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蹣跚，沒能成為行業鯰魚

出品 | 妙投APP

作者 | 劉國輝

編輯 | 丁萍

頭圖 | AI制圖

外資公募施羅德基金，在520這天選擇了告別。

5月20日，施羅德基金發布公告稱，已向中國證監會提交了旗下三只基金的變更注冊申請，擬將所管理的施羅德恒享債券基金、施羅德中國動力股票基金、施羅德添源純債資基金的管理人變更為路博邁基金。

施羅德基金目前在管的有四只基金，上述三只基金規模合計16.27億元，占到全部規模的96%。還有一只基金施羅德添益，規模只有0.68億元，沒有轉給路博邁，估計是要清盤了。

這意味著此前的傳言坐實，施羅德基金將關停。

施羅德基金并非大名鼎鼎的交銀施羅德，而是施羅德集團在華的全資公募子公司，施羅德集團在交銀施羅德基金持股30%。

今年2月，施羅德集團被美國資管巨頭Nuveen（紐文）收購，旗下資產也將按發展狀況進行調整。成立于2022年初的施羅德基金發展狀況不佳，4年多時間里規模到現在僅有不到17億元，成了集團被收購后的棄子。施羅德集團在國內的其他資產，包括在交銀施羅德的股權，合資理財子公司施羅德交銀理財，以及私募業務，將繼續保留。

施羅德基金的關停，是外資公募在華發展不佳的又一例證。

目前國內外資獨資公募為9家，除了從合資轉為外資獨資的摩根資產和宏利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有多年積累發展相對不錯外，其他均步履蹣跚，規模極低，業績也不出彩。

外資公募，為何玩不轉國內資管市場？

投入不少，還未到回報期

如果只看紙面條件，外資公募本不該這么“弱”。

從全球資管格局看，中國公募基金公司與全球頭部資管機構相比，體量差距依然明顯。無論是資產管理規模、全球配置經驗，還是產品體系成熟度，外資資管巨頭都遠在中國大多數公募機構之上。

從全球資管2025年規模排名來看，中國規模最高的三家資管公司，為國壽資管、平安資管、泰康資管，全球規模排名僅為29、33、52名，規模最大的公募基金易方達，全球排名61位，與全球資管前十的貝萊德、先鋒、富達、道富、摩根資管、資本集團、高盛、東方匯理、紐約梅隆、品浩差距巨大。

按常理推斷，外資進入中國公募市場，至少不該是今天這種“存在感稀薄”的狀態。

更何況，外資股東并非沒有投入。

2020年以后，公募對外資全面開放，貝萊德、安聯、路博邁、施羅德等外資資管巨頭紛紛在華獲批設立持股100%的全資公募，摩根大通、宏利金融、摩根士丹利也收購了合作方的股權，把持股的公募變成了全資子公司，于是有了現在的摩根資產管理、宏利基金和摩根士丹利基金。

基金公司

外資股東

獲批/轉型時間

進入方式

非貨管理規模（截至2026年Q1，單位：億元）

摩根基金管理(中國)有限公司

摩根大通

2023年

股權收購(原上投摩根)

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宏利金融

2022年

股權收購(原泰達宏利)

摩根士丹利基金管理(中國)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

2023年

股權收購(原摩根士丹利華鑫)

路博邁基金管理(中國)有限公司

路博邁集團

2021年

新設

貝萊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貝萊德集團

2020年

新設

富達基金管理(中國)有限公司

富達國際

2021年

新設

施羅德基金管理(中國)有限公司

施羅德集團

2023年

新設

安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安聯集團

2023年

新設

聯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聯博集團

2023年

新設

6.05

（外資獨資公募發展狀況）

過去幾年，新設外資公募幾乎都經歷了幾輪典型動作：引進資深高管、招募本土基金經理、補充研究團隊、推進產品發行、在發展不及預期后繼續增資。顯然是想把中國公募基金市場作為一個增長點來培養的。

以全球資管老大貝萊德為例，在2020年獲批設立貝萊德基金后，挖到了湯曉東擔任首任董事長，湯曉東履歷非常漂亮，回國后陸續擔任了證監會國際部副主任、華夏基金總經理、廣發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總裁等顯赫的職務。

2023年8月，湯曉東離任，后由具有招商銀行和招銀理財背景的范華接棒。范華曾任招商銀行總行資產管理部副總經理、招銀理財首席權益投資官、貝萊德建信理財總經理等職。

總經理職位上，不到六年時間里經歷了三位總經理，首任總經理張弛曾擔任光大保德信副總經理、泰康資產，擔任泰康資產副總經理。

第二任總經理陳劍曾在華夏基金、東亞銀行、建設銀行等機構負責法律合規相關職務。目前的總經理郁蓓華曾任浦銀安盛基金總經理，都是業內比較資深的高管。

基金經理團隊中，固收方面，貝萊德基金曾引進了王登峰擔任首席資金官。王登峰曾是天弘基金“余額寶”的基金經理，在固定收益投資和流動性管理方面經驗豐富。他的加盟被視為旨在強化貝萊德基金的固定收益平臺和拓展產品體系。權益方面，引進了銀河基金知名基金經理神玉飛擔任首席權益投資官、基金經理。

問題在于，這些投入并沒有轉化成規模。

截至2026年一季度，9家外資獨資公募中，真正規模相對可觀的，仍然是由原合資平臺轉型而來的三家：摩根資產管理、宏利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它們的共同點是在轉獨資之前，已經在中國市場經營多年，擁有一定的渠道、產品和投研積累。

而2020年后新設的6家外資公募，整體規模依然偏小。路博邁基金算是其中發展較好的，非貨規模約162億元，但行業排名仍在百名開外；貝萊德基金約110億元，富達、施羅德、安聯、聯博則更小。施羅德更是最終走到了關停這一步。

投入很大的貝萊德基金，做不出好業績。王登峰和神玉飛也都已經離職。2021年9月，貝萊德基金推出了首個公募產品貝萊德中國新視野，由神玉飛管理，經過一輪熊牛轉換后，至今仍然虧損30%。年份排名基本都在同類的后50%。

2025–2026年里，貝萊德基金主動收縮了主動型權益投資團隊，多位偏股型基金經理與研究員離任，主動權益基金規模顯著縮水，公司業務重心轉向量化指增與系統化投資策略。到目前公司規模剛剛過百億，在國內排名121位，與貝萊德全球資管龍頭的地位極不相稱。

其他新設立的外資公募，也有資深高管和基金經理加盟，有些產品也做出了業績，不過整體上中規中矩，公司規模與業務并未見多大起色。

如路博邁基金引進了任職于光大保德信基金的知名基金經理魏曉雪，擔任副總經理，分管權益投資。安聯基金現任總經理兼首席投資官鄭宇塵，早年在匯豐晉信擔任過固收總監及基金經理，今年又引進了匯豐晉信知名基金經理吳培文。

相對發展最好的路博邁，基金經理只有7個，產品布局上最大的亮點是在2024年9月發行了資源礦產方向的主題基金，收益和規模增長都不錯。

不過整體來看，按部就班發行了一些固收基金，權益上布局了少量全市場基金，以及一只醫藥基金，對于全市場主流的AI相關的機會，幾乎沒有碰，醫藥基金在去年的創新藥大行情中也表現較差，凸顯了目前團隊的研究覆蓋還較為有限。

此次退出的施羅德基金，引進了長信基金研究發展部總監和基金經理安昀，他于2024年管理施羅德中國動力，趕上了牛市，去年買對了有色板塊，今年重倉了受益AI的光芯片、燃氣輪機、電氣設備等，到現在兩年內收益率95%左右，在全市場不算非常突出，但也相對可以了，不過規模沒有達到足夠的量級。

這說明一件事：在中國公募市場，牌照、品牌和資金只是入場條件，不是勝負手。

外資巨頭高估了“全球品牌”在中國公募市場的轉化效率，也低估了這個市場對本土組織能力的要求。

外資為什么不能復制橋水中國的成功？

外資公募在中國的第一道坎，是本土化。

這不是一句空話。

中國公募基金行業看起來是標準化金融業務，實際上卻高度依賴本土決策、本土節奏和本土適配。無論是權益投資、固收配置、產品節奏，還是渠道協同、客戶溝通，都不是把海外成熟經驗平移過來就能奏效。

但不少新設外資公募的問題恰恰在于：中國業務看似本地化，實質上仍然受制于全球總部的管理邏輯。

一方面，外資機構往往決策鏈條更長，授權更謹慎，本土團隊雖然被招進來，但真正的話語權未必足夠。很多事情要在全球框架下討論、審批、協調，這在強調快速反應的中國公募市場里，本身就是劣勢。

另一方面，全球標準并不一定適合中國市場。中國公募市場的投資節奏、行業輪動、政策周期、客戶偏好和渠道邏輯，都與歐美成熟市場差異很大。外資如果習慣用統一模板理解中國，往往會出現“方法論正確，但市場不買賬”的問題。

施羅德基金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它并非沒有引入本土基金經理，也不是完全沒有業績亮點。比如安昀管理的施羅德中國動力，在過去兩年收益并不算差，踩中了有色、AI相關方向。但問題在于，單一產品、單一基金經理的階段性表現，并不能彌補整個機構在本土化運營上的短板。

基金公司不是靠一個產品活下來的，而是靠一整套本土能力把產品、渠道、客戶和組織串起來。施羅德沒做到，很多外資公募也沒做到。

外資公募在中國的第二個關鍵短板，是投研體系太薄。

過去幾年，很多外資公募的一個常見動作，是引進知名高管或明星基金經理。這個動作本身沒錯，但問題在于，中國公募市場早就不是靠幾個明星經理就能打天下的時代了。

今天的競爭更像體系戰。

尤其是在權益投資上，從行業覆蓋、個股跟蹤、主題判斷，到組合構建、風控約束、產品設計，都需要一個足夠完整的研究平臺支撐。固收也一樣，不只是買債能力，而是對利率、信用、流動性、宏觀環境的系統判斷。

而多數新設外資公募，在這一點上都偏弱。

最典型的特征是：團隊人數有限，研究覆蓋不足，產品布局相對單薄，對主流市場機會的把握不夠全面。路博邁基金已算新設外資公募中相對做得不錯的一家，但基金經理人數也不多，產品線上最突出的亮點仍然是資源主題基金。相比本土頭部公募已經形成的行業研究深度、產品矩陣和投研協同，差距仍然明顯。

貝萊德基金的問題更有代表性。

它在管理層和投研團隊上都下過功夫，首任董事長湯曉東、后續管理層，以及固收、權益線引入的人才，都不算弱。但最后的結果是，主動權益并沒有做出足夠有說服力的業績，團隊還經歷了收縮，業務重心轉向量化指增和系統化投資。

不是說這個方向不對，是它恰恰說明：外資公募在主動權益這場最需要本土投研厚度的競爭里，并沒有建立起優勢。

這也是為什么，外資公募雖然理論上不太受限薪影響，卻并沒有吸引到足夠多的優秀基金經理持續流入。原因很簡單，優秀基金經理看重的不只是薪酬，更看重平臺、研究支持、產品空間和長期發展預期。如果平臺本身投研體系不夠厚，基金經理也很難單兵突進。

說到底，外資公募的問題不是沒有人，而是沒有形成一套能持續產出業績和產品的系統能力。

第三個問題，是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定位。

本土化和投研體系解決的是“能不能打”，差異化定位解決的則是“為什么是你”。這恰恰是很多外資公募最模糊的地方。

中國公募市場已經是一個高度同質化、又高度內卷的市場。頭部公司占據渠道資源，中部公司靠特色賽道和穩定業績爭奪份額，尾部公司則很容易被邊緣化。在這樣的市場里，如果一家新機構既沒有壓倒性的渠道優勢，也沒有明顯領先的投研優勢，那就必須有非常明確的差異化定位。

但很多外資公募的問題在于，既想做全，又做不深。

從產品布局看，不少機構的路徑是：先發幾只固收產品打底，再上幾只全市場權益或行業主題基金，整體思路并不特別，甚至和本土中小公募高度相似。問題是，本土公司已經在這些賽道里卷了很多年，外資后來者如果只是“按標準動作做一遍”，很難跑出來。

橋水在中國私募市場的發展，恰恰提供了一個反例。

橋水進入中國做私募，真正發力的時間跟外資公募差不多，靠著獨特的全天候策略，在牛熊市中連年正收益，額度緊缺，成為金融圈“愛馬仕”，橋水中國去年底規模達到600億元，遠超多數外資公募。橋水中國甚至能向橋水總部輸出高管。

橋水真正做起來，是因為它有清晰且可復制的獨特能力：

有獨到的量化投資全天候模型，按照風險平價進行資產的分配，在各種市場環境下取得穩定回報； 本土化做得更好，全天候策略不是照搬美國，而是在中國做了改良，專門針對中國股債商匯、政策周期、流動性環境做適配。決策在本地，而不是總部遠程指揮，反應更快； 在客戶需求方面，精準切中了高凈值客戶尋求穩定回報的需求，與當下公募“固收+”的崛起是一個邏輯。

它提供的是市場里相對稀缺的東西。

相比之下，多數外資公募到今天都沒有回答一個最關鍵的問題：你在中國公募市場里，到底提供了什么不可替代的價值？

如果回答不出來，就只能陷入一種尷尬狀態：品牌很大，但客戶感知不強；團隊不差，但產品不突出；投入不少，但規模起不來。

這也是施羅德退出背后更本質的問題。它在有限的經營周期里，沒有建立起足夠清晰的存在理由。

為什么合資轉獨資的三家相對更穩？

外資獨資公募并非完全沒有成功樣本，但目前表現相對穩定的，基本都不是從零開始的新設公司，而是由合資平臺轉型而來。

摩根資產管理、宏利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之所以比新設外資公募更穩，是因為它們在成為獨資之前，已經在中國市場經營多年，積累了產品體系、渠道資源、客戶基礎和本土團隊，整體上已經本土化過。

這三家公司目前的共同特征是：有固收產品打底，有一定權益能力，整體經營相對穩健，個別基金經理在近兩年也做出了不錯業績。

摩根資產管理的知名基金經理杜猛這兩年業績均處在同類前10%，宏利基金雖然有知名基金經理王鵬離職，但現在旗下孟杰、孫碩業績都非常出色。孫碩2025年與今年以來，代表作業績排名都在前1%左右，幾只產品近三年業績超過200%。摩根士丹利基金雷志勇還曾獲得2024年公募業績冠軍，2025年至今業績也不錯。

但牛市中大家都在進步，這三家雖然不差，但規模上的上升勢頭也不太明顯。根基最深的摩根資產管理，這幾年在行業四五十名徘徊。宏利基金依然是中等規模，摩根士丹利基金依然算是小廠。

三家公司目前發展基本定型，如果想要再進一步，就需要股東層面與公司層面有更大的投入，目前還看不到這幾家持續做大的野心。

這進一步說明，即便有歷史積累，外資公募想在中國繼續做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國公募行業的競爭烈度，決定了“活下來”和“做大”是兩回事。

施羅德基金的關停，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一個信號：外資獨資公募在中國，正在從“講故事階段”進入“算賬階段”。

過去幾年，市場對外資公募的期待里有不少想象成分。大家默認，牌照一開，全球巨頭進來，憑借成熟經驗和品牌效應，遲早會在中國市場占據一席之地。

但現實已經證明，這個邏輯并不成立。

中國公募市場不是一個靠資本和品牌就能快速打開局面的行業，它更像一個高度依賴本土組織能力的長期賽道。你可以有全球方法論，但必須完成本土適配；你可以有資金支持，但必須形成產品和渠道閉環；你可以有國際品牌，但最終還是要靠業績、規模和客戶認知說話。

從這個角度看，施羅德的退出不是意外，而是行業分化的開始。

未來外資公募大概率會走向三種結局：

第一，少數跑出。

這類機構必須真正完成本土化，把全球能力轉化為適配中國市場的產品和策略，同時在某些賽道建立明確優勢，比如養老、跨境配置、固收+、量化、特定主題投資等。

第二，多數邊緣化。

這會是更普遍的狀態。機構還在，產品也在發，但規模長期不大，市場存在感有限，很難進入主流競爭圈層。

第三，少數退出。

如果長期看不到規模起色、業績亮點和戰略意義，外資股東完全可能重新評估中國公募牌照的價值。施羅德不會是最后一個樣本。

誰更有機會跑出來？

如果從現有格局看，新設外資公募里，路博邁基金相對更有機會。

原因不在于它規模已經多大，而是它在幾個關鍵點上表現出了一些更接近“本土打法”的跡象：管理層有內外資雙重經驗，投研負責人來自本土公募，基金經理團隊也更多來自國內機構。

路博邁總經理閻小慶有內資、外資資管機構任職經驗，曾任海富通基金副總經理。主管投研的副總經理魏曉雪曾任光大保德信總經理助理、研究總監，基金經理團隊基本來自國內公募和券商，而且在外資公募中，少見地推出了賽道產品，并且資源主題基金做出業績和規模，體現了對于當下基金產品布局的認知。

產品上不只是機械鋪設通用型產品，而是嘗試做出資源主題等更具市場感知的布局，并在階段性上取得了業績和規模反饋。

這至少說明，它在努力把外資背景轉化為本土市場里的實際競爭力。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路博邁已經成功，它距離真正意義上的“跑出來”仍有距離。但在當前的新設外資公募中，它至少比很多同行更接近正確方向。

至于摩根資產管理、宏利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這三家由合資轉獨資的公司，基本盤已經相對穩定，未來如果要進一步做大，更依賴股東層面的持續投入和更清晰的戰略野心。至少從目前看，這三家更像是“穩住了”，還談不上“要重塑格局”。

施羅德基金的告別，撕開了外資獨資公募在中國的一層濾鏡。

這個市場并不排斥外資。不過問題是中國公募行業從來不是一個靠牌照、資本和光環就能贏的行業。它考驗的是更瑣碎、更本地、更系統的能力：決策要快，研究要深，產品要準，渠道要強，定位要清晰。

過去幾年，外資公募已經證明了一件事：全球資管巨頭的身份，并不會自動轉化為中國市場的勝利。

目前來看，外資公募要跑出來，必須跨過 3 道坎：

本土化深度，本土團隊做主，打造適配中國 A 股和債市周期的策略； 在賽道上要克制，放棄“全賽道通吃”的思路，聚焦“本土弱、外資強”的差異化領域。從這個角度看，貝萊德基金的轉型選擇倒也不錯，但需要拿出自己的核心能力來； 逐漸形成系統化的投研體系，覆蓋主流的投資機會，并基于此做出有潛力的產品布局和相對出色的業績。

未來這個賽道當然還會有贏家，但贏家不會因為“外資”而贏，只會因為它真正完成了本土化重構，并找到了自己在中國市場不可替代的位置。

否則，施羅德不會是最后一個告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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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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