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的是，由于某些原因魯迅跟創造社，尤其是后期創造社的那些人（成仿吾、馮乃超、李初梨等）有點不太對付，彼此因為“革命文學”的論爭鬧得都有些不愉快。

但吊詭的是，魯迅和同有留學日本經歷的創造社元老郁達夫卻惺惺相惜，彼此情投意合，堪稱莫逆之交。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當天，郁達夫正飄流在福建，那天晚上，他在南臺一家飯館里吃飯，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

此人一見面就問郁達夫，魯迅逝世的電報，接到了沒有？郁達夫聽了，雖則大吃一驚，但總以為是同盟社造的謠。因為就在不久之前，他還在上海見過魯迅，兩人還約好于秋天同去日本看紅葉。

確認了魯迅去世消息真實性之后的郁達夫，在悲痛中寫下了這樣一段堪稱警句的傳世文字：

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而郁達夫的妻子（后來分手）王映霞在1996年12月出版了她的個人自傳《王映霞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其中專門有一章節的題目是《我記憶中的魯迅》，多年之后的王映霞從自己的角度，留下了她對于這位大文豪的近距離的觀察和印象。

畢竟時隔多年，王映霞文章中內容的真實性與可靠性當然見仁見智，但是她既然姑妄言之，我們現在的讀者諸君也就姑妄讀之即可。

以下為王映霞《我記憶中的魯迅》的全文：

查《魯迅日記》，可以發現郁達夫和我的名字第一次共同出現是在1927年10月5日。郁達夫早在1922年就開始與魯迅交往，是親密的老朋友了；而我以前雖在外祖父王二南的影響下，熱愛文學，看過魯迅的一些著作，可是從來沒有見過他。這天我第一次見到了魯迅先生和許廣平先生。

魯迅在日記中道：“夜小峰邀飯于全家福，同坐郁達夫、王映霞、潘梓年、欽文、伏園、春臺、小峰夫人、三弟及廣平。”全家福是一家本地菜館，坐落在四馬路（今福州路）上。

李小峰是北新書局的老板，當時魯迅除將自己大部分著譯交其出版外，又為之編選、校閱書稿，介紹作品，編輯叢書。這天請客吃飯，是因為魯迅10月3日從廣州抵滬，李小峰為他接風洗塵。李小峰平日不善言辭，到一處總要拉著夫人蔡漱六同行，他倆以前是北大同學、魯迅的學生，后結為夫妻。

在座的不是魯迅的親屬，就是魯迅的朋友。我在這兒特別要提到的是孫伏園兄弟倆。

孫伏園是魯迅任山會初級師范學堂監督時的學生，1924年以記者身份與魯迅等同赴西安講學，1926年、1927年又隨魯迅去廈門和廣州。

孫伏園的弟弟叫孫福熙，字春苔，魯迅在日記中常把他寫成孫春臺，是個留法學生，1926年至1927年間任上海北新書局的編輯，曾為魯迅設計過《野草》及《小約翰》的封面。

兄弟倆只相差四歲，但孫伏園看上去比弟弟大好多，因為他留著胡子。

魯迅到上海的第二天，即10月4日，就和許廣平、周建人、孫伏園、孫春苔、林語堂一起合影，人們常稱這張是魯迅和許廣平的結婚照。

人民美術出版社于1981年7月出版的《魯迅畫傳》、上海教育出版社于1981年8月出版的《魯迅在上海——活動舊址圖集》、文物出版社于1977年3月出版的《魯迅》中都收了這張照片，但《魯迅畫傳》中的這張照片上只剩下四個人，孫春苔和林語堂均被除去。

1927年10月6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上午郁達夫、王映霞來。元慶、欽文來。午達夫邀飯于六合館，同席六人。”

魯迅10月3日抵滬時，在愛多亞路長耕里（今延安東路158弄）共和旅館下榻。

魯迅和許廣平住在二樓，那是一間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木結構房間，朝南有二扇小窗，還有兩扇落地窗直通陽臺。屋內陳設很簡單，一個方桌、一個寫字臺、四個凳子、兩個沙發，東西兩側各放一個單人床。

我們進去時，魯迅和許廣平正在說話，見我們來了，立即起身迎接我們。只見魯迅身材不高，和藹可親，身著一件舊的灰色袍子，說話時常帶著沉重的紹興口音，熱情地和郁達夫打著招呼。

當郁達夫向他介紹“這是密司王”時，魯迅馬上親切地和我握手，并把許廣平拉過來，說：“這位是密司許。”接著我們就坐下來聊天。后來陶元慶和許欽文來了。

談到中午，郁達夫提出請魯迅吃飯，于是我們一行同去六合館吃飯。六合館是坐落在六合路上的一個飯館。

飯后，服務員端上咖啡，每人一杯，魯迅朝許廣平看了一眼，說：“密司許，你胃不行，咖啡還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罷！”語氣是熱情的，語言卻是告誡性質的，充滿了柔情。

我第一次見到魯迅這樣對待許廣平，確實有點好奇，但后來見多了，也就習以為常。

有一次，我們一起吃飯，上來一個北方菜，叫爆雙脆，內中含有肚子和豬肝，許廣平剛吃一塊，魯迅就要她少吃點，說：多吃會不消化的。口氣中，除了對妻子的愛，似乎還有種父愛。

1927年11月2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達夫及王映霞來。”

魯迅和許廣平于1927年10月8日上午，從共和旅館移入位于橫濱路的景云里二十三號。景云里是單幢的石庫門住房，魯迅租了一幢。

樓下是會客室，前樓一大間是魯迅和許廣平的臥室兼書房，一張黑色的半新不舊的中號鐵床，安放在東南向角上，床上掛著帳子和帳沿，這白色十字布繡花的帳沿，不用說一定是許廣平的手藝了。

這次看到魯迅，我不像第一次見到他時那么拘謹了。魯迅除示意許廣平倒茶之外，他還希望許廣平能坐下來陪我說說話。

魯迅這天穿的是一件深灰色的厚呢長袍，頭發有些長，到上海后大約還沒時間去理發，而且魯迅的鬢角又低，耳前耳后都遮蓋在他白色的面孔和頸子上，這樣一來，教人看了似乎愈顯蒼老。其實，這時候他還未到五十歲。

魯迅叫許廣平為密司許，稱我為密司王，若有三個以上的人在座，他從不講日語或其他國的語言。他雖然中式打扮，卻極懂西方禮貌。

例如在一同走路或進出汽車時，總要讓我和許廣平先，而且，他也極尊重密司們談話的主題，從沒有在我和許廣平閑聊時他突然走過來插進別的話題。反正，他是極尊重女性的人。

我和郁達夫住在嘉禾里一四四二號，我曾代郁達夫寫信給魯迅，約他來玩，那天他來后，就與郁達夫天南海北地聊天，我則到廚房里去做菜。

從這次起，我才知道魯迅愛吃火腿，后來許廣平也學會吃火腿，并喜愛起來。1956年許廣平到上海來參加魯迅遷葬活動時，我約她一起到采芝齋去，買了二只火腿送給她。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許廣平對自己的丈夫愛得有多深。

魯迅在給媽媽寫信的末尾，總寫上“兒迅”或者是“廣平同叩”。這說明他在寫信時，沒有忘記在他的小家庭里還有一個妻子廣平，這些情形實令我非常感動。

魯迅定居上海之后，在和北新書局打官司之前，因為開銷大，許廣平想出外教書借以貼補家用，魯迅知道后，說：如果你去教書，我不是又將過我的獨身生活了么？（大意如此）

許廣平聽后，非常理解魯迅的心意，放棄了想出外教書的念頭。魯迅手指縫中夾著一支香煙，微微地向他的妻子一笑，這是一種會意的笑，滿足的笑。

1932年10月5日，魯迅在日記中寫了這樣一段話：“晚達夫、映霞招飲于聚豐園，同席為柳亞子夫婦，達夫之兄嫂，林微音。”

那時，請客吃飯是常有的事，我們考慮到魯迅是南方人，所以特地找了一家無錫館，在四馬路上的聚豐園，并邀請了柳亞子夫婦、郁達夫的兄嫂和青年作家林微音，陪魯迅共進晚餐。

柳亞子那時與魯迅不很熟悉，因此，達夫就成了中介。這可以1933年1月10日魯迅致郁達夫的信為證。信中寫道：“字已寫就，拙劣不堪，今呈上，并附奉箋紙兩幅，希為寫自作詩一篇，其一幅則乞于便中代請亞子先生為寫一篇詩，置先生處，他日當走領也。”

事情是這樣的：郁達夫喜愛魯迅的墨寶，曾請魯迅寫二幅自己的詩，即《答客誚》和《無題（洞庭木落……）》。（《魯迅日記》1932年12月31日所記是：“洞庭浩蕩楚天高”，收入《集外集》時，改為“洞庭木落楚天高”。）

魯迅將寫好的字和信寄給郁達夫，同時附上二張白箋，要郁回寫一幅，另一幅則通過郁達夫去請柳亞子寫，寫完后，放在郁處，過幾天魯迅自己來取。

1月19日下午，郁達夫將自己和柳亞子的詩箋親自送到魯迅寓所，《魯迅日記》對此有明確記載。

魯迅后來一直珍藏著這兩幅詩箋，郁達夫寫的那幅是一首七絕，詩云：“醉眼朦朧上酒樓，彷徨吶喊兩悠悠。群氓竭盡蚍蜉力，不廢江河萬古流。”短短二十八字，高度評價了魯迅的偉大功績。

這天魯迅和往常一樣，與大家談笑風生，他稱呼我“密司王”，我則稱他“大先生”。因為看到許廣平在旁邊，郁達夫就打趣地說：“大先生，你的華蓋運可以脫了吧？”這時大伙的目光都集向許廣平。魯迅聽了哈哈大笑，連拿紙煙的手也因暢懷的笑而顫抖起來。

過了一星期，即1932年10月12日，魯迅在日記中寫了一首七律，那就是著名的《自嘲》。

魯迅這首詩是書贈柳亞子的，魯迅在詩后還寫了一段跋，跋云：“達夫賞飯，閑人打油，偷得半聯，湊成一律。”“達夫賞飯”，“賞飯”兩個字說明了郁達夫和魯迅之間互相比較尊重熟悉，友誼也較深厚。

郁達夫一生最尊崇、最可信賴的朋友，可以說就是魯迅，魯迅也最了解他。

魯迅和郁達夫的友誼從幾件事上就可看出一斑，他們一起編《奔流》雜志，一起參加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共同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還有魯迅為《申報·自由談》撰文，是郁達夫去約的稿；當左聯發起籌備時，是魯迅提名推薦郁達夫參加，后來左聯“開除”郁達夫，又是魯迅表示反對……凡此種種，都說明二人的友誼非同一般。

至于“閑人打油，偷得半聯”兩句，我認為那天魯迅和大家吃飯時，說說笑笑，并不是商量什么正事，因大家一起吃飯閑聊，魯迅先生有感而作，故諧稱之為“閑人打油”。

而詩中的句子在吃飯時提到的，我記得只有與郁達夫開玩笑有關的“運交華蓋”這一句，其他都未曾提到過。

我想也許魯迅以此起韻，“湊成一律”，那也可算作“偷得半聯”吧！因此，魯迅這首膾炙人口的述懷之作可以說是郁達夫無意中促使魯迅吟出的。

《魯迅日記》1933年12月29日中記：“下午映霞及達夫來。”第二天又記：“午后為映霞書四幅一律云：‘錢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墳壇冷落將軍岳，梅鶴凄涼處士林。何似舉家游曠遠，風沙浩蕩足行吟。’”

我們是在1933年春末，全家搬到杭州去住。雖然搬到杭州去住，但我們每個月總要到上海來辦點事情，也常去看望魯迅，有時在魯迅寓所見面，有時在內山書店碰頭。

1933年12月29日下午，郁達夫和我一起去看魯迅時，我對魯迅說：“大先生，我們搬到杭州半年多了，你應該送一樣東西給我，留作紀念，最好是你自己的作品。”

說完，我就拿出四張事先帶好的虎皮箋交給魯迅。當然我知道魯迅是會答應我們的請求的，但我怕他忙，一時給忘了，所以特地把紙箋帶去，放在魯迅處，比較保險。

果然，魯迅第二天就寫了上面提到的那首詩。后來是郁達夫去取回來的。取回來之前，他先到上海河南路上的裱畫店裱好，又配上四屏條的鏡框，帶到杭州。

起先我把它掛在租屋的樓下客廳里，等“風雨茅廬”落成，就掛在新居的客廳里。抗日戰爭時期，與郁達夫的二萬余冊藏書，一起被日寇擄走，至今下落不明。

需要說明的是：魯迅先生送給我字幅時，詩并沒有標題。有人說當時就有“阻郁達夫移家杭州”的標題，這是不對的。因為我絕對不會把寫有“阻郁達夫移家杭州”標題的詩，去掛在自家客廳的墻上，那不是成了自我嘲諷了嗎？那么這首詩的標題到底何時加上去的呢？

據朋友告知，在1934年秋，楊霽云編《集外集》之前，在1934年7月20日出版的《人間世》第八期里，高疆寫的《今人詩話》一文中，談到魯迅、郁達夫等人的詩，內中就有魯迅“講西湖的《阻郁達夫移家杭州》……”

看來，很可能這位署名“高疆”的人，是第一個為魯迅這首詩隨意加上標題的。本來香港的徐先生也是《人間世》的編輯之一，不知他是否還能記得這件事。可惜現在，他也去世了。想來，姓高的人是到過我家，見而抄去，任意添上詩題的。

魯迅在日記中有三十多次記到我的名字，其實在日常生活中往來還要多些，有些不一定記之筆下，由于年代相隔較久，許多事情我已記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