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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加強基礎研究座談會上強調“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是所有技術問題的總機關。要以更大力度、更實舉措加強基礎研究，提升我國原始創新能力，進一步打牢科技強國建設根基”。優化基礎研究資助機制是政策和管理層面加強基礎研究、提升原始創新能力的有力抓手。

國家科研機構與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我國基礎研究的兩大核心力量，二者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功能定位有別、發展路徑不同、優勢稟賦互補，構建契合其特點的差異化資助機制是推動兩類機構更好發揮基礎研究引領作用的關鍵。

從資助機制來看，國家對科研機構和高校的財政投入均采用穩定機構撥款與競爭性項目資助相結合的方式，不同類型機構之間差異化的支持非常有限。

這種趨同有其歷史邏輯。

競爭性項目制曾有效打破了“大鍋飯”式的穩定撥款，推動了科研產出的快速增長，使我國的科研活動和評價標準快速向國際科學共同體靠近，并實現了快速追趕，甚至在某些領域實現超越。

但隨著時間推移，一種內在矛盾逐漸浮現：國家科研機構依托建制化優勢，在那些周期長、見效慢、需要持續積累的戰略領域長期投入；而這類研究，在強調短周期績效的競爭性評審中往往處于不利位置。

于是出現了一個現實擔憂：國家科研機構是否在競爭壓力下，逐漸向側重自由探索的高校研究模式靠攏？換句話說，其在研究選題上趨向追逐熱點、在組織形式上走向分散？對此，政策界長期缺乏系統性的實證回答，更多依賴經驗判斷。

趨同資助機制對開展基礎研究的影響

現實中，國家科研機構的科研人員與高校科研人員時常“同場競技”，申請相同的科技計劃或基金。

那么，在趨同的外部資助機制下，面對相同的評審規則、競爭壓力以及績效要求，不同使命定位的機構是否還能保持各自的研究特色？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說明趨同的資助機制已經抹平了不同類型機構間的差異性，那么當前以“分類評價”為重要舉措的改革便缺乏足夠的現實依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給資助機制的設計提出了更進一步的問題：現有資助機制在多大程度上順應了這種分化，又在多大程度上構成了不必要的干擾。

數據給出的答案

近期，我們團隊開展的實證研究工作嘗試從數據層面回答這個問題。

研究以中國科學院院屬研究所和C9聯盟（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九所研究型高校）為比較對象，分析了2009年至2018年間雙方承擔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及其論文產出，涵蓋數學物理、化學、生命科學、地球科學、工程與材料、信息科學六個學科門類，涉及數十萬條數據。

研究沒有簡單比較發文量或引用數量，而是構建了三維分析框架，從兩類機構“研究什么”（主題選擇）、“怎么研究”（組織模式）、“產出如何”（研究質量）三個維度來比較其開展基礎研究的差異性。

我們發現，即便面對趨同的資助機制，兩類機構依然保持了與各自使命定位高度一致的研究特征，且這種差異在十年間保持穩定，沒有收斂的跡象。

在研究主題上，中國科學院所涉獵領域在多數學科中明顯窄于C9高校，但聚焦程度更高。尤為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科學院對“冷門”研究主題仍然保持了持續投入。

在地球科學領域的分析樣本中，化石、造林、特有種等“冷門”研究方向的項目幾乎完全由中國科學院單獨承擔，多個方向C9高校發文量為零。

在生命科學熱點領域，C9聯盟的響應更為迅速：以免疫檢查點治療方向為例，C9發文量約為中國科學院的5.8倍；核糖核酸（RNA）與基因表達研究方向，C9亦高出約一倍。

在科研組織上，兩類機構的差異同樣清晰。

中國科學院各領域論文中參與作者在6人及以上的，占比高達54%至71%，多機構協同尤其是跨院所合作是主導模式；C9論文的主體是3～6位作者，獨立完成或高校間合作更為普遍。

這不只是團隊規模的差別，更折射出不同的科研組織運作邏輯：建制化的集體協作，與相對分散的獨立探索，在趨同的資助體系下并行運轉。

在研究質量上，兩類機構各有所長，沒有明顯的高下之分。

中國科學院的平均論文影響力指標（即領域加權引用影響力）略高于C9聯盟，但兩者在論文顛覆性水平上總體相當，只是各有側重：中國科學院的突破性成果更多集中于地球科學和生命科學的戰略性領域，C9則在信息科學和工程材料等技術驅動型學科中表現更為突出。

使命定位的內生約束力

本研究不只在于描述兩類機構存在差異，也在于通過實證證明，這種差異在統一的外部激勵機制下依然穩定存在。這說明，使命定位不只是一句戰略表述，它已經內化于機構的日常科研行為之中，形成了一種穩定的約束力量。

這背后的機制并不難理解。

以中國科學院為代表的國家科研機構，其資源配置、人才結構和內部考核長期圍繞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展開，形成了特定的選題偏好和組織習慣。即便面對競爭性的外部評審，機構層面的導向依然在發揮作用。

高校的情況則不同，學術聲譽的競爭和人才流動的開放性，使研究者在選題上更傾向于追蹤前沿熱點。

這一發現也提示評價實踐：用同一套量化標準來衡量兩類機構，會否存在評價尺度的適配性不足的問題？

中國科學院在多個領域長期承擔著關注度較低的研究方向，若僅以熱門領域的發文數量或國際引用水平來評判其貢獻，必然形成系統性的低估。

三點建議

一是適當強化對國家科研機構的穩定性支持。

國家科研機構在戰略性、冷門研究的優勢，高度依賴其長期穩定的資源投入和建制化的組織能力。這類研究難以在短周期內產出顯著成果，在競爭性評審中也不具備天然優勢。這類科研能夠持續推進，在一定程度上是機構使命主導下的歷史積累結果，而非資助機制主動激勵的產物。未來可考慮在競爭性項目之外，為國家科研機構中的戰略性研究方向提供專項的穩定性支持，保障其在長周期領域的持續發展能力。

二是推進真正意義上的分類評價。

國家科研機構的評價，應當弱化短期量化指標，側重評價戰略堅守與重大貢獻。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評價，則應更加突出學術原創性和人才培養質量，關注研究者是否在真正推進知識前沿。建立分類評價體系，是對兩類機構不同貢獻邏輯的精準識別，而非降低標準。

三是推動兩類機構優勢互補、協同攻關。

研究數據揭示的分工格局，即科研院所聚焦戰略性領域，高校廣泛探索學術前沿，本身是國家創新體系中自然形成的功能性結構。問題在于，這種分工目前基本處于隱性狀態，兩類機構之間缺乏系統性的協作機制，各自的優勢難以形成合力。在若干戰略領域，可嘗試以具體任務為紐帶，推動院所與高校開展有實質內容的聯合研究，使建制化的協同攻關能力與靈活的自主探索模式在同一研究議題上有效結合。

-本文作者謝子暢是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關注政府科技資助機制研究；阿儒涵是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長期從事政府科技資助、科技投入績效評價研究；本文將發表在《世界科學》雜志2026年第5期“洞見”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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