的無邊界擴張。當“革命”成為最高價值，一切道德、法律、人性都可以被犧牲；當“人民”成為抽象符號，具體的個體生命便變得無足輕重。革命者堅信自己站在歷史正義的一方，便可以無視底線、不擇手段，這種“道德優越感”成為暴力最堅固的借口。而民眾長期被壓抑的憤怒、嫉妒與復仇欲，在革命的煽動下徹底釋放，形成了破壞性極強的群體暴力，讓理性與寬容在狂熱中蕩然無存。

我們批判法國大革命，絕非否定它推翻封建統治、傳播現代理念的歷史功績。它打破了世襲特權的壁壘，喚醒了民眾的權利意識，為現代民主、法治與公民社會奠定了基礎，這是不可磨滅的歷史進步。但我們更應清醒地看到，美好的理想不能成為暴力的通行證，崇高的目標不能掩蓋手段的邪惡。革命的初衷是解放人，最終卻異化為人的壓迫；追求的是理性秩序，最終卻陷入無序暴力，這是法國大革命最深刻的悲劇。

回望兩百多年前的法國，斷頭臺上的鮮血早已干涸，但歷史的警示從未過時。任何社會變革，一旦拋棄法治、寬容與人性，一旦放任仇恨與暴力蔓延，即便打著最正義的旗號，也終將走向自我毀滅。

從革命到殺人，從理想到瘋狂，法國大革命是一面映照人性與權力的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