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ICC宣布11月30日審理杜特爾特禁毒案，若定罪，馬科斯陣營確實可能借此在輿論上進一步打壓杜特爾特家族。

馬科斯內部卻先亂了陣腳，親姐姐伊梅在參議院公開指責他“背信棄義”，直接站在對立面。

2026年5月28日，國際刑事法院更新信息，確認杜特爾特案件將于11月30日開庭，這個時間點很關鍵，離菲律賓下一屆總統選舉只剩13個月，司法程序和選舉周期幾乎重疊在一起，讓案件天然帶上政治色彩。

杜特爾特已經81歲，長期居住在達沃，身體狀況不如從前，但他在棉蘭老島的影響力并沒有隨著退位而消失，部分地方政治家族、基層網絡以及與禁毒戰爭時期有關聯的力量，仍然把他視為重要象征人物。

馬尼拉方面，小馬科斯需要面對一個復雜局面，一旦海牙審判推進并形成實質性指控，南部是否會出現情緒反彈甚至治安波動，這是他必須考慮的現實風險，但如果審判進展緩慢或影響力有限，又可能在政治上削弱其“清算前任”的敘事力度，影響2028年選舉布局。

圍繞禁毒戰爭的評價始終存在巨大分裂，人權組織堅持認為這是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死亡人數上萬，應當追究國際刑事責任，而支持者則強調當年治安明顯改善，毒品犯罪受到壓制，社會秩序得到恢復，這種對立讓案件早已超出法律范疇，變成兩種社會記憶的沖突。

在菲律賓，這類問題很難用單一標準評判，城市中產和法律群體更傾向于國際司法框架，而基層社會更看重現實治安變化。

于是，ICC的推進在不同群體眼中含義完全不同，一邊是“遲到的正義”，一邊是“外部干預”，審判還沒正式開始，但政治影響已經提前釋放，并直接進入選舉節奏。

2022年大選時，馬科斯與杜特爾特陣營的聯合被視為一次典型的政治合并，北方的馬科斯家族掌握呂宋票倉，南方的杜特爾特家族穩住棉蘭老島，兩者結合幾乎覆蓋全國主要選區，莎拉·杜特爾特當選副總統，這種組合被外界認為是高度穩定的政治結構。

但這種穩定更多是選舉合作，而不是長期共識，隨著執政推進，分歧逐步顯現，尤其集中在外交和權力分配兩條線上。

外交方面，杜特爾特時期強調對華務實路線，盡量擱置南海仲裁爭議，推動能源合作與經濟互動。

而馬科斯上臺后明顯調整方向，加強與美國軍事合作，擴大《加強防務合作協議》（EDCA）框架下的基地使用范圍，其中部分基地靠近巴拉望和呂宋北部，直接面向南海與臺灣方向，這種戰略調整讓兩派基礎理念發生沖突。

權力層面的變化更直接，副總統莎拉在行政體系中的實際空間逐漸縮小，國防、內政等關鍵部門人事調整頻繁，杜特爾特陣營在中央政府中的影響力不斷下降。

這種變化在地方層面引發連鎖反應，一些地方政治家族開始重新評估站隊方向，因為他們依賴的不只是中央政策，還包括未來選舉資源分配。

馬科斯陣營內部也開始出現裂縫，參議員伊梅·馬科斯公開批評總統“背信棄義”，這類來自家族內部的政治沖突非常敏感。

她所在選區與北部基層選民結構高度相關，這些選民對中央精英政治本就存在不信任感，因此她的立場調整不僅是個人政治判斷，也是一種選舉風險規避，在權力集中過程中，聯盟反而開始松動，原本的穩定結構逐漸轉向多方博弈。

ICC審判在菲律賓國內被賦予不同意義，在馬尼拉，一部分中產階層與法律界人士支持案件推進，認為這是國際司法對禁毒戰爭的追責，是對國家治理邊界的約束。

但在棉蘭老島等地區，很多人更關注現實治安結果，他們認為禁毒行動雖然激烈，但確實改變了部分地區長期毒品泛濫的問題，因此對外部審判持抵觸態度，這種分裂讓杜特爾特能夠持續利用“民族主義敘事”維持政治影響力，把法律風險轉化為政治動員工具。

馬科斯政府因此處于兩難位置，如果推動司法追責過快，可能引發南部情緒反彈，甚至影響地方穩定，但如果處理過于緩慢，又可能在國內外輿論中被認為缺乏治理能力。

美國也在密切觀察局勢變化，菲律賓作為第一島鏈南端關鍵節點，其穩定性直接影響美軍在南海與西太平洋的部署結構，EDCA擴展后的基地布局，本質上是地緣戰略的一部分，一旦菲律賓內部出現長期不穩定，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與情報體系都會受到影響。

更重要的是2028年選舉的不確定性，如果杜特爾特陣營重新獲得政治主動權，菲律賓外交路線可能再次調整，南海政策存在回擺可能，美軍基地使用安排也可能被重新審視，這使得當前所有動作都不只是國內政治問題，而是直接關聯區域戰略穩定。

海牙審判尚未開始，但菲律賓已經提前進入多重壓力疊加狀態，法律程序、選舉競爭、家族政治與大國戰略交織在一起，使局勢不再是單一線性發展，而是進入一個持續拉扯的階段，誰能掌控敘事、誰能穩定聯盟、誰能承受外部壓力，將直接決定下一階段的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