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東局勢動蕩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受阻的影響下，全球能源供應驟然緊張，國際油價高位震蕩。這不僅嚴重沖擊世界經濟復蘇進程，也再次將國際關鍵海上航道的安全問題推到全球聚光燈下。正是在此背景下，與霍爾木茲海峽同為全球能源貿易咽喉的馬六甲海峽受到高度關注。 聯通印度洋與太平洋的航運咽喉 馬六甲海峽位于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島之間，是聯通印度洋與太平洋的關鍵水道。海峽全長大約600海里，整體呈喇叭狀，西北寬、東南窄。作為其延伸段的新加坡海峽，地處馬來半島南端新加坡島與印尼廖內群島之間，東連南海，全長60海里左右。兩條海峽共同構成兩大洋之間的航運咽喉，也是國際公認的“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 數據顯示，2025年馬六甲海峽合計船舶通過量達102525艘次，較2024年增長8.72%。其中油輪運輸尤為關鍵，2025年上半年每日通過石油約2320萬桶，占全球海上石油運輸總量的29%左右。與此同時，馬六甲海峽還承載著全球大量集裝箱、散貨及液化天然氣運輸。 作為東亞主要經濟體能源供應最短也最經濟的航道，馬六甲海峽暢通與否直接關系地區供應鏈穩定。一旦航道受阻，過往船舶只能繞行印尼南部巽他海峽、龍目海峽，航行里程與運輸成本大增，進而可能引發全球能源價格波動、通脹壓力上行等連鎖反應。從供應鏈維度看，馬六甲海峽是東亞、歐洲和中東之間貨物往來的核心樞紐；從能源安全維度看，它對維系東亞各國工業生產與民生燃料供給至關重要；從地緣政治維度看，對它進行任何外部干擾，都可能加劇地區局勢緊張。 海峽治理法律框架的延續與革新 馬六甲海峽暢通關乎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其安全穩定也絕非某個單一國家所能維系。20世紀70年代初，面對超級油輪時代帶來的航行安全、海洋油污風險以及國際海洋法談判中海峽法律地位的爭議，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開啟合作治理探索，初步奠定海峽合作治理基礎。 當時，中東至東亞超級油輪運輸量激增，海洋污染風險加劇，大國海軍活動頻繁，三國對海峽主權管轄與航行安全問題高度重視。1971年，三國外長發表聯合聲明，印尼、馬來西亞明確“海峽并非國際海峽”，同時承認國際航運可依據無害通過原則自由通行，新加坡“注意到”該立場但未表示異議。聯合聲明著重強調，航行安全是沿岸國核心責任，需通過三方協作加以保障，這為后續務實合作指明方向。 1975年日本油輪“昭和丸”號泄漏事故發生后，三國于1977年簽署《馬六甲海峽和新加坡海峽航行安全協議》，出臺12項具體措施，將合作落地為實操規則，推動國際海事組織出臺相關決議，促成海峽交通管理制度的正式實施。其中尤為關鍵的一點是，該協議建立了長期運轉的三方技術專家組合作機制，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公約》）生效前平衡了沿岸國主權主張與國際航行需求，大幅提升海峽航行安全與生態環保水平，因而成為區域海洋治理合作的一項成功實踐。 隨著國際海洋法律體系的完善，1971年三國外長聯合聲明中“非國際海峽”的表述被“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替代。1994年《公約》正式生效后，馬六甲—新加坡海峽法律地位發生根本性轉變，但三國航行安全與環保合作框架得以延續。從水域屬性來看，馬六甲海峽東南部為三國領海，中西部屬沿岸國專屬經濟區；新加坡海峽全域為三國領海海峽。依據三國共同主張，各國船舶（含軍用艦艇）享有無害通過權，無需提前通知或獲批。同時，因兩條海峽兩端連接專屬經濟區，是全球船舶常態化使用的國際航行要道，根據《公約》規定適用“過境通行制度”。 在此基礎上，1977年三國協議確立的實操規則、三方技術專家組機制繼續有效，并結合《公約》條款拓展為沿岸國與航道使用國共同參與的多元合作機制，沿岸國承擔航行安全與污染防治的主導責任始終未變。當前，海峽通行完全遵循國際法。這一法律框架的延續與革新，既彰顯了國際海洋法治進步，也為全球同類海峽治理提供重要參考。 通航安全依然面臨復雜風險挑戰 盡管法律框架清晰穩固，但長期以來，馬六甲海峽的通航與安全依然面臨多重風險和復雜挑戰。 一是先天地理條件與超高通航負荷疊加的硬件風險。馬六甲海峽與新加坡海峽航道相對狹窄、部分水域水深有限，形成一定程度的通航瓶頸。2025年，海峽船舶通過量達到創紀錄的102525艘次，逼近整條航道的物理承載上限。為數眾多的大型油輪、集裝箱船、散貨船等在狹窄航道內高密度混雜通行，導致船舶碰撞、擱淺等安全風險上升。加上海峽內部存在沙洲遷移、沉船殘骸遺留等自然障礙，在臺風、大霧、海流突變等惡劣海況下進一步放大人為操作失誤概率。相關海域一旦發生安全事故，極易導致原油泄漏、航道堵塞等后果，不僅嚴重威脅航運安全，還會對周邊海洋生態造成破壞。 二是海上非法活動頻發的現實治安風險。近年來，海峽周邊海上非法活動呈上升趨勢。2025年，馬六甲海峽共發生108起海盜及海上武裝搶劫案件。此類案件雖多為針對船員財物、船上物資的盜竊，不是大規模劫持船舶、阻斷航道的惡性事件，但仍威脅船員人身安全與貨物運輸安全，擾亂正常航運秩序，推高航運安保成本，侵蝕海峽航運的穩定性。 三是地緣政治沖突外溢的復合型風險。當前全球地緣政治動蕩加劇，霍爾木茲海峽危機持續延宕，相關負面影響向亞太地區傳導蔓延，給馬六甲海峽帶來多重衍生風險。比如，在全球能源供應鏈紊亂的情況下，部分船舶臨時調整航線、通航節奏失常，海峽通航流量出現大幅波動，加大了航道通航管理與應急調度難度；再如，外部軍事力量在海峽周邊海域活動頻次明顯增加，加劇了區域地緣政治緊張，不僅導致國際航運保險費用上漲，還可能引發海上意外摩擦、軍事對峙等風險，直接干擾海峽正常過境通行秩序，給航道安全帶來潛在隱患。 努力構建全方位的安全防控體系 面對多層級、復合型的安全風險，沿岸三國聯合國際社會出臺一系列務實舉措，努力構建全方位的安全防控體系。 其中，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三方技術專家組深化協作，持續升級航道助航設施、船舶動態實時監測系統，優化通航管控流程；全面完善并嚴格落實商船強制報告制度，在海峽內劃定13個報告區域，要求所有過往商船主動報備航行信息，實現通航全程動態管控。同時，三國依托區域海上安全合作協議，搭建信息共享平臺，開展常態化聯合巡邏執法，精準打擊海盜、武裝搶劫等非法行為。另外，國際海事組織持續優化海峽交通管理規則，全球各大航運企業也同步強化船上安保設施、風險預警機制與應急處置能力等，形成沿岸國主導、國際組織協同、航運企業參與的多層防控網絡。實踐證明，堅持多邊協作、強化防控能力、壓實各方責任，可以有效管控馬六甲海峽各類安全風險，保障航道持續暢通。 作為全球能源與貿易的核心戰略樞紐之一，馬六甲海峽的穩定運行直接關系東亞供應鏈韌性、國際能源價格平穩、全球海洋生態可持續發展等。 在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帶來深刻警示的當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作為沿岸國，應繼續嚴格遵循國際法規則確保航道安全暢通，同時持續發揮主導作用，深化航道治理合作。該航道的主要使用國，也可以通過技術援助、能力建設、多邊協商等方式，積極參與海峽安全治理。國際海事組織等多邊機制則應進一步發揮協調作用，推動各方凝聚共識、攜手應對新興安全威脅。唯有各方秉持互利共贏理念，切實維護馬六甲海峽“用于國際航行”的法律地位，不斷完善多元合作治理框架，避免單方面破壞通航秩序的行為，才能讓這條黃金水道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持續發揮聯通兩大洋、服務全球貿易的關鍵價值。（作者是中國南海研究院區域國別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