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根，無論歷史是否光鮮，一旦主動否認、拒絕、扭曲真實歷史，就意味著這個國家和民族把自己閹割了，也就沒啥指望了。

日本為了逃避歷史責任，選擇了自我閹割，割掉了歷史上對亞洲國家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人覺得只要自己不承認，就變成了無辜的受害者，就可以輕裝前行。但大錯特錯，任何歷史虛無主義都會導致一個國家付出更加慘痛的代價，日本的代價就是幾乎無法挽回的停滯和崩潰。

這種心態，源自日本災害頻發、資源匱乏、空間狹窄，導致日本國民自古以來必須以集體為單位掙扎求存，任何人犯錯都會對集體生存帶來威脅，而個體離開集體幾乎無法獨立生存，日本就形成了非常強烈的“恥”文化，但這個恥不是對自己道德要求高，而是非常在意他人的評價，由此高度關注他人的顏色和集體氛圍，形成了所謂“讀空氣”文化。

模糊責任、避免正面認錯成了維持表面和諧的必要手段，最終日本變成了“無責任社會”。

這一社會體系的根源是“天皇主權但無責”的天皇制度，實際決策由軍部、官僚、閣僚以奉敕名義推進，事后可以推諉奉詔行事，本應負責的天皇卻是無責的，最終就變成了一套責任分散的體系，人人奉命卻無人掌舵；這套體系被二戰后責任逃避機制加以強化，滲透到日本整個社會。

天皇可以不受審訊，以所謂的“一億總懺悔”口號將個體責任集體化、稀釋化，企業也可以借口前任遺留等話術替代個人擔責，就連福島核事故中應該承擔責任的官僚也不過是勸退領高薪，天大的事，不過是鞠個躬罷了。

久而久之，全民效仿。

就說今年中國全面加強對日制裁，日本民眾反應就很詭異。有的覺得中國是故意找碴，有的認為中國的制裁不值一提，還有的神經反射弧特別長，幾個月后才感覺到不對。日本產業界和政府也很奇怪，雖然一開始日本產業界也組團到中國尋求溝通，但更像是走形式，根本沒用心，直接擱置了。

給小鎮的感覺就像是日本覺得一件事很麻煩，超出了自己的腦容量和責任范圍，那就干脆無視掉，很像二戰昭和參謀，明明搜集到非常詳細的情報，但偏偏預想一個自己最希望看到的結果，從海量情報里挑選支持這一結果的，其他全部扔掉。

更進一步覺得跟中國交惡，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客的事，跟日本企業、民眾有啥關系，甚至有不少日本民眾認為，高市早苗高票橫掃對手，就能向中國展示日本的團結，逼中國就會知難而退。

不能說日本人是蠢貨，這也不太尊重日本幾十年的經濟和科技成就，關鍵在于日本把自己閹割了。

不愿承認侵略和軍國主義歷史，竭盡全力把自己包裝成無辜的受害者，投入重金在全世界宣傳日本是唯一遭受過核打擊的國家，還公關、炒作聯合國已經廢除敵國條款，甚至還明目張膽的尋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等。

隨著日本經濟衰退，極右翼抬頭，做法越來越極端，現在開始搞起新型軍國主義，現在的高市早苗很像當年的“二二六”事件重演，怎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當然這不是說高市早苗能夠復刻“二二六”事件，畢竟日本現在客觀條件跟百年前大不一樣，但二者存在很多結構性的相似點，比如同樣是經濟停滯、社會焦慮、右翼民粹崛起、挑戰和平、削弱文官制衡、增加軍費等等；而從日本政治內部，同樣是對老成持重政治力量的偷襲乃至清洗，類似于日本陸軍激進派青年軍官以極右翼軍事叛亂，對“中道”也就是中間路線的奪權。

林林總總的扭曲，追根溯源在于日本歷史教育出了大問題。當日本刪除二戰歷史事實后，日本人尤其年輕人根本無法理解很多現實問題，這就讓日本人形成了裝傻、裝無辜、我沒錯的全民心態，習慣性推卸責任。

但這種推卸和拒不認錯，也讓日本進入慢性自殺。

其實中國給了日本非常多的機會，但事實證明，日本辜負了，也把握不住。

小鎮總結中國對日本經歷了從積極爭取到排斥懲罰的戰略轉變。

大致從1972年到2010年，對日本整體持積極爭取態度，核心基調是擱置歷史、面向未來。由此1972年邦交正常化、中國放棄官方的戰爭賠款，1978年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改開后日本也向中國提供了ODA援助和大規模投資，當時日本是中國重要的資金、技術來源，從歷史大背景來看，也是應對蘇聯壓力的潛在合作伙伴。

這一階段中日合作互惠互利，日本企業同其他外資企業一道，為中國提供了大量技術和組織管理經驗，到2004年前后，中國已經把工業化搞明白了，開始探索未來出路，最終2005年明確“自主創新”的國家核心戰略，這一戰略徹底重塑了中國和世界格局。

本來中日以及韓國借勢要更進一步，但很快中日信任動搖了，矛盾開始激化。

2010年發生了中國GDP超越日本這一標志性事件，這是日本國民心態難以接受的，而中國當時雖然GDP超越日本，但不同于當年“黑船”是文明代際碾壓，當時日本相對中國仍然有很大優勢，溫水煮青蛙的趕超，日本不可能主動低頭，最終導致日本人對中國的全民心理發生了變化。

而“自主創新”的產業技術大升級，也導致中日之間結構性沖突加劇。疊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日本極右翼抬頭，最終2012年搞出來“購島”鬧劇，將釣魚島爭端推向高潮，中國開始常態化巡航，這意味著中日關系在安全領域出現了標志性斷裂。

在日本全民推卸責任、扭曲歷史等心態下，這個斷裂不僅沒有修復還越來越大，2013年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中日政治和歷史信任出現斷裂。

更大的背景是，美國搞“重返亞太”，在大國競爭的背景下，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的前哨，中國對日本戰略耐心開始耗盡，轉為主動設置議題、對日施壓。

2017年后矛盾大爆發。這一年美國將中國定位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而日本無視中國一再爭取，無條件站在美國陣營一邊，2021年日美“2+2”會談時隔半個世紀重提臺灣問題，意味著日本徹底押注美國、公然介入中國核心利益，試圖借美國力量“嚇阻中國”。

2022年，日本出臺《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明確追隨美國針對中國的脫鉤斷鏈政策，后來福島核污染水排海等新爭端，更將中日矛盾擴大到生態安全和國際道義的高度。

在小鎮看來，從2017年開始日本的種種動作，已經充分證明，日本對抗姿態已經不是政客謀權或者戰術性操作，而是日本戰略態度的徹底轉變，是日本這個國家、體制和國民性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

因此，任何對日示好都沒有意義了，對日本不再需要刻意爭取，更需要的是對日隔離、懲罰，直到日本內部發生根本性改變或徹底衰落。

大家可以結合這一背景，重新理解最近半年多中國對日本的態度，最好再結合2025年4月周邊工作會議以來的動作，就能理解未來對日一定會持續施壓，不會放松。

這對中國來說也是好事。過去幾十年，中國一直主張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努力克制包括武力在內的力量使用，盡可能和平解決爭議。雖然中國對美國采取強硬對抗，并贏得階段性勝利，但仍難以避免有一些國家的政客利令智昏，做出愚蠢行動。

為避免這些麻煩，支持中國企業和資本大出海，中國也需要展現雷霆手段，打磨針對海外的種種干涉手段。中國并不會為了這些目的故意豎一個靶子，但如果有國家非要作死，那就正好實踐下。

日本就是最合適的對象。

從體量和全球影響力上，日本長期是全球前三大經濟體，相對全球多數國家無疑是強國、大國，不至于落一個“以大欺小”的霸道名聲，而能毫無懸念的壓制這樣一個大國，恰恰可以證明中國的實力；從道義角度，中國牢牢占據反法西斯的最高道義，日本越是搞極右翼和新型軍國主義，越是拒不認錯悔罪，中國越可以盡情施展，現在不過是針對日本軍事工業加強出口管制，任何國家都說不出反對的話。

當然，這種慢刀子割肉，確實不如直接動用軍事手段來的爽快。

但日本最害怕的恰恰是慢刀子。

日本國內一些精英基于對自己國家的了解，特別期盼日本短期內迅速遭受難以承受的重創，然后就可以把一切責任推給日本部分政客、極右翼和軍國主義分子，剩下的人就可以裝無辜了，掉頭融入中國產業體系，不僅可以爭奪未來新體系次核心的位置，還可以借助留存的技術、產業優勢，獲得更多的全球增量。

這就是日本期待的“加速主義”。

但對中國來說，日本迅速掉頭未必是好事。先不說惡不惡心、徹不徹底的問題，單從利益角度，中國的向上發展，必須拿下盡可能多的高價值環節，但高價值產業和環節全球是有數的，被美日韓、歐洲等少數國家占據，美國這些年一直在炒作所謂的“中國制造業第二次沖擊輪”，呼吁全球聯合抵制，我們必須打消其他國家唇亡齒寒的憂慮。

現在日本跳出來了，我們對日本的制裁當然主要是因為日本繼續搞新型軍國主義，但客觀上，也有利于中國企業吃下日本掌握的高價值領域，比如汽車。日本在汽車產業發展上出現了致命誤判，根據《日經亞洲評論》今日報道，日本7家主要汽車公司，預計2026年4月到2027年3月的2026財年，凈利潤較2023財年大幅下降48%，而日本企業為了應急，已經叫停純電車型開發，死守傳統燃油汽車。

當前日本汽車唯一希望就是借助中國產業鏈完成轉型升級，積極擁抱無法抵抗的全球汽車新能源化，如果能在三五年內完成轉型，日本汽車還是能夠保留一定的全球市場份額，這對日本經濟非常重要。

但當前中日關系下，日本企業想要融入中國汽車產業鏈難度很大，針對軍民兩用物項的出口管制，也遏制了日本汽車產業的自我轉型。

這仍然只是剛開始，后續還可以進一步加強關鍵材料物資的出口管制、降低日本在華資本流動的便利性、在新興和未來產業領域通過知識產權和技術標準事實性排斥日企參與，此外還可以在生態治理、食品安全、人員和學術交流等方面持續加壓。

日本如消費電子、機器人及其自動化、高端材料與精密化工、醫療器械與科學儀器等優勢產業也在面臨類似沖擊。如果慢刀子持續凌遲，日本必然會失去全球大部分終端市場，僅保留部分核心零部件的利潤，導致日本GDP損失可能在5個點左右，導致數百萬人失業或收入銳減。

匯率歸根到底體現的是國家實力，制造業是國家實力的核心。現在日本央行在種種限制下，只能愚蠢的采取添油戰術，通過收購日元勉強維持，但已經被試探出來要保160點位，而日本人也很精明，嘴上不肯承認日本錯誤，但私下里日本人正在大規模拋售日元。

當優質制造業被重創，很可能導致日元匯率發生崩塌，恐怕5到10年內跌破200大關是大概率事件，極端情況下甚至會沖擊300大關。

在日本經濟停滯的背景下，如此迅猛的貶值，意味著日本人均GDP必然跌破3萬美元，甚至可能掉到2萬美元以下。中國周邊國家正在積極融入中國，就說越南，如果這次能夠把握好機會，10年后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不是什么難事，到時候，如果只從人均GDP角度，日本也不過比越南高一些，這才是日本應該處于的位置。

日本有沒有辦法自救呢？

理論上還是存在的，最現實的當然是加速主義，與其慢性死亡不如猝死重生。

日本做不到主動、真誠的認錯，但可以通過把推卸責任甩掉歷史包袱，日本當前最大難點是找不到一個可以宣泄憤怒、追究責任的具體對象，只能每天看著自己老去，卻無能為力，而一場慘烈的、明確的大失敗，比如軍事冒險慘敗、金融系統崩潰、被國際社會徹底孤立等等，就能為日本提供一個清晰的、可以推卸責任的替罪羊，再用類似休克療法的手段打破日本無責任社會的僵局。

但可能性不大，中美都不想看到日本太快的崩潰，小鎮之前也分析。

溫水煮青蛙，理論上日本除了等死，唯一的生路，是徹底、真誠、無條件地完成歷史清算，由此融入正在崛起的東亞體系。但日本恥感文化、無責任社會、精英精致利己和全民麻木逃避疊加，阻止日本選擇這條唯一的自救道路。

那剩下的恐怕只能是來自關鍵政治人物的異常行動，比如日本天皇公開宣布深刻懺悔二戰罪行，以主動終結天皇制表達拋棄軍國主義、擁抱和平的決心，如果真這么干了，日本也就得救了。但可能嗎？這不是日本天皇本人愿不愿意，圍繞日本天皇早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體，絕不允許發生這種事。

所以，最終結論可以得出了：

日本這個國家已經“沒救”了，不是說國破家亡，而是不可逆的持續滑落，最終維持一個體面的平庸狀態，更像是一個比較富裕但已經不那么重要的度假村型國家。

針對日本，最需要警惕的是鋌而走險，剩下的大可以慢慢來，讓日本回歸應有位置，對全世界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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