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還是“剖”，是每個即將成為母親的人在懷孕過程中最大的困惑。

近年來，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產婦進行剖宮產的比率正在逐年升高。據《2025年國家醫療服務與質量安全報告（產科專業）》顯示，2017年至2024年我國剖宮產率呈現持續上升態勢，其中初產婦剖宮產率的上升趨勢更為顯著。2024年全國剖宮產率達48.57%，較2017年的43.36%上升5.21個百分點，相對漲幅達12%；2024年，全國初產婦剖宮產率升至49.94%，較2018年的37.69%上升12.25個百分點，相對漲幅達33%。世界衛生組織將理想的剖宮產率，設定為所有分娩的10%到15%之間。

2017-2024年間，我國剖宮產率走勢圖。

為什么臨床上會有如此多的“準媽媽”們進行剖宮產手術？甚至剖宮產已然成了90后母親們的一種集體性選擇，“身邊同齡人（90后）少有人自然生產，且一旦勸人自然生產，就容易被打上‘不愛自己’的標簽”。和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對自然分娩的推崇一樣，分娩方式的選擇都莫名與母親的品行掛上了鉤，但實際上，并非每一位做出選擇的母親都是在真正全面了解情況的前提下，做出適合自己的決定的。

除分娩方式外，今天的產科病房中作為生育主體的母親也在被持續邊緣化。當越來越多醫院開始用人工智能解讀胎心監護圖，當整個系統越來越堅信視覺上的“無所不知”能夠解決一切問題時，產婦的主觀感受和親身經歷就更難被看到了，而這些原本是在分娩這件事上最重要的判斷依據。

順產還是剖宮產？

關于剖宮產，一個更熟悉的表述是“剖腹產”。后者側重描述腹部被切開這一特征，但很容易被誤解為僅僅是切開腹部。

一臺常規意義上的剖宮產手術并非如此。醫生究竟切開了多少層組織？這個過程中，哪些組織只是被撐開的？索默施泰因在書中詳細描述了自己親身經歷過的那次“順轉剖”。她在分娩的劇痛中支撐近24小時后，被告知順產希望破滅。隨后，她被推上輪床送入手術室——麻醉師通過脊髓麻醉或硬膜外麻醉對產婦進行局部麻醉。接著，外科醫生會用手術刀在恥骨聯合上方切開腹部，依次切開皮膚、脂肪層以及覆蓋在腹肌上的筋膜。其間，醫生會用手將腹直肌撐開，而不是切開它們。緊接著，醫生會再切開腹膜，腹膜是一層像密封袋子一樣包裹著腹腔內器官的組織。為了更便于觸及子宮，醫生會把膀胱移到一邊，再切開子宮。最后等嬰兒出生后，外科醫生會將子宮托出腹腔，以便將其完全縫合。

《產科醫鴻鳥》劇照。

一般而言，剖宮產大致分為兩類，計劃性和非計劃性。后者根據從決定手術到開刀間隔，又可以細分出非緊急、緊急和極度緊急三個分支。而前者有時也被稱為“擇期剖宮產”，這個說法具有相當的誤導性，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產婦做出的選擇，但實際更多指向的其實是所在醫院的手術室排期。據索默施泰因介紹，在美國，大多數剖宮產都不是計劃內的，其中最常見的原因是產程停滯，但臨床判斷中這個標準又很模糊，很多產婦也許可以“順”，但因為各種原因被“剖”了。對比國內，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產婦甚至會主動要求進行“無指征剖宮產”。

目前的相關討論可能低估了剖宮產對產婦的潛在影響。與陰道分娩后常見的傷害（如一度或二度陰道或會陰撕裂，或失禁問題）相比，剖宮產的切口在身體層面上不那么明顯，有時疼痛的部位也沒那么私密，但看不見不代表不存在。索默施泰因在書中分享，她是在親身經歷過之后才意識到關于剖宮產有很多誤解。即便產婦不考慮再次生育（順產對再次生育而言更安全），手術本身對產婦身體也有影響。例如切開腹膜會擾亂“腹腔腔室”內的壓力平衡，這關乎女性維持支撐背部的壓力，也關乎調動深層核心肌肉的能力，它能讓脊柱保持穩定。如果擾亂了它，卻沒有及時修復，可能暫時可以得過且過，但最終可能導致術后數十年的尿失禁和背部疼痛。

回溯分娩的歷史，某一時期內分娩方式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受觀念的影響。如今對剖宮產的推崇，與女性“愛惜自己”，無需為后續妊娠計劃忍受頻繁宮縮陣痛有關，仿佛選擇順產本身就意味著對傳統母親形象的順從。但在20世紀70年代，今天看來備受爭議的順產卻在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中被視為女性爭取身體自主權這一核心訴求的一部分。彼時產婦經常在產房遭到惡意對待，醫生為了趕時間，可能還會“用產鉗強行助產”，包括“現代分娩之母” 伊娜·梅·加斯金在內，很多先鋒女性倡導分娩不應該被醫療化，女性的身體天然具備分娩的能力。這股思潮還強調女性對分娩的恐懼往往是主管臆想的，正是這種心態使得分娩更加艱難。

在這一觀念的影響下，“自然母親”形象開始受到追捧——不僅追求順產，還連帶鼓勵母乳喂養，與寶寶同睡、自制嬰兒食品等。這些甚至被視為母愛深沉和個人品質高尚的表現。在分娩領域的新自由主義風向也逐漸形成，倡導女性一邊工作一邊照顧新生兒，卻沒有任何制度性支持來應對育兒和工作帶給她們的雙重挑戰。

近半個世紀之后，剖宮產所引發的討論何嘗不是彼時關于自然分娩的翻版。索默施泰因發現，在美國語境中，選擇剖宮產的女性實際面對的是兩種看上去有些矛盾的評價。一方面，剖宮產在大眾認知里與懶惰、能力不足，軟弱怯懦等負面形象緊密捆綁，仿佛選擇剖宮產的女性就是缺乏順產所需的堅韌與果敢；而另一方面，剖宮產又被視作一種“高端定制”，似乎又是那些不愿直面順產痛苦的女性群體的不二之選。但不論哪種聲音，“實則潛藏著同一個根深蒂固的假設——她們本質上被認定是存在缺陷的，要么被視作身體或心理層面太過脆弱，要么被貼上自私的標簽，被認為根本不愿意全身心投入自然分娩的艱辛中”。

為何剖宮產率居高不下？

盡管國際醫療衛生界認為，剖宮產率保持在10%到15%之間是最為理想的，但近年來全球多地剖宮產率幾乎都呈現出穩中有升的態勢，其中初產婦剖宮產率尤其呈明顯上升趨勢。這一現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與醫療化有關。已知最早提及剖宮產的記錄可追溯至13世紀晚期，當時被稱作artificium，意為“人工的”。然而以美國為例，這一手術直到20世紀初才成為產科常規操作的一部分，并被視為醫學進步和現代化的象征。1950年，美國外科醫師學會稱，現在女性剖宮產后死亡比率僅為百分之一，而在1920年，這個數字還是十分之一。

這種對技術的癡迷使得醫學干預逐漸超越了自然分娩，到后來甚至一度達到了有些激進的地步。1967年，一位美國醫生希望他通過剖宮產接生的這個孩子能正好成為美國的第二億個人，于是選擇在當天上午11點整接生（這也是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遜預測的二億人口節點），最終這個孩子在11點03分發出了第一聲啼哭。這一事件在媒體后續的傳播中幾乎將剖宮產技術“神化”，畢竟“沒有什么比將分娩精確安排在這樣一個歷史性時刻，更能顯示醫生對自然的控制”。

短短幾年內，后來的醫學培訓中，大多數產科醫生已經不再接受陰道臀位分娩的訓練，這意味著他們無法再為那些更愿意接受陰道臀位分娩的女性提供這一選項。在索默施泰因看來，這個過程體現了一種“醫療帝國主義”，“盡管初衷是為了母嬰安全，但不加區別地推崇剖宮產，卻忽視了掌握陰道臀位分娩技術的重要性，也忽視了一些母親選擇這種分娩方式的個人原因”。同時通過宣稱對分娩過程的技術權威，產科醫院也間接劃定了誰有權參與到接生過程中，而那些世代積累的經驗，以及不同代際有過共同經歷的女性家庭成員的建議都成了一種“偏門”。

從實際操作層面，醫護也樂見剖宮產的流行。畢竟與自然分娩相比，剖宮產效率更高，特別是預約的剖宮產，醫院一天可以完成的手術數量遠多于自然分娩。醫生按服務收費，而非拿固定工資，因此做剖宮產手術的收入也比自然分娩要略高。

《產科醫鴻鳥》劇照。

索默施泰因在書中還提到，如果說醫療化是“為了嬰兒而犧牲母親”，那么美國醫療內部的金融化模式則是“把母親和嬰兒都犧牲了”。過去幾十年，美國的醫療保健，以及經濟領域中其他看似與金融無關的方面，已經轉變為一種金融工具，能像股票和債券一樣用來賺錢。更重要的是，通過醫療保健來賺錢，和利用醫療保健來實現利潤最大化是兩回事，而越來越多醫院和醫療保健系統正在朝后者傾斜。醫院使用“財務分析”來評估“是否投資于某項活動”，也難怪對患者的護理會成為機構的次要任務。

不只是產房，

整個妊娠過程都在與母體分離

從推廣之初，電子胎兒監護儀就是為了持續性監測分娩過程中胎兒的心率，以此來推斷胎兒的健康狀況。但很多產婦其實都感受過這種心理壓力，“監護儀總是監測不到胎心，但實際上寶寶一切正常”。為了讓儀器持續處于連接狀態，產婦還被告知盡量減少活動，但這其實對分娩不利。此外，有研究表明，對于此前沒有剖宮產經歷的產婦來說，使用電子胎兒監護儀會提高她們接受剖宮產的可能性，比采用間歇性監測的產婦大概高出81%；但從臨床數據來看，這并未有效降低新生兒死亡率、腦癱發生率或智力障礙發生率。

《產科醫鴻鳥》劇照。

這種將“分娩與母體分離”的趨勢由來已久。在搜集資料過程中，索默施泰因被20世紀早期的一本產科教科書插圖震撼，隨著男性參與到分娩過程以及聽診器的引入，助產類書籍中關于女性全身的繪圖被逐漸替換為只展示女性的骨盆、生殖器官或胎兒的局部圖，不再有母親身體其余部分的信息。產婦關于自己身體的主觀感知也日漸被排除在分娩過程之外。

不僅是電子胎兒監護儀，病歷記錄方式的更新也無形中拉大了醫患之間的距離。現在產科查房只需要面對屏幕敲擊，或是在一堆選項框中勾選。考慮到每位醫生實際接觸和經手的產婦數量之大，電子病歷的確提高了效率，能夠生成大量的數據。但和實時呈現的監護圖一樣，我們如此在意數據的完整，卻常常忽略其中意義的細微差別和具體情境的影響。相比于產婦的描述，醫生更傾向于相信他們所看到的、通過技術手段獲取的“事實”。

回到分娩方式的選擇，如今很多母親希望剖宮產的很大原因是不想體驗自然分娩前頻繁的宮縮陣痛。然而索默施泰因在書中提到，疼痛是一種“受多種因素影響而產生的多維體驗”。有關分娩體驗的研究也表明，分娩過程中的疼痛關鍵不在于疼痛本身，更重要的是其他人對這種疼痛的反應方式，這也是為什么很多女性會在身體上的疼痛消失很久后，仍然會被分娩前后那種不被傾聽的無助困住。這些是任何技術的發展所無法克服的，不是技術還不夠先進，而是我們視線看去的方向可能從一開始就偏移了。

正如索默施泰因在全書的末尾所言，今天關于分娩體驗的討論還遠遠不夠。不論選擇何種方式，一次良好的分娩體驗應該是建立在產婦的自主權上——她們能感受到與周圍人的情感聯結，以及覺得自己的分娩經歷得到了應有的尊重。這是一場根本性的變革，它需要的是我們從源頭重新思考，到底哪些類型的“知識”和“敘述”才真正有益于這一生命神圣時刻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