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年，山西的一個鄉間無賴薛良不斷控告自己的債主張寅，指稱張寅的真實身份是彌勒教首領、朝廷在逃通緝犯李福達，由此引發了一樁震動朝野的大案。

這樁史稱“李福達之獄”的大案，自案發到最終結案，前后歷時三年，巡按御史、刑部尚書、未來的內閣首輔乃至于皇帝都下場角力，案情發生了兩次反轉。甚至在結案多年之后，再度翻案，余波難息。

很多人將其視作正義與奸佞的斗爭。可是，當我們深入案件內部，卻發現這里面的水，太深了。

事情的開端極為平常，源于民間常見的經濟糾紛。

原告名叫薛良，家住山西徐溝縣同戈鎮旁的白樹村，是一個游手好閑的賭棍。早年與人通奸，因害怕泄露，逼得女子自縊身亡，被判處杖一百、徒三年，發配到同戈驛服役。薛良自然不可能老老實實呆在那里，很快逃役回來。

被告名叫張寅，山西五臺縣人，是一個精明的“成功人士”。他往來兩京、河南、蘇杭、徐州等地做買賣，還在省城太原置辦了八間門面房。在古代，大商人多半同時也是大地主。正德年間，張寅在同戈鎮置買了房屋土地，此外在五臺、太谷等縣也有田地。有錢之后，自然要當官，恰好明朝允許買官，也就是“捐納”。正德十六年（1521），張寅捐納了一個太原左衛指揮使的職位，他的長子張大仁也納銀在北京充吏。

無賴和商人，都屬于流動的不安分的人，很容易就產生交集。當時，張寅在太谷、徐溝二縣放貸。薛良就是他的客戶之一，陸續向張寅借了15兩銀子，但一直拖欠未還。張寅多次向他逼討債務，可能使了一些手段，于是雙方結下了仇怨。

嘉靖三年（1524）八月，薛良向山西巡撫畢昭舉報：張寅其實是一個在逃的通緝犯——李五。

李五何許人也？李五也叫李午，早年在陜西洛川縣行醫，暗地里宣傳彌勒佛教，煽動信徒造反。正德七年（1512），洛川縣發生叛亂，然而李五早已經不知所蹤。這個消息，薛良聲稱是同里魏槐親口告訴他的。

事關謀反之事，巡撫畢昭當然不敢怠慢，立馬下令拘捕案犯并進行審問。當時，張寅及其長子在北京，所以官府抓了張寅次子、三子及其親眷。

嘉靖四年（1525）二月，薛良上報稱張寅手指生龍虎形，左肋有朱砂字樣。

五月初，張寅主動從北京回到太原投案，稱薛良是挾仇誣告。

七月，薛良收羅到新的“罪證”，又上交了一份訟狀。訟狀中說：張寅原是崞縣左廂都李福達，弘治二年（1489）參與造反，被發配充軍。后來逃回，投認在五臺縣張子名戶內入籍。薛良聲稱這個消息來自張寅的義女婿戚廣。

薛良的兩次舉報，信息都不夠準確，比如他把張寅說成了張英，把李福達寫成了李伏答，把張子名寫成了張子貴。這說明，他的消息大都是聽來的。不過，一個清晰的犯罪鏈條已經呈現：崞縣人李福達，弘治二年謀反，被發配充軍；逃回后躲住在陜西一帶，以李五為名傳教惑眾，引起了洛川縣的叛亂；后又脫逃，改名張寅，并冒入五臺縣張子名戶籍。

按明制，負責此案的是山西按察司。由于案情復雜，牽扯的人物、地點眾多，加上調查能力實在低下，山西按察司的進展十分緩慢。

五臺縣證實張寅確實有該縣戶籍。徐溝縣證實薛良確實與張寅有仇。驗看張寅的身體，也沒有發現龍虎形和朱砂字樣。陜西方面說當年與李五有關的造反者都病故了，無人可以證明張寅是不是李五。幾個證人也推翻了之前的言論。魏槐說他只是和鄉親們聊到了李五煽動一事，從來沒有與薛良說過張寅就是李五。戚廣說，張寅是太原左衛指揮，從來沒有聚眾叛亂。

嘉靖五年（1526）二月，山西按察司作出了初審判決：薛良乃是誣告陷害。審判結果上報巡撫，復審之后得出的結論一致。薛良將以誣告謀反罪被放逐到口外（長城以北）。

至此，大幕已經拉開，原告被告兩方對壘，一干證人悉數登場。

然而他們并非主角，只是背景。

嘉靖五年（1526）五月，新任山西巡按御史的馬錄收到了一封信。

這是一封請托信，里面寫著“張寅是我舊識，被人誣告，不過因疾其富，乞矜宥”等話語。為官十八載，想必馬錄經歷過無數的賄賂、求情和威脅，但是這一次他不得不謹慎對待。因為寫這封信的人乃是皇帝身邊的大紅人——武定侯郭勛。

郭勛是明朝開國功臣郭英之后，承襲先祖武定侯之爵位。嘉靖帝即位之初，朝廷發生了“大禮議”事件。以楊廷和為首的文臣群體，站在了皇帝的對立面，郭勛則果斷支持皇帝，因而備受恩寵。

▲郭勛是郭英后代，屬于勛貴階層。圖源：網絡

郭勛介入此案是一個意外。原來，張寅在京期間，四處攀附權貴，結交上了郭勛。其長子張大仁在京工作，應該一直與郭勛有來往。五月，張大仁不知案件已經定性，害怕自家有牢獄之災，便找上郭勛，求其幫忙打點一番。這才有了郭勛請托一事。

馬錄看完信后，立馬翻開卷宗查看張寅一案，隨后陷入了沉思。郭勛是什么人？一個得勢的武人，仗著皇帝喜歡，處處和文官作對，多行不法之事。現在他寫信請托，不正符合奸佞之人的行事風格嗎？如果案件沒有貓膩，他為何要替人求情呢？此案必有蹊蹺之處。

于是，馬錄決定查明真相，并且公開彈劾郭勛。

馬錄彈劾郭勛的奏章一公布，就激起了追求“正義”的浪潮。

兵科給事中劉琦批評郭勛“求討書信者，即是知情；黨類受囑者，意圖賄賂”，甚至還分析了一番：“妖賊名李午，蓋午，四正之時，正陽之位也。改張寅，蓋歲首建寅，人生于寅之意也。”

戶科給事中鄭一鵬稱：“訪得張寅情罪深重，乃知勛之罪有不止于專橫者。勛明知張寅系謀反殺人首惡，自宜覺發，為國討賊，乃與之往來交結。”

御史潘壯上疏：“張寅，天下皆知其為李午；李午，天下皆知其為謀反人也。乞將張寅置之重典，郭勛解其兵柄。”

在案件未查明之前，這些人已經認定張寅就是李午，就是李福達。

彈劾郭勛者，包括馬錄在內，要么是都察院的御史，要么是六科給事中，他們都屬于一個群體——言官。

明代的言官十分厲害。他們的人數為歷朝之最，絕大多數都是進士出身。他們品級低，沒有患得患失之念，不怕得罪人；但是權力重，二三品大員見了他們也得規規矩矩。朱元璋如此設計，是為了把一群有膽氣、又熟讀圣賢書的人變為“天子之耳目”，查不法，查貪官，查奸佞，使得江山永固。

然而，士大夫有獨立的意識，有“從道不從君”的追求。言官終究無法完全成為皇權的工具，在必要時刻，他們化身為“公理”的守護者，向皇帝寵信的奸佞宣戰。

處在風暴中心的言官們，可能就是這樣看待自己的。

馬錄的果決也贏得了整個士大夫群體的贊美。吏部侍郎孟春稱贊道：“昨劾郭勛，殊快人心，彼雖喋喋，愈見其非。”大理寺丞汪淵說：“昨見章奏，攻發巨奸，人心甚快，非有大風裁者致是。”工部侍郎閔楷說：“今睹發奸一疏，風裁百倍，中外咸服其公，奸雄已落其膽矣。”

在這樣一種氛圍中，馬錄更加不會懷疑自己的判斷出了問題，他要做的就是排除一切奸佞勢力的干擾，走到自己早已認定的“真相”面前，揭開它的面紗。如果他失敗了，所有這些追求正義的人不就會變成一個笑話嗎？

這一查，還真查出了驚喜。

官府發現了許多新的人證。比如定襄縣的韓良相，他在北京時認識了李俊、李二和李三，這三個人曾秘密地對他說：“我們是李福溫之子，如今上官的張寅，的名李福達，是俺五叔。你們不信。取起帽看他是禿子。”韓良相立馬查看，果然是禿子。陜西方面也解來15個見過李五的人，官府讓張寅和一眾皂隸站在一起，結果這些人一下就把張寅認出，扯住他說：“這是李五。”

不過，案件依然存在許多疑點。比如，張寅當時已經66歲，可是依據記錄李福達戶籍的黃冊，張寅應該才51歲。崞縣縣民杜文住說李福達娶了自己的姐姐杜氏，可是張寅的妻子明明姓林，而黃冊里李福達的妻子卻姓張。

當然，這些疑點對于已經先入為主的馬錄來說，都是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很快，他公布了再審意見：張寅、李五、李福達是同一個人，依律處以凌遲。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就僅僅只一個清官明斷的故事。這不是馬錄作為言官的追求：如果正義僅僅止于一兩個人的清白，卻放任天下的渾濁，那么，這樣的正義要來何用。

因此，他們要將“正義”的火焰燃向朝堂，燒盡一切奸佞。

▲海瑞雖不是言官，但其他們的精神氣質十分相似。圖源：影視劇照

嘉靖皇帝的心情非常不好。

自他即位之后，以楊廷和為首的文官群體就一直提醒他要守規矩。天子之尊，如何能受人掣肘呢？幸好嘉靖帝對于權力的使用頗具天賦，他用左順門的鮮血教育了這群士大夫，什么是為臣之道——君是主，臣是仆，該閉嘴時就閉嘴。

▲楊廷和像。圖源：網絡

“大禮議”一事后，嘉靖帝對文官極不信任，于是大力提拔身份尊貴的郭勛，用來平衡朝堂勢力。自那以后，郭勛便常常受到言官的彈劾，罪名包括侵占軍田、給親戚走后門、剝削士兵等等。但在皇帝眼里，郭勛始終是個好同志。

馬錄彈劾郭勛的時候，皇帝說這案子交給巡撫好好辦，絲毫不提郭勛。張寅案再審結果出來之后，皇帝認可了馬錄的判案，但對郭勛只是口頭指責了一下，明顯不愿深究。

言官對皇帝的偏袒十分不滿，“正義”的追擊隨之爆發。眾言官紛紛上疏彈劾郭勛，聲勢比以往更為浩大，其中有兩份奏疏還是20多位官員聯名的。他們的意思很明顯：郭勛交通反賊，罪無可赦，不要再包庇。

這時，皇帝的心腹張璁和桂萼說了這么一番話：“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嘉靖皇帝想起了令他頭疼的“大禮議”，想起了文官的集體哭諫，心里的憤怒達到了極點。這些人為什么一定要置郭勛于死地，難道真的是為了正義？他們是沖皇帝來的，他們想用一種名為“公理”的力量，馴服皇權。

想到這里，嘉靖對于李福達一案恐怕就已經有了翻案的念頭。

皇帝立即令錦衣衛前去山西接管此案，由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及錦衣衛進行會審。此案會審共進行了六次，前五次均由刑部尚書顏頤壽主持，參與審判的官員不斷增多，各個單位都有，遍及九卿、五府、科道，看起來十分公正。然而，主審官員不得不經受來自四方的壓力，掙扎于皇權與輿論的夾縫之間。

第一次會審有點敷衍了事，僅僅只是重復了雙方的證詞，沒有發現新證據，維持了原判。嘉靖皇帝敦促會審官員“勿得徇情回護”。

第二次會審，一個重要證人翻供了，李福達妻弟杜文住本來稱張寅是李福達，在這次會審時，杜文住卻說：“我是崞縣人，與李福達無親。我姐夫也叫做李福達，矮矮些兒，臉上有麻巴。”顏頤壽不敢也不想給出明確結論，只能列舉供詞，模糊處理。嘉靖皇帝一看，再次斥責主審官員徇私，甚至表示要親自審訊犯人，經大學士楊一清等勸說，才放棄了這個想法。最后，皇帝下令，必須要交出一個明確的答案。

第三次會審，顏頤壽再次發現原告的證詞存在疑點，但是指證張寅是李福達的證據鏈依然完整。所以他只能硬著頭皮，贊同原判。嘉靖皇帝再次告誡：“不許仍前回護。”

皇帝一次又一次駁回官員的審判結果，意思已經很明顯了：他要翻案。

顏頤壽事實上已經無路可走了：如果繼續維持原判，必然得罪皇帝；但如果改判，又如何推翻前面的證詞，而且一旦改判，之前參與此案的官員都要遭殃。他能做的，就是尋求一個中庸的方案：一方面，仍然認定張寅就是李五和李福達；另一方面，承認無法證實張寅參與謀反。

此外，顏頤壽上了一篇悲壯的奏疏，詳細地記錄了從馬錄審案到第四次會審的全過程。如果此案誣告，那么就代表整個文官系統都腐爛了，這是不可能的。皇帝已經聽不進去了，直接斥責審案官員“朋謀捏誣，泛言奏飾”，命他們“戴罪辦事，待再問明白，一總發落”。

第五次會審，官員們要是還看不清形勢，就堪稱愚蠢了。有些證人“適時”地翻供了。馬錄主動承認失職。審案人員推翻了之前的結論，認定薛良誣告好人。

事情繞了一大圈，還是回到了最初的起點，但是真相已經面目全非。

假如張寅真的是李福達，因為年代久遠，出現矛盾的證詞極為正常；假如張寅不是李福達，任何一個疑點被忽視都有可能導致冤案的發生。從案件本身出發，張寅、李五、李福達三個身份，卻是同一個人，證據鏈雖然完整，但并不通順。而且證人的證詞是否能作為核心證據有待商榷，證詞是否忠實地記錄下來也無法確定。

當然，大人物們并不在意這些，不管是皇帝還是士大夫。

▲嘉靖即位之初，迭興大獄。圖源：影視劇照

第六次會審，審的卻是另外一個案子了。

皇帝下旨全面更換主審官員，由禮部右侍郎桂萼署掌刑部、兵部左侍郎張璁署掌都察院、少詹事方獻夫署掌大理寺印信。這三人從大禮議時就支持皇帝，是嘉靖最信任的人。他們的任務只有一個：將不聽話的朝臣定罪。

一夜之間，仿佛命運開了個巨大的玩笑。原來坐在審判席上的官員，盡皆淪為階下囚。主要證人全部翻案了。馬錄家中搜出了不少書信，那些贊美他敢于“鋤奸”的文字，被當成了官員勾結的證據。追求正義的言官們，被打成了挾私報復的小人。

隨后，皇帝指令桂萼等審理此案時“用刑推究”。這些人得到了尚方寶劍，自然不會心軟。據說，顏頤壽素來看不起張璁、桂萼，他們便借此報仇，上了夾手指的酷刑，還笑著說：“汝今日服未？”顏頤壽忍受不了痛苦，不斷磕頭，說：“爺饒我！”當時，京師有一個《十可笑》的歌謠，其一就是：“某可笑，侍郎拶得尚書叫。”

可見，審判之中不乏誘供、逼供、屈打成招的行為。不然也無法解釋，所有被審官員全部認罪，所有重要證人全部翻供。

很快，皇帝要的真相就呈了上來：薛良誣告張寅，秋后處斬；馬錄、顏頤壽等審案官員犯故意“入人死罪”，徒四年；眾言官犯誣告之罪，徒四年。

嘉靖看見審判結果，十分興奮。這里面有不少人曾在“大禮議”中上疏批評皇帝，甚至還有人參與了左順門的哭諫。如此一來，朝堂應該能清靜不少。但他有一處不滿意，對馬錄的處罰太輕。在他看來，這場文官集團挑釁皇權的戰爭中，馬錄是那個吹響沖鋒號的人，必須嚴懲。正如當初那個頑固不化的楊廷和一樣。

皇帝想以“奸黨”的罪名判馬錄死罪。桂萼等討論后認為，處斬太重，原來的判決又太輕，干脆將其貶至煙瘴之地，永遠充軍，遇大赦也不寬宥。他們向皇帝解釋說，要是置馬錄于死地，只是懲罰他一個人；永遠充軍，則禍及子孫。這樣，馬錄看似活著，實則比死還難受。

但皇帝仍不甘心，非要殺了馬錄，以解心頭之恨。大學士楊一清勸諫道：“錄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若法外用刑，人無所措手足矣。”皇帝這才勉強接受，下旨說：“馬錄情犯深重，你每既這等說，發廣西南丹衛永遠充軍，遇赦不宥，但逃殺了。”

事后，嘉靖皇帝十分高興，特意嘉獎了張璁、桂萼等人，夸他們“盡忠以事君”。皇權即是公理，只有忠誠才能行善道，否則就是徇私枉法。為了讓世人明白這個道理，嘉靖皇帝將張寅案相關檔案編成《欽明大獄錄》一書，刊行于天下。

無論此案是不是冤案，嘉靖皇帝的作為都開了一個不太好的頭。一道旨意決定一場司法的現象，在明朝后期還見得少嗎？

▲嘉靖皇帝像。圖源：網絡

四十多年后，塵封已久的案件被人拾起。

隆慶二年（1568）九月，右僉都御史龐尚鵬上了一道奏疏，重提李福達一案。據他說，他在山西見到了一名罪犯，名叫李同，傳習白蓮教，蠱惑人心，甚至引起四川一地的叛亂。李同自訴是李五的孫子，其供奉的祖師名叫李大仁、李大義，家庭情況竟然與張寅一家相同。這說明，張寅真的是反賊。

龐尚鵬早年在讀《欽明大獄錄》的時候，就非常困惑，為什么一個案子前后判決竟然如此迥異？他遍訪士大夫，發現幾乎沒有什么人信《欽明大獄錄》。人們口耳相傳的是另一個故事：言官忠于職守，卻被奸人打壓。在皇權的壓制下，無人敢公開反駁。但，皇帝只有一張嘴，而公理在每個人心里，“真相”終有重現天日的一刻。

如今，遲到的“正義”終究還是到來了。龐尚鵬在奏疏中贊揚那些獲罪的官員：“天地有正氣，宇宙有正人，故天網地維，萬古不墜。”

龐尚鵬敢如此高調，也是因為時代變了。嘉靖皇帝死后，首輔徐階大力革除舊弊，大禮議以來被打壓的群臣都得到了翻身的機會。直到隆慶五年（1571）高拱為內閣首輔，這場平反運動才被叫停。

▲徐階畫像。圖源：網絡

然而，這件案子真的反轉了嗎？

在龐尚鵬的奏疏里，出現了許多事實性錯誤，比如張寅明明是投案自首，他卻寫成馬錄抓捕了張寅，不得不讓人懷疑他是否真的讀過《欽明大獄錄》。而且，僅僅憑借一人之口供，根本無法確定張寅就是李五。李同是何時被捕的？審訊是何時進行的？真實的口供是什么？這些我們都不得而知。再說了，張寅家境殷實，已經成功洗白了，為何還要繼續從事反叛活動？這明顯不合情理。

當然，細枝末節并不重要，人們有時候只需要一個故事。

此后，在明人的史書筆記里，幾乎清一色都是認為張寅就是李福達，為那些受冤的官員抱不平。不少人找到一些未被埋沒的“真相”。比如萬歷士人沈德符寫的《萬歷野獲編》載：“（張寅）二子納粟入國學，而大禮年少美姿容，嬖于武定侯郭勛。”這顯然是無稽之談，完全是后人想象的產物，卻被當成了正確的“記憶”。

只有少數人認為張寅非李福達。最有名的自然是張居正主修的《明世宗實錄》，里面評價張璁時說道：

“及奉詔鞫勘大獄，獨違眾議，脫張寅之死，而先后問官得罪者亡慮數十人，以是縉紳之士嫉之如讎。然其剛明峻潔，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其署都察院，不終歲而一時風紀肅清，積弊頓改。”

張居正贊揚張璁的做法引來了許多士人的不滿。沈德符直接破口大罵：“大獄一案，千古奇冤。乃欲削滅以泯其跡，恣橫至此，他日其后慘禍，謂非自取不可！”

▲張居正像。圖源：網絡

沈德符是一個典型的追求“公理”的士大夫。他視皇帝為最高統治者，但維護的卻是一種體制化的皇權，換句話說，守規矩的皇帝。這個規矩我們可以稱之為“道”，而“道”為士大夫所掌握。實際上，就是要求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沈德符曾評價二張“皆絕世異才，然永嘉（張璁）險，江陵（張居正）暴，皆困于自用”。他明白，張居正和張璁是一類人。他們身懷大才，有志革新，于是奮不顧身追求權柄，最后難免走向剛愎自用。他們或媚事皇帝，或專權自用，在事實上都形成一種“獨”的政治風氣。而這種風氣違背了共治天下的原則。

馬錄未必真的想要忽視真相，沈德符未必真的想要篡改記憶，他們只是認為自己走在一條正確的路上。當同道之人越來越多，他們自然堅信，這條路是正義的。然而，在不斷強化的皇權面前，士大夫們雖有抗爭表現，但更多的是忠順、沉默、黨爭乃至搖尾乞憐。最后，在明朝這個龐然大物倒塌之時，士大夫群體發出了“反對君主專制”的聲音。

后世說這是中國的啟蒙思想。很明顯，并不是。君與相的傳統格局，發展到了巔峰，就是這個樣子：極端的皇權，以及畸形但蓬勃發展的士大夫群體。

但是，正如李福達一案告訴我們的道理：細枝末節并不重要，一個完整的故事才重要。這是虛偽的、悲哀的理想主義者留給這個世界最有用的東西。

參考文獻：

[明]張居正等：《明世宗實錄》，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明]張璁等：《欽明大獄錄》，《四庫未收書輯刊》一輯第十五冊，北京出版社，2001

胡吉勛：《明嘉靖李福達獄及相關歷史評價考論》，《明史研究論叢》第七輯，2007

高壽仙：《政治與法律的交織糾纏：明嘉靖初李福達案探微》，《史學月刊》，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