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
董福祥生平 （下）
圖文｜韓志剛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恩賞群臣，董福祥作為甘、新兩省唯一代表晉京述職，“召對大悅，加尚書銜”。時值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甘軍調(diào)防京畿。次年（1895年），河湟事變爆發(fā)，董福祥奉命率軍征剿得勝，加封“太子少保”，調(diào)任甘肅全省提督，步入他一生的權(quán)力頂峰。1896年，為鎮(zhèn)壓維新戊戌變法，甘軍被編入榮祿所轄武衛(wèi)軍，董福祥任武衛(wèi)后軍統(tǒng)領，成為北洋三軍的重要支柱，深得慈禧太后和軍機大臣榮祿的倚重。被慈禧太后譽為大清“北門鎖鑰”。
1900年，反帝愛國的義和團運動爆發(fā)，迅速發(fā)展到京津地區(qū)，帝國主義惶惶不安，調(diào)兵遣將進行干涉。清廷急調(diào)董福祥甘軍駐扎天壇，守衛(wèi)北京。激于民族義憤，甘軍不少將士同情并參加了義和團。董福祥也“以滅洋自任”，同情支持義和團，但對團民刀槍不入表示懷疑。當時榮祿奉太后旨送義和團10名至行營請面試，福祥先令進午餐，旋與幕僚商酌：“先射一槍再看下文如何？”飯后傳義和團至馬號，槍聲響處，一大漢應聲倒下。福祥歉疚自言道：“可惜一個青年。賞埋葬銀十兩，著領尸而去。因董福祥“仇教滅洋”意識與義和團一致，才互相支持共御外敵，被團民推為“董大師兄”。
6月10日，西摩爾率八國聯(lián)軍進犯北京，董福祥甘軍迅速控制了車站，迎頭痛擊侵略者。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官杉山彬前往車站迎接援軍，于永定門外與董部勇丁相爭于道，無禮恃強，董軍即提其耳下車。杉山彬見勢不妙，請求見大帥以謝。兵大嘩曰：“吾大帥乃天上人，豈汝倭子所能見”。遂殺杉山彬，裂尸于道。慈禧聞訊大驚，急召董福祥詢問，董答復說：“甘軍無之，即有此事，如殺奴才以償之則可；欲殺甘軍一人，必有他變”。太后無可奈何，“因即以御侮任之”。爾后董至端王府，端王拍著他的肩膀，伸出拇指稱贊說：“汝真好漢，各大帥能盡如爾膽量，洋人不足平矣。”隨之董軍又在東單擊斃向清軍挑釁的德國公使克林德；配合義和團圍攻外國使館，在廓坊重創(chuàng)八國聯(lián)軍；甘軍愛國將士參加了北倉阻擊戰(zhàn)、天津阻擊戰(zhàn)和北京防御戰(zhàn)。董部將領馬福祿受命堅守正陽門，浴血奮戰(zhàn)，為國捐軀；甘軍戰(zhàn)死五千人，表現(xiàn)了抗敵的英勇悲壯和大無畏精神。攻打使館時，董曾向慈禧許諾：五日必克之。去向榮祿借大炮，見面后榮祿不應聲，隱幾而臥，董不悅，榮祿則笑而奚落福祥：君必用炮，請向老佛爺求鄙人之頭，君為老佛爺所器重，當不難邀允，君可稱朝廷柱石耳。董大怒，一氣之下立即上朝，叩門入覲，聲稱榮祿實為漢奸，心謀不軌，要求慈禧將榮革職查辦。結(jié)果參劾不成，反遭太后訓斥，使館終未攻下。曾與董福祥共同征戰(zhàn)新疆的提督余虎恩也當著榮祿的面諷刺董攻使館“五日未克”，福祥惱怒，當著榮祿的面要殺掉余虎恩，榮祿“以身翼之”，余才得以幸免。正因為慈禧太后、榮祿為首的清政府出爾反爾，時戰(zhàn)時和的投降政策，甘軍雖奮勇抵抗亦無濟于事。
8月13日，聯(lián)軍攻城，其它清軍一觸即潰，董福祥率部堅守城池，在東便門、朝陽門，甘軍與侵略軍進行了殊死搏斗，英勇頑強。“當聯(lián)軍奪據(jù)京城之際，最稱奮勇者，為董福祥一軍。”14日，京城陷落，在八國聯(lián)軍的槍炮聲中，慈禧太后攜光緒帝倉皇出逃西安，董福祥充隨扈大臣，一路保駕。期間受命節(jié)制滿漢兵權(quán)。董福祥抗敵兵敗后，曾“引刀將自剄，為左右所挾持得不死，”表現(xiàn)了寧為玉碎的愛國精神。留京善后的李鴻章同帝國主義簽訂了喪權(quán)辱國的《辛丑條約》。在議和過程中，外國侵略者認為董福祥是“最惡劣的罪犯之一”，指為“首兇”，堅持要處以死刑。清廷則因董手握重兵，“設辦理稍涉操切，深恐激而生變，后患無窮”，竭力請求各國稍予寬緩。經(jīng)過力爭，僅革去甘肅提督，保留太子少保銜，遣歸故里。
至此，董福祥基本結(jié)束了他的戎馬生涯，時年6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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