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21年間，極端高溫天數已從794天攀升至1600天以上。全國氣候物理風險波動上行，近半數省份風險指數創下新高或次高，內蒙古、湖南、新疆風險偏高。廣州、杭州風險指數處于顯著高位，合肥、呼和浩特、上海風險緊隨其后。

對于企業而言，氣候風險更從“潛在威脅”轉化為“顯性沖擊”，直接體現為生產設施損毀、供應鏈中斷、運營成本攀升、營收利潤縮水等現實經營壓力。為此，從光伏領域的TCL中環、通信服務行業的數據港，到水務企業武漢控股、服裝龍頭波司登，正加緊實現ESG的根本性轉型，構建生存韌性體系，規避極端天氣帶來的直接財務損失。ESG已從企業提升品牌形象的“加分項”，變身為抵御氣候風險、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支撐。

來源：新財富雜志（ID：xcfplus）

作者：張若海 路瑞 韋姣騰

張若海為易董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路瑞、韋姣騰分別為該所高級研究員、研究助理

01

氣候異常常態化，誘發企業財務風險

《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24）》提供的極端天氣天數變化數據顯示，氣候異常正在常態化。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3—2024年，中國極端高溫天數從794天持續攀升至1600天以上，21年間增幅超100%；極端低溫天數波動下降，極端強降水天數局部波動。

21世紀以來，伴隨人類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的持續推進，全球變暖趨勢不斷增強，厄爾尼諾、拉尼娜等異常氣候現象的出現頻率顯著提升。這不僅對全球糧食安全、生態系統穩定性、公眾健康保障形成了多重嚴峻挑戰，更可能通過沖擊供應鏈、擾動資產價值等路徑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進而對宏觀經濟的平穩運行構成潛在威脅。

我國作為全球氣候變化的敏感區與影響顯著區，不同區域的氣候條件存在巨大差異，進一步放大了極端天氣事件的沖擊效應。尤其是極端高溫事件的持續增加，正從生產、資產、供應鏈等多個維度向企業傳導實質性壓力，對不同行業造成差異化的財務沖擊。

標普全球（S&P Global）基于行業分類標準（GICS）的預測數據顯示，中等溫室氣體排放情景（SSP2-4.5）下，極端高溫是多數行業未來的核心氣候風險來源，通信服務業、房地產業受極端高溫在內的氣候物理風險綜合財務影響最顯著，影響比例分別為4.9%、3.3%。這主要由于此類行業對戶外設施、固定場所的依賴度更高，極端高溫易直接影響設施運行效率、資產價值與服務連續性，而極端高溫的影響強度，還會隨氣候情景的惡化進一步放大。

明晟指數（MSCI，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編制）基于中國指數成分股的分析數據顯示，在全球升溫1.5℃的有序轉型情景下，各行業極端高溫對應的風險價值（VaR）損失相對有限；但如果全球升溫5℃，即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設定的高排放情景（SSP5-8.5）之下，公用事業、能源、通信服務等行業的損失幅度會顯著擴大，部分行業損失接近10%，主要源于基礎設施中斷、制冷成本增加和生產力下降。

這意味著，極端高溫的沖擊并非靜態風險，若其持續加劇，企業面臨的財務風險將呈現非線性增長。

02

全國氣候物理風險波動上行，內蒙古、湖南、新疆風險偏高

極端高溫對各行業的差異化沖擊，只是氣候物理風險的一個縮影。實際上，極端低溫、極端強降水與極端高溫共同構成了企業需直面的核心氣候物理風險。

這三類極端天氣共同構成多種衍生災害的導火索：在氣候變暖的驅動下，極端高溫會從短期熱浪演化為持續災害，進而誘發干旱、山火；極端低溫雖發生頻次減少，但強度與極端性顯著，易誘發暴雪、寒潮等災害；極端強降水的致災性突出，常伴隨洪澇、地質災害等次生風險。

考慮到氣候物理風險對企業經營穩定性的影響既持續又廣泛，為對相關風險的變化進行科學測度，本文參考郭等人（2024）的研究方法，采用相對閾值法，構建氣候物理風險指數。

結果顯示，2003—2024年，全國氣候物理風險指數在區間內劇烈波動，線性趨勢線持續上升，這既反映極端天氣的年度爆發強度存在顯著差異，也印證全國氣候物理風險長期處于上升態勢。

各類極端天氣對指數的貢獻度結構，進一步揭示了這種走勢的驅動邏輯：極端高溫是風險指數的核心貢獻源，極端低溫的貢獻度呈階段性波動，極端強降水的貢獻度始終保持相對穩定。這種貢獻結構使得全國氣候物理風險呈現出長期趨勢明確、短期波動復雜的復合屬性。

而從省級層面看，我國氣候物理風險的區域分異特征顯著。近年，華北、中南、西北地區的風險水平持續偏高，東北地區則整體風險偏低。

2024年數據顯示，近半數省級地區的氣候物理風險指數達新高或次高，但其風險強度與驅動因素差異顯著。其中，風險相對偏高的內蒙古，與區域內極端低溫等事件的發生頻次增加直接相關；湖南則對應著極端強降水天氣的集中影響；新疆也與當地極端高溫天氣的頻發密切關聯。這體現了不同區域的主導極端天氣類型存在較大差異，進而塑造了差異化的氣候物理風險強度與演變趨勢。

主要城市層面，氣候物理風險呈現區域分化顯著、年度波動集中的整體特征，2024年更是極端天氣影響的集中體現期，廣州、杭州的風險指數均處于顯著高位，合肥、呼和浩特、上海的風險水平緊隨其后，其風險提升多與極端高溫、局地強降水等天氣事件的集中發生直接相關。

此外，2003—2024年的氣候物理風險指數變化趨勢，與自然災害直接經濟損失走勢具有一定一致性，整體都呈現波動上升。基于自然災害直接經濟損失為被解釋變量、氣候物理風險指數為解釋變量構建回歸模型，結果顯示，在全國層面，二者在10%的顯著水平上呈現正相關關系（P=0.052），為氣候物理風險強度向經濟損失規模傳導提供了統計支持。

03

ESG定位轉變：答好極端天氣下的生存題

在極端天氣常態化的背景下，氣候物理風險已從“潛在威脅”轉化為“顯性沖擊”。對于企業而言，這種傳導更直接體現為生產設施損毀、供應鏈中斷、運營成本攀升、營收利潤縮水等現實經營壓力，傳統的單點式風險應對手段已難以覆蓋其全鏈條沖擊。

在此背景下，兼具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治理（Governance）三重維度的ESG體系，不再是企業提升品牌形象的“加分項”，而是應對氣候物理風險、保障可持續經營的“生存題”?？v觀各家上市公司的ESG報告，不少企業正在完成從風險應對到生存韌性構建的轉變。

以TCL中環為例，其物理風險重要性矩陣顯示，極端強降水是發生可能性高、潛在影響程度高的“雙高”急性風險，易引發內澇、設備浸水及產線中斷，直接威脅自身作為光伏制造企業的核心產線與倉儲安全。

針對“雙高”風險，TCL中環采取了四大應對舉措：一是氣候適應性規劃，在光伏電站及制造基地選址階段，將氣候變化物理風險評估納入可行性研究體系，綜合考量地形高程、洪澇歷史數據等關鍵參數，確保新建項目選址符合氣候韌性設計標準；二是基礎設施強化工程，針對生產核心區域(車間/倉儲/配電系統)，實施建筑防水等級提升工程，完善廠區排水管網監測機制，重點防范極端降水引發的運營中斷風險；三是設備維保，構建全生命周期設備可靠性管理體系，在設備采購階段執行耐高溫、耐潮、耐寒特性，在運維階段實施加強設備維護和保養，提高生產、公輔設備在極端環境下的穩定性和耐用性；四是預警與緊急應對，建立極端天氣應急預案動態更新機制，定期開展應急演練。

對通信服務行業的數據港而言，其面臨行業典型的氣候物理風險——極端強降水直接破壞基礎設施，進而影響客戶業務連續性并增加運營成本。對此，數據港通過“設施升級+災害響應機制+風險轉移覆蓋”的組合舉措，構建起一套適配定制化業務場景的氣候韌性體系。

水務企業武漢控股則充分考慮生產、服務等活動與氣候變化間的關聯，其氣候相關風險表顯示，極端高溫對公司帶來的風險高，并且持續周期較長，直接影響設備正常運行、增加電力消耗和水處理成本等。該企業從自身運營情況出發，制定應對極端高溫的舉措，包括推進可再生能源項目、采用節能制冷設備和技術、設計相應生產運行方案、開展員工培訓和應急演練等。

羽絨服裝制造龍頭波司登的核心風險，則與極端高溫、極端低溫直接綁定。其風險矩陣顯示，在溫室氣體中高排放（RCP2.6和RCP8.5）情景下，極端高溫或極端低溫的發生概率與影響程度均為“高”，且影響周期覆蓋短、中、長期。

鑒于“溫度直接決定需求”的行業特性，波司登的核心營收與供應鏈穩定性高度依賴氣候溫度的波動，極端高溫（暖冬）會導致羽絨服需求斷崖式下滑，極端低溫（寒冬）則會引發供應鏈中斷與成本飆升，極端溫變已成為此類企業經營的生存級風險。

波司登為此構建了針對性的應對體系，匹配溫度驅動型行業的風險特征。暖冬時能快速調整的柔性庫存策略、寒冬時保障原料供應的多元化采購體系，以及極端溫變下守護生產效率的員工安全保障等舉措，已成為此類企業應對氣候波動、避免營收失速的剛性生存必需。

在極端天氣常態化的背景下，ESG已從各行業企業的品牌“加分項”或道德責任，徹底轉變為保障經營存續、維系產業鏈穩定的生存必答題。

從光伏制造、數據中心、水務基礎設施，到服裝零售等消費行業，不同領域的企業均面臨系統性氣候風險的沖擊，傳統單點式應急已完全失效，領先企業已依托ESG，構建起韌性體系。

這些體系雖因行業特性而各有側重，但其核心邏輯高度統一。ESG的價值不僅在于規避極端天氣帶來的財務損失，更在于通過環境、社會、治理的協同發力，構建企業與城市、產業與民生的共生韌性，這也是極端天氣時代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路徑。

本文所提及的任何資訊和信息，僅為作者個人觀點表達或對于具體事件的陳述，不構成推薦及投資建議，不代表本社觀點。投資者應自行承擔據此進行投資所產生的風險及后果。

《新財富》雜志5月號

《2025新財富雜志上市公司

共舞“人工智能 +”》

（點擊下方圖片可直接購買，下單請備注郵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