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潘玉良彌留之際為何將兩件遺物托付給潘贊化后代？背后有怎樣的故事？

1918年春天的一個傍晚，上海美專的教學樓里只剩寥寥燈火。女學生關(guān)緊門窗，把鏡子、畫架、油彩一字排開，然后脫下罩衫，對著鏡子審視自己——她叫潘玉良，剛剛畫完那幅讓全校嘩然的《裸女》。　　

這樣大膽的動作，在當時的上海足夠驚世駭俗。可若把目光往前挪五年，就會發(fā)現(xiàn)，這位畫布前的女子，曾是蕪湖青樓里一名被迫學戲的清倌人。父親早逝、母親病故、舅舅好賭，她十四歲那年，被訛錢的舅舅牽著手交給了老鴇，從此命運似乎被鎖進一扇低矮的木門。　　

青樓里規(guī)矩繁多，她犯規(guī)就挨打，逃跑更是常事。有人說她跑了四五十回，也有人說根本數(shù)不過來。鞭痕沒能削弱倔強，反倒逼出一腔狠勁：戲要唱得準，琵琶要彈得穩(wěn)，字得偷偷練，一筆一劃都像攥著出門的鑰匙。　　

1913年夏天，蕪湖碼頭燈火如晝。新任海關(guān)監(jiān)督潘贊化被商界推到怡春院作陪。觥籌交錯間，潘玉良抱琵琶唱了一闕《卜算子》，句里“不是愛風塵”讓那位留學日本歸來的桐城才子抬頭多看了一眼。次日泛舟青弋江，她忽地跪倒，低聲道：“先生帶我走吧。”世人眼里荒唐的請求，他卻沒有拒絕。　　

潘贊化以五百銀元贖了她，當夜分房而睡。臨睡前，她提筆在一幅荷花上寫下“潘”字。三天后隨夫赴上海，從此改姓。有人暗笑“妾身自重”是癡心妄想，可很快就發(fā)現(xiàn)，這個女子并不打算留在閨閣自憐。　　

上海灘的新氣象讓她嗅到另一種可能。鄰居洪野偶然瞧見她涂抹舊年畫，驚嘆其用色大膽，干脆免費教她西繪。那段日子，她白天背誦《新青年》，晚上抄《芥子園畫譜》，畫到天亮再拿濕漉漉的作品去討先生評。　　

1918年，她報名上海美專。檔案一翻——“舊籍妓女”，招生處當場搖頭。劉海粟看了作品，批下一句“可補錄”，事情就這么翻篇。可課堂里最令人生畏的“人體寫生”，還是讓她犯了難。她干脆把自己鎖進畫室，點一盞煤油燈，自做模特，畫到拂曉。成品掛上展板那天，一片驚呼，連向來毒舌的同學也只剩一句“真敢”。　　

兩年后，潘贊化拿出全部積蓄，送她踏上法國郵輪。“放心，窮歸窮，別停筆。”他笑稱自己在上海“做后勤”。里昂中法大學教她打牢素描，巴黎國立美專讓她結(jié)識塞尚式筆觸，羅馬則把雕塑的大理石溫度交給她的指尖。1925年，她以《戴紅圍巾的少女》獲意大利羅馬展三等獎，評委在名單旁只寫“P. Y. L.”，省去國籍，免生爭議。　　

1928年夏，她帶著幾百件作品回到上海，美專立刻請她任研究室主任。那幾年，個人畫展開到第五回，報紙上把她叫作“第一位歸國女西畫家”。偏偏一幅《人力壯士》被人濺上墨汁，旁邊還貼張紙條：“妓女對嫖客的頌歌。”同日，潘府正室一句“下人哪配拋頭露面”傳進耳里，像最后一根刺。她沒吭聲，夜里收拾箱子，翌晨登船，只留下一張字條：“我畫未完，不便久留。”　　

再次抵達巴黎已是1937年，國內(nèi)烽火驟起。她在塞納河邊的閣樓安了家，立下三條規(guī)矩：不加入任何畫商、不改國籍、不牽涉政治。日子拮據(jù)，就去咖啡館教速寫，換來幾個法郎再買畫布。對朋友說起上海，她只笑，“那是另一本賬。”　　

1958年，多爾賽畫廊為她舉辦回顧展，法國評論家用“東方的馬蒂斯”作標題，場面體面熱鬧。遺憾的是，這時的潘贊化已病重，隔著重洋，只寄來一封字跡抖動的短箋：“畫好，人康。”信件到了巴黎，他卻在翌年病逝。　　

1977年5月22日，巴黎春雨沉重。病榻上的潘玉良將一只舊懷表和一條鑲著兩人合影的項鏈遞給好友王守義，聲音低而清：“請帶回去，交給潘家的后人。”旁邊還有一幅早年的自畫像，眉眼鋒利，神情倔強。吩咐完，她合眸而逝，享年82歲。　　

兩年后，裝著那兩件遺物的小盒子回到了安徽桐城。當?shù)匚氖佛^為老海關(guān)監(jiān)督設(shè)立展櫥，懷表滴答作響，仿佛在替兩人補完定格的告別。而屬于潘玉良的數(shù)千幅畫作，也在此后陸續(xù)漂洋過海，歸入上海、南京的美術(shù)館。青樓走出的少女究竟憑什么翻過命運的高墻？或許答案就藏在那間燈火半暗的畫室里，一幅用靈魂交換而來的《裸女》，早已說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