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受邀與英國前外交官、時政評論博主伊恩·普勞德（Ian Proud）展開對話，圍繞美以伊沖突對全球貿易體系的沖擊、中國推動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貿易的實踐、石油美元體系變化、人民幣國際化及全球挑戰的治理路徑等議題分享觀點，以下為對話節選。

美以伊沖突：陸上貿易走廊重要性凸顯

普勞德：美以伊沖突將如何改變全球貿易體系？我認為，這場沖突對全球貿易體系的影響，超過了二戰結束以來的任何一場地區戰爭。

王文：您的判斷非常有道理。美以伊沖突正加速全球貿易體系從海洋主導轉向陸路走廊主導，并推動多極貿易網絡逐步形成。具體來看，當前霍爾木茲海峽這一關鍵海上通道持續受阻，各國已普遍意識到，供應鏈安全不能過度依賴少數咽喉要道。霍爾木茲海峽承擔著全球約25%的海運石油貿易、19%的液化天然氣貿易以及29%的液化石油氣貿易，其通行受阻直接引發能源、物流、農業投入品價格及財政成本的全面上漲。在此背景下，陸上貿易走廊正成為重要替代選擇。

與此同時，伊朗與俄羅斯深化合作，正推動非美元結算體系發展。兩國作為受制裁經濟體，以本幣或易貨貿易方式構建獨立貿易網絡，持續挑戰美元在全球能源交易中的主導地位。

中國助力發展中國家貿易升級

普勞德：中國在幫助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貿易方面，有哪些創新舉措？

王文：事實上，國際社會遠遠低估了中國在促進貿易全球化、推動改革創新方面的重要貢獻。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零關稅政策及數字貿易賦能等舉措，正系統性推動發展中國家深度參與全球貿易，助力構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國際貿易體系，其中有四點尤其值得關注。

第一，中國全面實施對非洲零關稅政策，大幅降低市場準入門檻。自2026年5月1日起，中國對53個非洲建交國全面實施零關稅舉措，成為全球首個對所有非洲建交國單方面實施全面零關稅的主要經濟體。此前，非洲許多農產品出口中國的關稅為20%左右，零關稅政策將顯著提升非洲產品的綜合競爭力，預計未來幾年，非洲對華出口將實現年均20%以上的增速。

第二，破解各國基礎設施與產業鏈發展瓶頸，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目前，中國已與150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其中包含大量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合作項目。通過雅萬高鐵、中老鐵路、比雷埃夫斯港、蒙內鐵路等標志性項目，實現了互聯互通“硬聯通”；同時推動標準對接、認證互認，強化“軟聯通”。在產業鏈層面，中國通過建設海外工業園區和產能合作基地，幫助當地將原材料轉化為高附加值制成品，實現從“輸血”到“造血”的轉變。

第三，發展數字貿易和電子商務，賦能中小企業走向全球。短短幾年間，數字貿易已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新引擎，2025年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總額接近3萬億元人民幣，較2020年增長70%。中國通過與數十個國家建立雙邊合作框架，助力發展中國家優質商品高效進入中國市場；同時通過政策便利化改革，降低中國中小企業參與全球貿易的技術門檻。

第四，推動制度型開放，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規則中的話語權。中國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及區域經貿規則制定，推動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納入多邊機制成果文件，支持發展中國家爭取合理的“特殊與差別待遇”。多年來，在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平臺上，中國持續倡導貿易自由化，反對單邊制裁與“脫鉤斷鏈”，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相比之下，美國近年來推行保護主義、貿易戰和關稅戰，歐洲也頻繁使用制裁手段，本質上都是貿易保護主義行為，而中國始終在推動貿易自由化、降低對發展中國家的關稅門檻，這是非常重要的創新實踐。

普勞德：美國和歐洲的制裁確實帶有明顯的保護主義色彩。

降低石油美元依賴，發展中國家需推進系統性改革

普勞德：對于那些過度依賴石油美元體系的國家，您有什么建議？

王文：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眾所周知，過度依賴石油美元體系的國家，正面臨金融主權流失、經濟安全受制于人的巨大風險，這一點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我認為，這些國家需要進行系統性改革，重點聚焦四個關鍵領域。

首先，加速能源轉型，降低對石油貿易的路徑依賴。石油美元的根基在于全球對石油的需求，中國目前正快速降低對石油的依賴，發展中國家也應加快布局可再生能源和綠色技術，降低對進口化石能源的依賴。具體而言，可推動太陽能、風能、儲能及智能電網建設，提升能源自給率；同時發展電動汽車和氫能產業，減少交通領域對石油的剛性需求，從而增強能源安全，降低對傳統能源體系的過度依賴。

其次，建立本幣結算網絡，打破美元支付壟斷。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探索替代性結算機制，中國已與俄羅斯、巴西、阿根廷等國簽署本幣結算協議，盡可能規避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系統限制；金磚國家正推動建立支付系統（BRICS Pay），支持成員國之間直接以本幣完成貿易結算；中國參與的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業務量持續快速增長，為降低對美元的依賴提供了重要技術支撐。

第三，優化外匯儲備結構，提升資產安全性。長期持有美元資產，容易使發展中國家暴露于美國金融政策波動與制裁風險之下。因此，各國應增加黃金儲備，2025年全球央行凈增持黃金超過1000噸，中國、印度、土耳其等國持續增持黃金就是重要信號；同時推動外匯儲備配置多元化，提高歐元、人民幣等資產及特別提款權（SDR）的比例，還要通過貿易結算、海外投資擴大本幣使用范圍，推動本幣國際化，減少對美元儲備的依賴。

最后，深化南南合作，共建多極化經濟秩序。單個國家難以撼動美元霸權，但集體行動可產生協同效應。當前，美國常將美元體系、金融制裁作為施壓武器，這種政策極具危險性，因此所有發展中國家應聯合起來，在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框架下，共同倡導公平、非歧視的國際金融規則。

普勞德：我完全同意您的觀點。俄羅斯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自烏克蘭危機爆發后，其3000億美元資產被凍結，此后四年間，新增儲備中超過90%都是黃金，這種轉變令人深思。

人民幣國際化將推動貨幣體系多極化

普勞德：您如何看待人民幣作為美元主導地位替代方案的前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對美元主導體系感到不滿，呼吁人民幣崛起。

王文：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客觀而言，人民幣短期內難以替代美元的主導地位，但從長遠來看，其國際影響力將持續上升。當前，全球貨幣體系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民幣在貿易結算、儲備貨幣和金融交易中的角色日益重要。但我們必須承認，美元仍憑借其網絡效應、金融市場深度和地緣政治優勢，保持著主導地位。

數據可以說明這一點：2025年，美元約占全球外匯儲備的57%；石油、天然氣、黃金等關鍵大宗商品定價仍以美元為主，形成了強大的“美元循環”機制；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等支付系統長期由美國主導，全球約80%的跨境交易以美元結算，這些都是不容忽視的現實。

盡管如此，人民幣國際化正通過多種途徑加速推進。例如，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人民幣跨境結算額年均增長10%以上；中國香港、新加坡、倫敦等地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穩步擴大，2025年末，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超過10萬億元；中國人民銀行推動資本賬戶有序開放，建立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累計與超過40家境外央行或貨幣當局簽署本幣互換協議，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同時，我們也應清醒認識到，人民幣國際化仍面臨三大主要障礙。其一，人民幣資本賬戶尚未完全開放，限制了資金自由流動，影響海外投資者配置人民幣資產的意愿，盡管中國正有序推進資本項目開放，但這仍需要時間。其二，與美國等成熟市場相比，中國金融市場的深度與流動性不足，中國現代金融發展僅30至40年，相較于有數百年發展歷史的美國金融市場仍顯年輕。其三，地緣政治與信任建立機制至關重要，美元當前面臨債務擴張、制裁濫用等信用風險，越來越多的國家對美元體系提出批評，但人民幣若想成為被廣泛接受的儲備貨幣，仍需建立強大的制度公信力、中立性及國際認可的公約體系。

因此，我對人民幣國際化持保守樂觀態度，預測國際貨幣體系將從單極體系向多極體系轉變，未來更可能形成以美元為主導、歐元與人民幣共存的多極格局，或許還會包含英鎊、日元等主要國際貨幣，而非簡單的替代關系。預計到2030年，人民幣有望成為重要的儲備貨幣，占全球外匯儲備總量的5%至10%，而目前這一比例僅為2.5%，人民幣國際化仍有漫長的路要走。

普勞德：您的分析非常客觀，人民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接受度仍需時間培育，關鍵在于其發展趨勢，而目前多極化的趨勢已十分明顯。

炮艦外交無法解決全球爭端，全球安全倡議獲百國響應

普勞德：當前，美國或歐盟常常因不認可某個國家，就動用軍事力量，引發戰爭，這種方式顯然無法解決根本問題。您認為還有更好的應對全球挑戰的方案嗎？

王文：非常明確的是，炮艦外交和軍事威脅無法解決當前的全球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習慣于武力施壓，導致世界局勢日益混亂，戰爭和軍事沖突頻發，而氣候變化、人工智能安全等全球性問題卻始終未能得到有效解決。在我看來，唯有通過多邊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以及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協作，才是應對全球挑戰更可持續、更有效的解決方案。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沖突頻發、氣候變化及各類非傳統挑戰日益突出，僅靠武力已無法應對這些復雜問題。為此，中國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強調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倡導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端，反對零和博弈和霸權邏輯，目前這一倡議已得到100多個國家和國際地區組織的支持認同。

面對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美以伊沖突等地區熱點問題，中國始終堅持推動和平談判，倡導以政治方式解決分歧，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多邊機制，主張重振多邊主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增強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話語權。

需要強調的是，炮艦外交和軍事威脅從來不是中國的政策選擇。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從未主動挑起過一場戰爭，從未侵占過別人的一寸土地。中國將堅持和平發展寫入憲法，不搞侵略擴張，不謀求勢力范圍。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第一大維和部隊派遣國和第二大攤款國，中國為國際維和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通過培訓、物資援助等方式，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增強其在全球事務中的話語權。在人工智能、氣候變化、反恐等新興領域，中國積極推動制定新的國際規則，倡導開展國際合作，致力于構建更具包容性的安全框架。

作為中國智庫學者，我們每天都在從美國霸權實踐中汲取教訓。中國不想成為新的霸權國家，也不愿重蹈美國式的安全治理模式，而是盡最大努力為全球安全作出貢獻，堅決反對炮艦外交和軍事威脅，全力推動通過談判解決國際爭端，這就是中國的立場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