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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夜晚起點的旅程

扎爾卡·斯維爾切夫（?arka Svir?ev）

李思睿 譯

《抓住兔子》

[波黑] 拉娜·巴斯塔希奇 著

歐陽子儀 譯

作家出版社

《抓住兔子》是一部長篇佳作。小說以富有暗示性、創造力與詩意的敘述方式，觸及后南斯拉夫時期許多領域中被壓抑與邊緣化的歷史記憶、詩學表達與性別經驗。

拉娜·巴斯塔希奇的這部小說在多個層面上引發思考，不僅體現在其明確表達的內容上，也蘊含在那些挑釁性的沉默和/或預設中。

《抓住兔子》讀來一氣呵成，這首先得益于其結構精巧、引人入勝、在本土文學語境中久被期待的敘事；而真正令人心緒難平的，是對其詩學層面意涵的直面。不過，讀者是否會因此而長久難以平復，以及程度如何，則取決于其個人的閱讀習慣。

小說通過女性成長小說1與公路小說的類型框架，使那些在文學傳統中埋藏已久的經驗得以浮現。兩條敘事線索呈現了兩個女孩——敘述者薩拉與她的朋友蕾拉·貝吉奇（后改名為萊拉·貝里奇）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巴尼亞盧卡2的成長歷程，并在十余年的分離與失聯后重逢。

兩條敘事線索，即兩條時間線（寫作當下與過往記憶）交織在一起。此外，小說以第二人稱的敘述方式回溯童年與青春初期，打破常規，使文本節奏鮮活起來。

這一形式手法只有在與小說的核心問題——身份本身的矛盾性、其不斷變化和生成的特質以及由此產生的意識形態影響——相互呼應時，才真正顯現出其分量。

一方面，第二人稱的敘述方式打破了“故事”與“話語”（即“發生什么”與“如何講述”）的對立，使讀者失去那種既可保持距離、又可選擇認同或拒絕認同的閱讀安全感，從而動搖了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的界限；同時，它還拆解了文學應當棲身于“塞拉芬式領域3”的那種逃避現實的想象。小說中的“你”指向并不固定，這種游移既充滿誘惑，也令人不安；但從性別的角度來看，它為所有讀者，無論男女，提供了一個令人向往的映照與自我映照的位置。

另一方面，既然故事本身始終是從話語的立場建構出來的，那么第二人稱敘述便刻意凸顯這種話語性。它通過強調“言說”的行為本身，縮短了當下的“話語”與過去“故事”的距離。對故事建構性的揭示，以及對敘述立場和敘述者所掌握信息不可靠性的呈現，構成了敘述者（自我）詩學的基礎。這一點與“認知短視”4的概念形成呼應，而這種短視正是“位置政治”5（A.里奇）試圖瓦解的對象，也是小說最具挑戰性的層面之一。

兩個女孩、兩位年輕女性之間的關系復雜、迷人而充滿沖突，像絲線交纏在一起，難以言說、捉摸不透。這是所有長久友誼，尤其是在成長歲月中形成的友誼所特有的狀態。敘述者（從女孩到年輕女性）的內心世界、成長經歷和體驗被深刻、清醒、毫無感傷、毫不留情地剖析開來——與母親之間創傷性的關系、初潮與初次性經驗、為獲得愛與認可而做出的沖動行為、對他人的依賴、自我確認的充實時刻與痛苦的自我揭露、羞恥與難以言說的恐懼、豐盈的體驗，以及為了維系自我而主動擁抱的幻覺與謊言等等。

小說的開篇幾句話便直擊人心——

“你擁有某個人，然后你又失去他了。這大概就是整個故事。”

實際上，這是第二和第三句，因為第一句與小說的最后一句融為一體，形成一種矛盾感——它既為故事留下了開放的完整性，也為其留下了完成的可能性，以及擁有（完整）他者的可能性，和在沒有他者的情況下擁有自我的可能性——盡管意識的唯我論試圖否定或偽造他者，然而實際上他者既是構成“自我”所必需的他者，又是那個被渴望的整體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身份的形成與成熟，以及相互關系的動態發展，不僅受個體心理特點和性格特質的影響，還受到兩位女孩/女性所處特定位置的制約，這一點尤為重要——包括她們的性別（即試圖被父權社會塑造的性別角色）、階級地位，以及民族和宗教歸屬。個人、私密的女孩世界，集體歷史的裂痕以及社會階層差異緊密交織，這種關系巧妙地體現在故事的關鍵敘事環節中。兩個女孩/年輕女性之間親密友誼的故事，開啟了一個當代文化記憶所厭惡的話題——塞爾維亞方面對波斯尼亞非塞族居民（集體）責任的問題。

敘述者薩拉出身于富裕、政治立場正統的塞爾維亞族家庭，而她的朋友蕾拉/萊拉則是來自社會底層的穆斯林女孩，其兄長在戰爭初期還很年輕時就被殺害。兄長之死像一處不斷滲血的開放性傷口，貫穿整個小說敘事，成為兩位女孩/年輕女性都無法愈合的創傷。

主觀化的敘事視角，一段友誼的私密歷史及其起伏與裂痕，承擔著集體責任倫理的相關敘事。友誼的辯證關系受到周圍社會因素的影響，有時是潛在的壓力，有時是明顯的傷害。因此，關于對朋友承擔責任的多層次敘事，在小說結構中被建立為一種集體行為模式的范例。

因為，能夠幸存下來的特權意味著有機會見證我們的罪行和他們的受害者，并為集體責任提供正當性——這是后南斯拉夫社會乃至群體成員（即便他們并非創傷事件的直接參與者）修復和恢復中存在的敏感問題。

所以，最終，將“我們的受害者”和“他們的受害者”對立起來的界限消解，被視為一種倫理上的必然和至高責任。

因此，女性主角們身上都帶有近期歷史和地緣政治經歷的印記，也成為這些經歷的象征性投射。其中，朋友蕾拉/萊拉的形象尤其引人注目，她通過敘述者的聲音和視角被轉述，成為一種迷戀的幻象及其無數化身。

敘述者占有她、控制她、定義她、了結她、吸收她、從自身剝離她的種種欲望不斷受挫。蕾拉/萊拉既是小說時空的肉身化投射，是迷人的異域情調，也是民族主義仇恨、階級分層和父權法則的犧牲品。在一個渴望單一、同質和穩定的世界里，她雖被限制于敘述者的字里行間，卻成為變革性、抵抗性、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和多義性的象征。

這種身份敘事由小說的題詞引入，選自《愛麗絲夢游仙境》。它也是一本關于女性身份的書，與《抓住兔子》有著眾多聯系。

《抓住兔子》是一部關于女性共同身份的小說，也是一部關于女性個體身份的小說。因為，盡管兩位女性主角存在顯著差異和特殊性，但她們的共同點是受父權制主導（主要是缺席的兄弟）的話語塑造，而這種壓制的結果正被逐漸揭示出來。

二人的故事密不可分，通過薩拉的視角，眾多（但總是那些特權階級的）立場浮現出來。她所采納的以西方為中心的巴爾干觀，以及作為僑居者生活的特權，在寫作過程中逐漸被削弱。因為，僅僅放棄本質化身份的邏輯，并（自滿地）宣稱擁有選擇的可能性，是不夠的。

對身份建構機制的清醒認識，即回答“誰、何時、在什么條件下占據主體位置并有意義地塑造經驗與表達知識”的問題，不可避免地會面對選擇的局限。自由的幻象被瓦解，同時也需要重新審視：我們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過什么方式被決定，哪些角色被強加給我們，我們如何應對它們，接受某種身份意味著什么——在這些地區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背景下，這一點尤其具有挑戰性。

拒絕認同和保持安逸距離，與采納民族主義敘事一樣，都存在問題，因為它們消解了面對責任的可能，更剝奪了獲得救贖的機會。在這種背景下，小說的語言既是親密身份故事的一部分，也是非文學語境下帶有政治色彩的姿態。在多重視角中，它既是抵抗與焦慮的空間，也是逃離與回歸（如果真的能離開的話）的空間，同時也是分散與聚合的空間。

小說中最有力的隱喻之一是夜晚、黑暗、幽暗的隱喻。包裹著穿越波斯尼亞旅途中女性主角們的黑夜，是戰爭影響、國家經濟破壞、社會分裂、矛盾與沖突的象征性呈現。

然而，更強烈、更痛苦的是直面存在于自身與他人中的黑暗，尤其是我們自身施加于他人的那部分黑暗，那種無法解釋的黑暗，因為它沒有主題和動機，需要——借用原文來說——像精裝書的書頁一樣被撕下，再折成小鳥。

因此，小說中時間、空間和語言的多重運動，以及深入自我與他人內心的旅程，都被一種渴望所驅動：穿透黑暗，回到曾經的起點，在黑夜之前，在第一次及隨后的種種失去之前。抵達那里，既意味著要接納黑暗，也意味著可能獲得救贖。

即便女性主角們仍在通向夜晚起點的旅程中，這部小說無疑已經以尖銳而精練、抒情而鋪陳的筆觸，照亮了那些映射歷史記憶與遺忘的虛幻空間和聲音，也照亮了這一地區“成為女性”的被噤聲的經歷。在我們的漫漫長夜中，這些仍然是罕見的聲音，而令人欣慰的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女性作家將它們清晰地表達了出來。

1 以主人公的精神成長、自我形成過程為中心的小說類型。——譯注（本文所有注釋均為譯注）

2 波黑第二大城市，也是塞族共和國人口最多的城市。它是塞族共和國的主要經濟、政治和行政中心。

3 “塞拉芬（Seraphim）”是最高級別的天使。原文用“塞拉芬式領域”代指遠離現實紛擾的純粹空間。

4 即一個人由于身處特定的特權或地理位置，而無法看到、理解或承認其他人的現實經歷。

5 艾德麗安·里奇（Adrienne Rich）認為個人（尤其是女權主義者）必須認識到塑造其身份和視角的具體社會、歷史和地理背景。她反對“普世女權主義”，認為“位置”最接近的地理概念是肉體。

文章來源

Svir?ev, ?arka. "PUTOVANJE NA PO?ETAК NO?I." Polja 515 (2019): 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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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劉豈凡

二審：劉 強

三審：顏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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