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一批西方學者、傳教士踏上齊魯大地，記錄下他們眼中的孔孟故里。百余年后，這些域外文本被重新打撈、翻譯、集結，由中央編譯出版社與濰坊科技學院合作推出“國外山東印象”系列叢書，構筑起一幅立體真實的近代山東社會長卷。近日，本報記者專訪了濰坊科技學院黨委委員、副校長、《中國鄉村生活》譯者張友祥，聽他講述這套叢書從選題策劃到成書面世背后的故事與思考。

為何是山東

記者：策劃這套“國外山東印象”系列是源于怎樣的出版理念或時代背景？山東在跨文化書寫中具有怎樣的特殊地位？

張友祥：策劃這套書，主要基于兩點：中華文化“走出去”需要更扎實的歷史素材。近百年來，西方學者、傳教士、外交官留下了大量記錄中國的文獻，長期散落在歐美圖書館里，系統翻譯成果有限。把這一部分內容整理出來，既能豐富國內的近代史研究，也能為當今的文化對話提供更豐厚的資源基礎；地方文化研究熱度的提升，需要新的視角和材料，而域外文獻正好提供了不同于本土史書的觀察維度。

將山東作為文化交流的切入點，有三個原因：山東是孔孟之鄉、齊魯文化的發源地，對西方人理解中國精神世界具有標桿意義。從十九世紀喬治·加德納·亞歷山大撰寫的《孔子傳：大教育家》，到法思遠在1912年主編的《山東印象：歷史、文化與社會觀察》專門以孔子、孟子、泰山開篇，西方對中國的精神探索幾乎都要經由山東；山東兼具內陸與海洋、農業與商業、傳統與現代的特征，是研究中國近代變遷最具典型性的地理單元。一個省份同時擁有這樣多重的文化身份，在全國并不多見，這也使它在西方筆下的文獻積淀格外厚重。

記者：這套書除了呈現他者的觀察之外，是否也意在回應海外對中國地方歷史的好奇與關注？

張友祥：這套書從立項開始就有“雙向”的考慮。它服務于國內讀者，讓大家看到一百多年前外國人是如何觀察山東的；它也是面向國際學界的資源整理。我們注意到，近些年海外漢學界正在經歷“地方轉向”，研究重心從國家敘事轉向區域、城市與日常生活。這套書收錄的莊士敦的《一個海濱城市的傳統與變遷：山海之間的威海衛》、明恩溥的《中國鄉村生活》、伊莎貝爾·韋廉臣的《中國古道：煙臺行記》等，在歐美學界本身就是研究中國地方社會的經典文獻，但完整中譯本長期付之闕如。我們把它們系統翻譯、整理、注釋出版，既是給國內讀者的禮物，也是把這一份文獻遺產以更便利的方式重新提交給國際學界。可以說，一百多年前他們寫下了山東；一百多年后，我們認真整理這些文字，愿意繼續與世界對話。這種姿態，本身就是中國文化自信的一種自然表達。

《孔子圣跡圖》在齊聞韶

看見不同視角下的真實

記者：策劃過程中，最讓您感到挑戰或意外的是什么？

張友祥：是一些“歷史照進現實”的時刻。翻譯伊莎貝爾·韋廉臣的《中國古道：煙臺行記》時，我們注意到她描寫的1873年從煙臺經濰縣、濟南府、泰山到曲阜的路線，與今天山東的主要文化旅游線路幾乎完全重合。一百五十多年前一位英國女性看到的“美麗如華北之地”，今天依然是中外旅人向往的地方，這種延續本身就令人動容。 另一件事是關于莊士敦的。他在威海衛工作多年，后來回到英國前在書中專門提到“鹿道口的兩個月夜”“碑口廟的五個霜晨”。我們翻譯團隊在校稿期間專程去威海衛實地踏訪，這些百年前的地名，當地老人依然能指出準確位置。一本書把一百年前的英國學者和今天的中國譯者、當地居民串聯在一起，這種穿越時空的文化共鳴，是任何文獻都難以替代的。

還有一件讓我格外感慨的事。明恩溥在《中國鄉村生活》的前言里寫道：“偉大的中華民族創造了絕無僅有的光輝歷史，也將迎來美好輝煌的未來。”一位十九世紀末在山東縣鄉間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國傳教士，在那樣的年代就能作出這樣的判斷，這本身就說明，真正深入觀察過中國的人，對這個國家的未來始終是有信心的。今天我們重新翻譯這本書，等于是在跨越百年，印證一段早已存在的善意與遠見。

記者：這些“他者視角”，在今天看來是否存在時代的“誤讀”或文化偏見？您認為應該以一種怎樣的眼光來閱讀這些文本，從中獲取有效的歷史信息與文化參照？

張友祥：時代局限確實存在，我們在每本書的“出版說明”里都作了實事求是的提示。例如莊士敦作為英國威海衛殖民官員，論述中難免有為英國統治辯護的傾向，有時會以西方標準衡量中國社會；韋廉臣以傳教為動機來華，文字中帶有維多利亞時代的宗教視角；亞歷山大雖推崇孔子，但他對孔子生平的敘述主要依賴二手資料，存在一定的史實偏差。這些局限我們都向讀者明確說明，不回避、不掩飾。

識別局限不等于否定價值。我建議讀者用三種眼光來讀這套書：

“了解之眼”。理解每位作者的時代背景與個人立場，知道他為何這樣寫、寫給誰看。這樣既能讀出文字本身的意思，也能讀出文字背后的語境。

“互證之眼”。把外文記述與地方志、家譜、契約、口述史相對照。許多看似主觀的描述，放在多重材料的交叉印證中，會顯出真實可信的細節。

“反觀之眼”。明恩溥在《中國鄉村生活》中詳細描述了鄉村集市、家庭借貸、求雨儀式、新年活動等；韋廉臣細致記錄了濰縣客棧的布置、萊州府的滑石工藝、濟南府的大明湖傍晚景象——這些都是中國傳統史書很少留意的“日常”，今天讀來格外珍貴。

讀懂作者的局限，反而能更好地汲取文本中真實可靠的部分。這套書最大的價值，不在于結論，而在于提供了一份不同視角下的“近代中國生活檔案”。

記者：重讀百年前西方人筆下的山東，您認為最值得當代讀者關注的是什么？它們對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有何啟示？

張友祥：最值得關注的，是那些“非宏大敘事”的細節。韋廉臣細致寫下黃縣、萊州、濰縣、青州、濟南一路的客棧見聞、市集買賣、婚喪禮儀、女子日常；明恩溥記錄了鄉村學堂、戲曲、廟會、護青會、借貸關系等基層組織形式；莊士敦描繪了威海衛的鄉村生活、土地制度、家族塋地、節慶民俗……這些都是中國傳統史書極少記錄的內容，卻恰恰構成了鮮活的、有煙火氣的近代山東。對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這些文本給我們幾點重要啟示：

真正深入的文化理解，從來不是建立在抽象概念之上，而是建立在具體的人、地方、生活之上。莊士敦在威海衛工作多年，韋廉臣在芝罘居住二十余年，明恩溥在山東鄉間扎根半生——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正是這樣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今天的文明對話，也需要回到這樣的具體性中去。

中華文化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一百多年前，這些西方人不遠萬里來到山東，記錄下來的既有港口的繁華，也有鄉村的安寧；既有匠人的技藝，也有讀書人的氣節。法思遠在《山東印象：歷史、文化與社會觀察》的序言里直接稱中華民族為“睿智而富有創造力的民族”，并預言它“未來必將更加光明燦爛”。這種判斷不是出自外交辭令，而是基于他在山東多年的親身觀察。

文明互鑒的根本，是平等與尊重。這些文本提醒我們，每種文明都有自己的發展邏輯，而真正能夠留下深遠影響的跨文化交流，從來不是單向的“輸出”或“輸入”，而是雙向的相互理解。

中國農家生活之趕集（中國版畫）

域外書寫的齊魯回響

記者：您認為“國外山東印象”系列對我們認識自身的歷史文化以及地方形象塑造，具有哪些現實意義？

張友祥：文化自信是一種從容——既不回避外部觀察，也不被外部評說左右，而是在與世界的對話中清楚地認識自己、表達自己。這套書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讓山東的世界形象更加立體。山東不只是“孔孟之鄉”，還是一個有山有海、有傳統也有現代、有讀書人也有匠人和農人的豐富整體。德懷特·康斗·貝克爾筆下的泰山、莊士敦筆下的威海衛、韋廉臣筆下的煙臺與濰縣、明恩溥筆下的魯西北鄉村，合在一起就是一個多維度的山東。這種立體形象，比單一標簽更具傳播力，也更經得起國際讀者審視。

印證了齊魯文化的世界影響力。一百多年來，西方觀察者關于山東的著述數量之多、視角之廣，本身就說明這片土地在世界知識圖景中的分量。今天我們把這些文本系統呈現出來，等于是把一份既有的國際共識重新激活，為山東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厚實的歷史依據。

提供了地方文化出版的可復制路徑。中國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國外印象”，都值得這樣系統地翻譯、研究、傳播。山東先行一步，希望能為其他省份提供一些經驗。

歸根到底，這套書想要傳達的是一種開放、坦然的文化姿態：中國不畏懼外部的目光，反而歡迎多元的觀察，因為我們對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信心。

記者：如果挑選一本作為讀者的“入門之選”，您會推薦哪一本？

張友祥：各本都凝聚著譯者團隊的心血，推薦時難免偏愛。如果以“入門”為標準，我會推薦伊莎貝爾·韋廉臣的《中國古道：煙臺行記》。

理由有三：視角親切。韋廉臣是十九世紀罕見的西方女性旅行書寫者，目光柔和細致，從一位老婦人對客人的款待，到萊州城里的滑石工藝；從中國新娘的服飾，到鄉村婦女在集市上的笑聲……這些溫暖的細節，在同時代男性作者筆下幾乎是空白。

結構親切。全書以“行走”為線索，從煙臺出發，串聯起黃縣、萊州、濰縣、青州、濟南、泰山、曲阜、鄒縣，直至北京，沿途的客棧、市集、寺廟、鄉村躍然紙上。讀起來就像跟隨她一同上路，門檻不高，畫面感很強。

情感真摯。韋廉臣對她所遇到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婦女懷有真誠的尊重。她在書中明確寫道，中國婦女“機敏聰慧，各方面都不輸男子”。一百五十年前能這樣表達，在西方旅行寫作中相當難得。

讀完這一本，再讀法思遠主編的《山東印象：歷史、文化與社會觀察》，會更系統地了解山東的歷史與社會全貌；讀莊士敦的《一個海濱城市的傳統與變遷：山海之間的威海衛》，會看到一個海港城市的歷史與可能性；讀明恩溥的《中國鄉村生活》，會深入中國鄉村的肌理；讀貝克爾的《泰山傳》、亞歷山大的《孔子傳：大教育家》，則可以走進山東的精神世界。叢書讀完，一個完整、立體、豐富的近代山東形象，就會自然而然地呈現在面前。而這，正是“國外山東印象”系列想要帶給讀者的一份獨特的閱讀旅程。

《大眾日報》5月14日12版 記者蔡可心

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