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半生宦海浮沉，早年仰慕范仲淹，晚年歸老江南，其人生軌跡繞不開三人：滕元發、章惇、錢世雄，三人與蘇東坡的交往，寫盡了他的江南宿命。

錢大昕翔實考證滕元發知蘇州的時間，章惇以侍父為由辭任蘇州知州，府志都有記錄。當然，蘇州最知名的太守首推范仲淹，而錢世雄則做過蘇州通判。

治邊凜然滕元發

滕元發，初名甫，字達道。據正德《姑蘇志》記載，滕家祖上是東陽人，其父“薦為秘書郎”，葬于蘇州，滕元發“遂為蘇人”，妥妥宋代“新蘇州人”。紹定《吳郡志》說他是“范文正公之父甥”，也就是說滕元發是范仲淹的表弟。

滕元發像

景祐年間，范仲淹知蘇州，辦府學，北宋教育宗師胡瑗貫徹“明體達用”理念，設立經義和治事二齋，六經以外，治事則分為治民、講武、堰水、算歷等科。會讀書，善實干才稱得上胡瑗的好學生。和蘇東坡一樣，滕元發也是北宋著名段子手，年少時期的段子尤其多，急智過人的形象在《中吳紀聞》、《拊掌錄》等書多有記載。

元祐五年，滕元發和鄭獬、楊繪同試京師，自稱考不取狀元愿罰，結果“鄭居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二公責所約之金，答曰：“一人解，一人會，吾安得不居第三？”滕元發一本正經地壞笑，強辯道：別急！按照解元、會元、狀元的次序，獬（解）、繪（會）之后，我怎么就不是“狀元”了？于是大家“一笑而散”。

京城傳來捷報，胡瑗也笑了，滕元發再度穩坐探花之位，上次只為音韻不合規而憾失探花之位。《宋史》記載：“（滕元發）舉進士，廷試第三，因用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兩度考得探花，如此曠世高第，小說都不敢這么寫啊！

蘇東坡和滕元發同涉黨爭、俱遭貶徙，但滕元發早年深得神宗倚重，即便外放地方，亦多居顯要之任。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素有收復江山失地的神宗登基，最早想任用滕元發做宰輔。《宋史》則敘：“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滕元發和神宗君臣相知，很多年后，滕元發上奏神宗：“受知于陛下中興之初，效力于眾人未遇之日”，不禁涕泣。《宋史》又說：“滕元發‘因事’出知地方”，《邵氏聞見錄》透露了“因事”原委，“甫性踈，上時遣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夸示于人。或有見御札中誤用字者，乃反譛，以為揚上之短”。滕元發顯擺神宗便簽，正好被人看見，而且神宗手札還用錯了字，于是滕元發“揚上之短”的罪名也就落實了。《堯山堂偶雋》稱“滕元發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荊公不合，遂出為帥”。滕元發因性情疏放，落下把柄，又遭王安石排擠，最終遠離權力中心，輾轉地方任職。

《默記》

《蘇東坡文集》收錄致滕元發書信多達六十八首。上任杭州通判途中，蘇東坡語氣隨意還帶點小得意：馬上進入江南，滕帥您羨慕我吧？“漸聞吳歌楚語，此樂公當見羨也”。東坡曾寄鰒魚三百枚等物給滕元發，二人互贈器物詩文，關系親密無間。當然蘇東坡收到的酒茶禮物更多，更有一回，東坡致信問：“許為置朱紅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老兄，您答應幫我置辦朱紅累子，沒忘記吧？

烏臺詩案后，蘇軾身心困頓，滕元發叮囑他謹言避禍，東坡明白他的苦心：“承見教，益務閉藏而已。”元豐七年，在蘇軾迷茫的時候，滕元發支持他定居宜興的決定，促成其買田終老的心愿。買田后，蘇東坡寫信：“若幸得請，則扁舟謁公有期矣。”如果允許常住宜興，我就來拜訪您。

也是在這一年，兩人在鎮江相見，“久放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見到滕元發的一刻，蘇東坡連身形都不自覺挺直。

終宋一代，邊防常困于乏才，而滕元發膽識超邁，且措置精當，所以蘇東坡稱贊他為偉人。

《資治通鑒后編》載滕元發知定州，“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有武勇愿習弓箭者，自為之社，每歲之春，長吏就閱試之，北人勁悍，緩急可用。”為抵御北方部族侵擾，滕元發提出“寓兵于民”的備戰方略，招募強壯牧民編入軍伍以備戰事，該方略成效卓著，成為北宋邊防的重要國策。

哲宗朝，中書舍人王巖叟向哲宗上報滕元發“能為探報，不遣防秋人馬，得帥臣體”。閱《宋名臣奏議》可知，王巖叟的奏疏指出滕元發經反復偵探，斷定暫無戰事后，堅持減少防秋之兵。“為國惜費，其利甚博。”他深知防兵冗雜、防線臃腫才是大忌，寧可擔責身死，也不違背戰略理性。《宋史》講了更多細節，下屬恐敵人來犯，滕元發眼神堅定，手指頭頸，霸氣說道：“吾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

《宋名臣奏議》

朝廷將四個邊寨劃歸西夏后，西夏貪心作祟，妄圖繼續侵占土地。滕元發怒而直言：“兵有以進退尺寸為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他九次上奏、據理力爭，立場鮮明且堅定，蘇東坡對此評價極高，稱“近世名將無及公者”。

滕元發就是這樣一個猛人！

開疆拓土章子厚

沒有最猛，只有更猛，章惇有開疆拓土之功。

貫穿東坡半生、羈絆至深的，還有另一位同籍吳中的“新蘇州人”章惇，字子厚。章家本居福建浦城，“父（章）俞徙蘇州”。章惇主導紹圣新政，蘇軾文冠天下，二人曾為至交，竟以黨爭分途，終至陌路。

《宋史》記載熙寧五年的大事：“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砦，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大片土地并入大宋版圖，皆章惇經略之功。元符二年，章惇已是首相，他發動了更大的軍事行動，“國母梁氏薨，遼遣使蕭德崇來為夏人議和”。宋軍大勝，西夏遣使北宋，割地謝罪求和。《宋史紀事本末》：“洮西安撫使王贍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瞎征。”也是這年，宋軍占領邈川和青唐，敵將投降。

生在漢唐，章惇開疆擴土的功績足以封侯，但《宋史》把他歸為“奸臣”。除了政治因素，還在于章惇的性格太過張揚、激烈，尤其他當朝時期，流放諸多反對陣營人士，包括蘇東坡。

東坡與章惇初仕時，曾同游終南仙游潭。潭側絕壁萬丈，僅獨木為橋，章惇拉著蘇軾要過去在石壁上題字，蘇東坡直接認慫。章惇毫不猶豫走過去，在石壁上寫下“蘇軾、章惇到此一游”，回來后面不改色。蘇軾拍拍他后背直呼：“你這膽子也太大了，連命都敢拼，將來也敢殺人。”

神宗要殺漕官，章惇以“士可殺不可辱”懟神宗，神宗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相讓：“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退齋筆錄》

懟天懟地懟皇帝，章惇就是一個硬茬。烏臺詩案發，王珪偷換“飛龍”、“蟄龍”概念，在神宗面前煽風點火，說蘇軾有不臣之意，證據就是蘇軾的《檜》詩：“此心唯有蟄龍知。”在旁的章惇挺身而出，怒懟：你胡攪蠻纏個啥，諸葛孔明還被人稱作“臥龍”呢！退朝之后，王珪急忙甩鍋：“一切責任盡在舒亶。”章惇再次把他懟得啞口無言：“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嗎？”

年六十五，章惇依舊直言不諱，堅決反對端王繼承大統，擲地有聲地直言：“端王為人輕佻，不能做皇帝。”只可惜其逆耳忠言未被重視，端王即位為宋徽宗，最終淪為斷送北宋江山的亡國之君。

徽宗繼位，年邁的章惇終被放逐雷州。章惇之子章援，曾為蘇東坡門下弟子，生性至孝。他刺血上書，懇請朝廷寬赦其父，又特意致信已然獲赦的蘇軾，表示輔助君王的人，哪怕輕微一句話，也決定他人命運，“尚書固圣時之蓍龜，竊將就執事者，穆卜而聽命焉。”信見趙彥衛《云麓漫抄》。蘇軾帶病回信，絮絮叮囑嶺南居停事宜，并說“（和你父）定交四十余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安慰章援不必過慮。

蘇東坡又寫信給蘇轍兒媳之父、章惇外甥黃寔，轉告章惇母親：“子厚得雷,聞之驚嘆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我弟弟蘇轍也曾在雷州居住過，還算安穩，不用過多擔憂。字里行間不見前嫌，盡顯慈悲本懷。

《東坡全集》

章惇為新黨領袖，篤行國家主義，力主強國為先；蘇軾則屬舊黨務實派，務守民本主義，關切民生安穩。兩人交往未礙彼此底色，終因政見迥異，漸行漸遠。翻檢《冷齋夜話》一則，可想此情。

“章子厚謫海康，過貴州南山寺，寺有老僧，名奉忠，蜀人也，自眉山來，欲渡海見東坡，不及，因病于此寺。子厚宿山中，邀與飲，忠欣然從之，又以蒸蛇勸食之，忠舉筯啖之無所疑。子厚曰：‘子奉佛戒，乃食蒸蛇，何哉？’忠曰：‘相公愛人以德，何必見誚。’已而倚檻看層云，子厚曰：‘夏云多奇峰，真善比類。’忠曰：‘曾記《夏云詩》甚奇。’子厚使誦之，忠曰：‘如峰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天地生靈干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

舉起筷子，老僧已經表明態度，“我懂你的務實與強硬，我不拿小善非議你的大道”。老僧以詩相答，不是恨，不是責，而是一聲輕輕的嘆息，“你的一生雖壯闊，卻如夏云空幻，未能潤澤天下，也未能安頓自己。”

此刻，老僧既是東坡，東坡即是老僧。無言相對，半生浮沉，唯道：夏云多奇峰。

范相高風錢倅情

蘇東坡畢生推崇范仲淹，視其為千古完人。童年初讀《慶歷圣德詩》，便驚慕范仲淹的為人，直呼其為“天人”、“人杰”，成為一生的偶像；待到嘉祐二年考中進士入京，想要拜謁偶像時，范仲淹已然離世，他讀范公碑文痛哭失聲，坦言“吾得其為人”，雖未親炙門下，卻早已心向往之。元祐四年，蘇軾為《范文正公文集》作序，因“掛名其文字中”而“自托于門下士之末”，終于圓了年少時的傾慕心愿。

范仲淹三子范純仁、范純禮、范純粹皆在朝為官，東坡遭烏臺詩案之禍，范純仁挺身相救。蘇軾自述和蘇州范氏三兄弟一見如故，對蘇州亦心懷眷戀，他曾在蘇州自問：“故山歸計何時決！”

東坡先生早年與章惇交厚，“歸安丘園，早歲共有此意”，兩人曾共謀林泉之思。若非黨爭相擾，兼以蘇杭地貴稅繁，且章惇家族的勢力在蘇州已經盤根錯節，東坡先生大抵會選擇“一舸姑蘇”，了去“便逐鴟夷去得無”的歸隱夢。

《歸安丘園》帖

熙寧四年，東坡三十五歲，初任杭州通判，解釋屢屢不赴宴的原因，他寫詩給知州陳襄，“我生孤僻本無鄰，老病年來益自珍。肯對紅裙辭白酒，但愁新進笑陳人”。寧愿和歌妓歡宴，也不想和“新進”官員啰嗦。這年，他上奏朝廷認為新黨改革“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

道不同，不相為謀。后經烏臺詩案，幾陷死地，一朝蒙冤，東坡更厭塵囂。

現實境況如此，“二十余口，不知所歸”，家族成員眾多，日用錢財亦“日以困匱”，東坡先生購地的時候，反復掂量價格，《陽羨帖》囑咐“讬得之面議，試為經度之”。檢閱《宋會要輯稿》的食貨志，拋開稅糧、茶課、蕩課諸項不論，熙寧年間杭、蘇二州商稅數倍于宜興等地，稅課既重，地價自昂。北宋年間，蘇杭已是一線城市，而蘇州的風物繁麗，從蘇軾所記燈市盛況即可概見：“翻翻緹騎走香塵，激激飛濤射火輪。”詩且附注“時浙西皆以不熟罷燈，惟蘇獨盛”。難赴杭州、蘇州，那就在宜興買田吧，于是“臣素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也僅“粗了饘粥”。

朱彝尊有詩：“南章拓滄浪，北章辟桃塢。”章惇家族居住的滄浪亭，在北宋時代屬于郊區，好在近府學，正經學區房。諸子多擢進士第，章惇則“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在位并未為孩子們謀權。章惇族兄章楶是與西夏作戰的主帥，把家安在桃花塢地區。

和章惇的舊盟不復成約，此后兩人互贈的“他年相見話偏長”和“共將詩酒狎樵漁”只成客套。

東坡先生偶爾回憶起蘇、杭，“那堪黃散付子度，空羨蘇杭養樂天”，真羨慕在蘇杭寄情山水的白居易啊。“平生所樂在吳會,老死欲葬杭與蘇。”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光還是在蘇杭，我死后，我的魂魄就歸于蘇杭吧！“吳會”一詞，在唐以后更多指蘇州，蘇東坡的語境里指蘇州或者杭州，《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二首》“吳會二年”，是說自己做了兩年杭州知州；《答新蘇州黃龍圖啟》“移牧吳會”，則指黃履新任蘇州知州，信札又強調蘇杭在他心目中的重量“武林茂苑，江東南之要籓”。

黨爭紛繁，舊友疏離，“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東坡最終還是選擇了風景、人文俱佳的常州。

皇祐元年科舉，滕元發本擬探花，因音韻不合程式，由常州人錢公輔取代。錢公輔也是胡瑗的學生，和蘇東坡交往不多，其子錢世雄是蘇東坡的學生。蘇軾在杭州任通判時，開始與錢世雄交往，此后兩人書信不斷，尤其宜興買田，滕元發和錢世雄助力最多。

“蘇州錢倅差一般家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順，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甚愧其意。”在惠州的蘇東坡曾寫信告訴友人，說蘇州定慧寺僧人契順歷經數月，徒步給他送家信。“蘇州錢倅”即指蘇州通判錢世雄，是他拜托僧人前往送信。

《東坡全集》

建中靖國元年，東坡最后的日子，錢世雄悉心照料東坡的起居。十一年前，滕元發已經辭世，死后葬在蘇州，蘇東坡代前輩宰相張方平為其寫下墓志銘，康熙《長洲縣志》記：“滕元發墓在陽山栗塢，蘇軾有志。”此時，章惇流放在雷州。兩位故交，一死一貶。

七月二十八日，東坡病危。

錢世雄與徑山維琳方丈一同守在榻前，陪東坡走過人生最后一程。

維琳方丈叩耳勸言：“端明（你）宜勿忘西方。”

“西方不無，但個里著力不得。”東坡淡然答。

錢世雄堅持勸勉：“固先生平時履踐至此，更須著力。”

眼角似笑，眸含“呵呵”禪意，東坡滿臉澄明，猶如老僧留下偈語，停頓好久，說出四字：

“著力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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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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