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
原定5月30日上映的電影《監獄來的媽媽》，最近因為爭議太大不得不緊急撤檔。
這部電影從演員到出品方，從片方到宣傳口，幾乎每個環節都在挑戰公眾和法律的底線。
但大家可能還沒注意到一件事——這部戲能在監獄里順利拍完，靠的是“掛羊頭賣狗肉”。
怎么個“掛羊頭賣狗肉”法？據編劇秦曉宇自己透露，團隊從2018年6月開始籌備，為了能順利進監獄采訪拍攝，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申請和辦理手續，最后拿到了司法部相關部門的批準。
當時說好了的，是“拍攝關于監獄的紀錄片”，要用真實影像記錄真實的監獄、獄警和服刑人員。
結果呢？
最終端到觀眾面前的，是一部按劇本分鏡調度、拍不好還要重來的商業故事片，編劇自己都承認是“故事片而非紀錄片”。
一部監獄實景拍攝、服刑人員當主角的商業電影，從頭到尾打的卻是“紀錄片”的旗號才拿到的入場券。
這叫什么？這叫以欺騙手段取得行政許可。說好聽點是變通，說難聽點就是詐騙。
有律師說得直白：監獄拍攝實行嚴格審批制，進去的每一臺攝像機、每一段素材，都必須跟報備的用途一致。
你當初說拍教育改造紀錄片去申請司法部審批，回頭把素材拿來剪成商業故事片，這既違背了審批的公益目的，也違反了監獄管理的強制性規定，嚴重擾亂正常監管秩序。更嚴重的是，監獄是國家的刑罰執行機關，法律明確規定監獄的所有活動必須服務于教育改造目的，不得用于商業盈利。把服刑人員當商業資源使，這是在法律紅線上反復橫跳。
更讓人無語的是，這部片子2019年就開機了，但去電影局備案卻是2021年的事。整整差了兩年。這可是典型的“先拍后備”，《電影產業促進法》白紙黑字寫著備案必須是前置程序，不能倒著來。按照規定，這種情況應由電影主管部門予以取締，沒收電影片和違法所得，違法所得5萬以上的還要罰5到10倍。
問題是，它怎么就能一路綠燈了呢？
審批制可不是擺設。你進監獄拍，司法部要審你申請、查你用途；你過審上映，電影局要審你劇本、查你內容。兩道關卡，按理說應該萬無一失。但現實就是——紀錄片報備換了一部商業片出來，當事人服刑期內就在片場，劇本把“支床瑣事持刀殺夫”的判決事實硬生生改成“反家暴失手誤殺”，這套說辭還在國際上拿了個A類電影節的影后。
所以必須追問：審批的時候，到底有沒有人認真比對過拍攝內容和當初的申請用途？監管的人在現場難道看不出劇組在按照故事片的套路調度走位？備案的時候有沒有人發現劇本和生效判決之間有根本性沖突？片方在備案時到底有沒有提交原型案件的司法文書？監管部門之間是不是各管各的，監獄這邊批完了，電影局那邊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
這些問題不追問清楚，今天有《監獄來的媽媽》，明天就能換個馬甲出來《監獄來的爸爸》《監獄來的女兒》，繼續鉆空子。
這事兒還沒完。出品人汪涵5月20日凌晨發聲明道歉，說自己沒做盡職調查、疏忽掛名了出品人，已經和片方解除關聯。姚晨也被卷進來，一開始在母親節那天轉發預告片說“這是我看過最勇敢的演出”“她從廢墟里站起來，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判決書曝光后被網友圍攻，先是拉黑質疑的人，然后悄悄刪了微博，最后發聲明說自己“對影片相關背景缺乏充分了解”。國家電影局也表態了，說“已關注到相關情況，已在進行處理”。
禁關注、撤檔、道歉聲明，這些動作看著熱鬧，但只是開頭。問題的根子還在——報備與實際是否一致？審批過程中有沒有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涉嫌違規的事要不要追責？
這些不查清楚，大家扛過這陣輿論風暴，等風頭過了，換個片名換個導演，同樣的套路照樣能再玩一遍。
影視創作可以玩創意，但不能玩法律。
任何行業都不能把規則當擦腳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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