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飯的時候，對面的人忽然問我，如果再也不用去上班了，你最想做什么？

我愣住了。

筷子懸在半空，不是在思考答案，而是我發現自己根本沒有答案。

我居然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不是沒有時間想，是我連想的能力都丟了。工作以外的任何事情，像被人從腦子里整片整片地刪掉了，干凈得不留一點痕跡，連回收站都是空的。

我忽然意識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已經不會做夢了。

那些關于未來的、關于遠方的、關于"如果有一天"的夢。

它在我的心里死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時候死的，甚至不知道它是怎么死的。

我試圖回想自己是從哪一天開始變成這樣的。

可是記憶里沒有那樣一個具體的分界線。沒有某一天早上醒來，忽然決定從此不再做夢。它是慢慢的，像墻面的漆皮在潮濕中一點一點剝落，掉在地上也聽不見聲響，等你注意到的時候，整面墻已經斑駁到不成樣子。

每天早上七點，鬧鐘準時把我從四個多小時的睡眠中拽出來。洗漱，出門，地鐵。早高峰的車廂是一個密封的罐頭，所有人都低著頭看手機，所有人的臉上都是同一種表情，沒有表情。我舉起手抓住橫桿，在人群的搖晃中閉上眼，有時候會在這段路上再偷二十分鐘的覺。

到公司，工位，屏幕，郵件，會議，外賣。下午的陽光永遠照不進格子間的深處，日光燈的白光從早亮到晚。偶爾抬頭看一眼窗外，發現天已經黑了，不知道是六點的黑還是九點的黑。

加班到深夜回到家，電費已經開始執行半價了。

躺在床上，明天又是一模一樣的循環。

我像一顆齒輪，被咬合在一臺巨大機器的某個角落里，日夜不停地轉。每個齒輪都不能壞，因為一旦有一個齒輪停轉，整臺機器就會發出刺耳的噪聲。所以我不能停下來。我沒有資格停下來。

可是齒輪轉久了，棱角就被磨平了。

磨平的棱角里，有一樣東西叫作幻想。

十七歲的時候，我想成為一個拍遍世界每一條街道的人。

手握相機，把所有那些一閃即逝的瞬間從時間的河流里打撈出來。

我們都一樣，都曾經是那樣一個少年，心里裝著一整個世界，覺得所有的遠方都在等我，所有的故事都會和我有關。

后來的事情，大概和所有人都差不多。在社會機器的流水線上，我們都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站穩了，就再也不會挪動。曾經覺得不可忍受的日子，忍著忍著就習慣了。

相機還在，只是被塞進了柜子最深處。膠卷也在，放在冰箱里，忘了有效期。

我變成了一個讓十七歲的自己一定會討厭的大人。

有人說忙碌是殺死理想的元兇，可是我覺得不是。

忙碌只是表象。真正致命的，是在忙碌中不知不覺地失去了做夢的能力。

這兩件事是不同的。一個人可以很忙，但心里還有一團火；一個人也可以很閑，可是心已經涼了。前者是身體的疲憊，后者是某種更深層的熄滅。

我屬于后者。

從理想主義者墜入務實主義者，中間沒有萬丈深淵，沒有驚天巨響。只有日復一日的鬧鐘聲，只有月復一月的工資條，只有年復一年的出租屋。

一個人沒有了夢，同時也就失去了對生活的希望。這句話聽起來像廉價的警句，可是真到了自己身上才知道，它描述的不是一種情緒，而是一種生理反應，世界還是那個世界，街上還是那些人，可是所有的色彩都褪了一個度，所有的聲音都隔了一層膜。

我拍了這么多年照片，鏡頭里記錄過那么多陌生人的面孔，可我自己的面孔，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出現在任何一張照片里了。

我不想看見自己現在的臉。

也不是沒有想過改變。

深夜走在空曠的馬路上，這種念頭幾乎每一次都會冒出來。辭掉工作吧。拿起相機，去拍想拍的東西，走想走的路。管他什么五險一金，管他什么職業規劃，十七歲的時候不也是什么都沒有就敢往前沖嗎？

可是念頭剛冒出來，就被現實一盆冷水澆滅了。

房租下個月就到期了。信用卡還有沒還完的賬。手機上的賬單提醒永遠比早安問候來得更準時。這個城市的物價不會因為你有一個攝影夢就給你打折。

連活都費勁，怎么去談生活。

也許到了這個年紀，確實不能再像年輕時候那樣說走就走，義無反顧。心中的顧慮太多太重，每一個都像綁在腳踝上的鉛塊，想要邁步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根本抬不動腿。

最可悲的是，我身后空無一人。沒有人替我兜底，沒有人在我倒下的時候扶我一把。我不能生病，不能失業，不能停下來，不能出任何差錯。我像走在一根繃緊的鋼絲上，下面是萬丈深淵，而我甚至不被允許往下看一眼。

我知道自己早就該做出改變了，也許我心里的決定早就定下了，只是一直找不到一個開始的方式。

該怎么走，我不知道。路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我沒有像往常一樣戴上耳機。

我抬起頭，看見路燈下有飛蟲在打轉，看見便利店的玻璃窗里映出我的輪廓，看見一個遛狗的老人和我擦肩而過，他對我笑了一下。

很奇怪，那一瞬間，我忽然聽見了風的聲音。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一個開始。也許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個普通的夜晚里一段普通的步行。

夢或許不會立刻回來。但我想，它大概是從一個人重新愿意抬頭開始的。

從愿意慢一點，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