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漢大學取消社會公眾進校預約制度的消息引發廣泛關注。從2026年5月13日起，公眾僅憑身份證即可從珞珈門、弘毅門步行入校，工作日與節假日均開放，這標志著自2023年7月實施的預約制全面結束。這一舉措被輿論稱贊為高校“拆墻”行動的積極示范，武漢多所高校也已跟進實行公眾刷身份證入校的政策。

然而，開放后的首個周末，問題接踵而至：游客超萬人次涌入校園，部分食堂就餐高峰期學生“無座可坐”；有游客攀爬樹木拍照、在操場直播學生上體育課；共享單車亂停主干道，干擾正常教學秩序。面對這些亂象，校方回應稱，保衛部門對不文明行為僅能勸阻，因無執法權難以強制處理。

歡呼與爭議交織之下，一個根本性的法律問題浮出水面：高校校園開放究竟是不是一項法律義務？游客的不文明行為該如何追責？學生的合法權益又當如何保障？本文將圍繞這三個層次展開分析。

一、高校開放是“鼓勵”而非“強制義務”

關于高校開放的法律依據，規定：“國家鼓勵和支持機關、學校、企業事業單位的文化體育設施向公眾開放。”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條也明確，高等學校應當以培養人才為中心，開展教學、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

這里面有一個極易被誤讀的關鍵問題：“鼓勵和支持”與“必須”在法律上存在本質差異。

從法律規范的類型來看，法律條文可分為強制性規范和倡導性規范。強制性規范通常使用“應當”“必須”“不得”等措辭，違反將產生法律責任；倡導性規范則使用“鼓勵”“支持”“提倡”等表述，體現的是立法者的價值導向，但并不設定法定的強制義務。

《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第三十二條恰恰屬于倡導性規范——“國家鼓勵和支持”的表述，意味著法律提倡和引導高校開放，但并未將開放設定為高校必須履行的法定義務。換言之，一所高校選擇不開放，并不構成違法，公眾也無法據此向法院起訴要求高校強制開放。

“目前的法律法規沒有明確規定校園開放、允許公眾自由出入校園或登記入校等是高校的法律義務。但從高校的定位來說，校園開放是高校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法律所提倡和鼓勵的。”

這種“軟法”式的制度設計，有其深層考量。高校的首要法定職能是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高等教育法》將“開展教學、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并列，但“社會服務”的履行方式并不限于校園物理空間的開放，還可以包括開放課程資源、科研成果轉化、學者參與公共事務等多種形式。法律沒有也不應當將“敞開校門”簡單等同于“履行社會服務職能”。

此外，“大學校園更好向社會公眾開放具有積極意義，有利于大學更好融入社會、服務社會”，但同時強調要在保障教學秩序的前提下平衡開放與管理。揭示了法律政策層面的基本立場：高校應當在保障正常教學科研秩序的前提下，創造條件向社會開放，而非無條件、無保留地全面“拆墻”。

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讀懂武漢大學取消預約制的真正性質——它并非在履行一項“法律義務”，而是一種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自覺選擇。也正因為如此，這份選擇更值得被尊重，也更需要公眾以文明行為來回饋。

二、無權≠無為：高校管理權的法律邊界與執行空間

事件中最讓人感到無奈的一幕，是武漢大學保衛部的回應：對于游客攀爬樹木拍照等不文明行為，“受限于無執法權，目前只能由巡防人員對個別不文明游客進行勸阻”。這句話道出了許多高校在開放后面臨的共同困境——歡迎社會公眾進入，卻沒有相應的管理權限來約束不文明行為。

這個困境背后的法律邏輯是什么？

首先，進入學校的人員“應當遵守法律、法規、規章和學校的制度，不得從事與其身份不符的活動，不得危害校園治安”。學校也應當加強校園管理，采取措施及時有效地預防和制止校園內的違法違規活動。這一部門規章賦予了高校校園管理的制度依據。

但關鍵在于，高校保衛部門的“管理權”與行政機關的“執法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高校保衛部門可以對違反校規的入校人員進行勸阻、警告，甚至將其列入禁入名單，這是基于校園財產管理權的自主行為，屬于民事主體行使“場所管理權”的范疇。而行政處罰——包括罰款、拘留等——則必須由具有法定職權的行政機關（如公安機關）依法作出，高校無權越位。

“高校沒有直接的執法權，不能對游客直接進行罰款。”但同時也指出，如果游客的行為造成了校方財產損失，“校方可以報警，由公安機關來調解賠償，也可以針對花的價值直接跟游客進行協商賠償”。

武漢大學實際采取的應對措施，恰恰印證了這種“管理權”的具體運用空間：食堂一樓對外開放，允許游客使用線上支付且與學生同價；二樓則嚴格限定僅面向本校師生，以保障其享受國家補貼的優惠就餐權益。面對游客直播學生上體育課的現象，保衛部建議學生第一時間撥打保衛部電話求助，由學校出面解決，而非與直播人員發生直接爭執。

這些措施說明，“沒有執法權”并不意味著“什么都不能做”。高校完全可以在現有法律框架內，通過制定校園管理規定、設置分區管理、建立不文明行為記錄和禁入機制等方式，積極行使場所管理權。

三、游客在校園內的不當行為，可能面臨哪些法律責任？

開放校園不是法外之地。進入校園的社會公眾，如果實施了擾亂秩序、損害財產或侵犯他人權益的行為，同樣可能面臨法律責任。

治安管理處罰層面。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七十二條，結伙斗毆、尋釁滋事，擾亂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教育教學秩序或者破壞校舍、場地及其他財產的，由公安機關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意味著，如果游客的行為達到“擾亂教學秩序”的程度——例如在操場直播體育課造成教學活動無法正常進行——公安機關可以依法介入處理。

民事責任層面。 高校作為校園財產的所有權人和管理人，對校園內的設施和秩序負有管理責任。從民法的角度看，高校向公眾開放校園后，其對進入校園的公眾負有一定的“安全保障義務”——即需在合理管理限度內使他人免受人身及財產損害。如果游客在校園內發生人身損害，校方是否盡到了安全保障義務，將成為責任認定的關鍵。

而對于游客破壞校園財產的行為，根據《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的規定，校方有權要求侵權人承擔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實踐中，校方可以選擇直接與游客協商賠償，也可以通過公安機關調解或民事訴訟途徑解決。

需要特別提醒的是，入校游客與學生之間的沖突，可能使雙方都面臨法律風險。 武漢大學就曾發生一起因游客違規駕車入校并多次鳴笛而引發的肢體沖突事件。即便游客違規在先，“學生也可以優先選擇報警或者向校方反映”，發生互毆行為不僅于理有虧，甚至可能觸犯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因此，無論在哪種場景下，依法維權、理性處置都是對自身權益最好的保護。

四、“邊界”二字：高校開放的法律平衡之道

武漢大學的此次“拆墻”行動，確實值得肯定。公立高校依托公共財政建設，本質上應是服務社會的公共文化場所，開放校園是大學精神的內在要求，也是法律所鼓勵的方向。但開放的前提是秩序，包容的底線是規則。“開放’不等于‘放任’。大學的首要職責，在于教書育人、潛心治學。”

從法律角度出發，一套清晰、可執行的規則體系，是保障高校開放可持續的關鍵：

其一，高校應在開放前制定明確的入校管理規定并對外公示，讓每一位入校者知曉行為邊界。管理規定的具體內容可以包括：可進入區域與限制區域的劃分、禁止行為清單、違規處理方式（如勸離、禁入等），以及投訴舉報渠道。規則越透明，執行越有力。

其二，建立不文明行為記錄與分級處理機制。對于輕微不文明行為，以勸阻和教育為主；對于反復違規或造成實際損害的行為，可將其列入禁入名單；對于涉嫌違法的行為，及時移交公安機關處理，形成“校內管理—行政處罰—民事賠償”的分層追責體系。武漢大學保衛部建議學生發現直播等不當行為時“第一時間撥打保衛部電話”的做法，正是這一機制的雛形，值得進一步制度化。

其三，推動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當前法律對高校開放更多是“鼓勵”而非“要求”，對入校人員的行為規范也缺乏專門、細化的規定。長遠來看，可以通過地方立法或部門規章的形式，進一步明確高校在開放條件下的管理權限、入校者的權利義務以及違規行為的法律后果，為高校“開門辦學”提供更堅實的法治保障。

結語

武漢大學的“拆墻”之舉，是高校回歸公共屬性、踐行社會服務職能的積極探索。但開放不是單向的讓渡——它需要校方拿出更精細的管理方案，也需要每一位入校者以文明自覺守住行為的邊界。

法律鼓勵高校開放，但并不要求無條件、無保留地“敞開門來”。這份開放的選擇，是大學的自信與善意。善意需要被珍惜，邊界需要被尊重。

開放之門已然打開，但門內門外，都應有法可依、有規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