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加速主義傾向在西方世界越來越普遍，近期日本、美國、歐洲都出現了類似決策，短期對中國有利，但長期一定要抵御加速的誘惑，在對方走向失控時繼續保持定力，慢就是快，這才是更大的戰略機會。

先說日本，日本和菲律賓炒作臺灣以東海域線重劃，妄圖以日本八重山群島和菲律賓巴丹群島之間400公里距離拉中線，瓜分掉大片臺灣以東屬于中國的經濟海域，如果該妄想成真，臺灣以東經濟海域將被壓縮到12海里領海、以及24海里鄰接區內，臺灣漁民世代傳承的黃金漁場就沒了，一出海就會被日菲海警抓捕。

日本天天鼓吹所謂的“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結果在利益問題上根本不顧忌臺灣，這也狠狠打了“臺獨”的臉，以事實證明，“臺獨”分子在日本眼里連狗都不如。如此挑釁面前，賴清德一句話都不敢說，只憋出來一句“請日菲和臺灣商量”。

關鍵時刻還是得靠中央政府，6月6日交通運輸部組織力量開展臺灣島東部海域海上交通專項執法，做到寸步不讓、寸土必爭。

日菲做法很荒誕，本不過是為了選情服務，兩國根本沒有能力執行所謂的非法劃界，如此野蠻行徑反而送給中國一大助攻。

既然所謂的臺灣地區當局不去捍衛國家和人民利益，那大陸海警、執法力量當然要頂上去，以后臺灣漁民全靠大陸力量保護，日菲親手把軟弱無能的臺灣地區執法力量踢了出去，換成了惹不起的大陸力量，如此蠢的做法令人難以置信。

這才幾年啊，臺灣島周邊海域已經全部被納入實際執法，小鎮此前預期的執法式統一正在快速成真，統一不是突然到來的結果，而是一個正在進行的過程。

日菲如此荒誕的做法，一個重要原因是小鎮最近多次提到的“加速主義”。

日本自我改善幾乎沒有可能，現在的日本已經病入膏肓。當前日本政治被少數權貴長期壟斷，官僚與財閥捆綁，在應對長期問題上喪失糾錯能力，依靠傳統選舉、議會斗爭、媒體監督等等，已經無法阻止日本緩慢滑向少子化、產業競爭失敗、債務破產的深淵，緩慢流血而死實在太痛苦了，還不如寄希望于來自外部的快速重創，幻想破而后立。

原本日本內部存在剎車力量，拉著日本不要做出極端挑釁，但現在這些力量也徹底失望了，覺得唯一能拯救日本的就是開足馬力、加速失敗，失敗的越快、越慘痛，日本東山再起的可能性就越大，他們最害怕日本陷入持續而又緩慢的流血狀態，那最終可能還不如越南。

日本“加速主義”者唯一的指望就是相信中國作為理性大國，不至于對日本趕盡殺絕。但中國沒有義務配合提供恰好打醒日本又不致死的精準重創。在小鎮看來，精準、持續的經濟與法律施壓，以鈍刀子割肉慢慢消耗日本的財政、產業和年輕人信心，才能從根本上斷絕日本軍國主義的土壤。

當然，危險還是有的。加速主義很可能會催生出更不可預測、更冒險的對手，如果日本內部加速崩潰論持續發酵，反而可能倒逼日本政府加速修憲、擁有進攻性武器，甚至討論核共享等新的擁核方式，這就是必須警惕的新型軍國主義，一個失去內部糾錯能力且軍事化的日本，非常危險，不亞于小兒持大錘。

反觀歐洲，也在出現某種加速主義傾向。

在中美關系出現緩和后，近期歐洲某些智庫開始集中炒作對中國主動發起關稅戰，比如五月中旬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屆歐中關系論壇，就吵的非常兇，歐洲參會者指責中國搞貿易保護。

而在過去的一年里，歐盟內部一直在炒作“中國沖擊2.0”，這個觀點源自美國，2024年4月耶倫訪華前就大肆炒作所謂的中國“產能過剩論”，認為這會對西方發達世界帶來第二次沖擊。

經過兩年多的發酵，歐盟內部一些力量把美國論調繼續深化，認為歐盟與中國的貿易不可持續，歐盟必須硬起來，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征巨額關稅，要跟中國掰手腕。

不過小鎮覺得，這更像是歐盟陷入恐慌，害怕中美關系無論向好還是向壞發展都會擠壓歐盟的生存空間，所以才要獅子大開口，提出非常強硬的姿態，以升級摩擦試圖對中國施壓，迫使中國對歐洲做出一定妥協。

本質而言，是歐洲跟日本一樣，也失去了20年時間，從2008年以來屢屢誤判，一再喪失關鍵發展機遇，既然拼發展速度肯定拼不過中國和美國，也只能趁著最后的機會大搞加速。

歐盟方面沒有明說的，也是寄希望于中國作為理性大國，能夠體諒歐盟的難處。

但憑什么體諒呢？

的確中國一年從歐洲獲得超過3千億美元貨物貿易順差，但2024年歐盟對華服務貿易順差也高達500多億美元，僅知識產權使用費一項，每年就從中國拿走上百億美元，這一部分怎么不說呢？而且中國對歐盟出口，相當大比例是歐洲自家企業反向出口，賺取的利潤進了歐盟企業的腰包，又為何不說？

更甚者，歐盟到現在還沒退出針對中國的《瓦森納協定》，跟在美國屁股后頭對正常貿易嚴格管控，近年來又以經濟安全為名加強出口管制措施，對華這不賣、那限制，又如何縮小貿易順差？

歐盟成員國眾多且分散，內部利益分歧巨大，導致歐盟這種加速主義傾向并不明顯，反而在諸如環保、LGBT+等社會議題上表現得更為尖銳。現在德國也有些扛不住了，后續如何還要繼續觀察。

歐盟雖然相比美國更講道理，只要談妥的就會執行，但歐盟也有靈活性，比如最近針對中國企業密集投資的摩洛哥，就開始加大針對性措施。

美國的加速主義，更多體現在政府、資本、技術三者的關系上。

斯坦福大學AI研究機構起名“以人為本”，這是一個非常理想化的主張，這個名字來源于三個非常簡潔有力的核心原則：AI發展應以對人類和社會的影響為導向，AI應增強人類而非取代人類，AI應更多融入人類的多元智慧。

究其本質，是認為人才是目的，不能把人矮化為工具。

但這種理想主義在美國日漸邊緣化，無論左翼還是右翼，更期待通過科技尤其AI進步實現加速變革。左翼對改良喪失期待，認為靠人本身已經無法實現期待的平等，就把一切寄托在AI上，認為當AI高度發達，就可以磨平一切來自人類社會的不平等，實現超越智商、民族、膚色、財富等等一切因素的絕對平等，這種想法挺“烏托邦”的。

而以硅谷科技資本為代表的右翼力量，也對AI抱以巨大期待，甚至覺得人類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硅基生命的誕生，包括馬斯克、奧特曼等在內的美國科技公司巨頭普遍持這類思想。

但這些人實際追求的是資本徹底壓制一切政治力量，把美國徹底變成一個公司國家，未來的美國乃至全球社會徹底分層，最上面是極少數擁有模型和算力的AI貴族，中間是能夠與AI高效協作、被增強的少數精英，底座則是大多數靠基本收入生活、行為和情緒都被AI掌控的多余的大眾。

今年硅谷又提出《科技共和國》，強調科技巨頭應該與政府合作，先幫助本國政府打贏國際競爭，最終追求的還是資本超越國家。

最終，民主徹底淪為技術資本統治的裝飾品，投票在形式上存在，但真正的決策掌握在數據模型以及背后AI貴族手中。這樣的世界，很像美國電影“美麗新世界”展示的社會，一個有極少數控制、多數人被優化、自由徹底失效的封閉社會。

或許可以稱之為“后民主社會”甚至是“后人類社會”。

美國內部也有力量知道AI必須加以監管，否則必然會失控。

但他們面對的是來自技術資本海量的游說，硅谷巨頭每天砸下幾十萬美元游說放開對AI的監管，還炒作如果加強監管就會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失敗；技術巨頭們還掌握社交媒體這個強大的工具，能夠直接引導選民情緒和選情。

于是美國內部尚存理性的政治人物，就跟日本自民黨內一些理性派一樣，明知放松對AI的監管跟在主權問題上挑釁中國一樣危險，但面對狂熱力量的胡來，既然阻止不了，那就干脆破罐子破摔，大家一起加速。

總的來看，就像烏克蘭人選出來澤連斯基，就是覺得已經跌到谷底，只要有變化就比沒變化強，只是沒料到一樓下面還有地下室，可謂跌跌不休。

西方除了美國以外，已經陷入至少20年的發展停滯，而美國雖然獲得了海量財富，但大多數財富進了極少數人的腰包，甚至財富已經脫離了美國國家的掌控，對美國多數民眾而言，也相當于停滯了近20年，還要承受生活成本的激增。

對中國來說，一定要警惕來自西方加速主義的沖擊，在對手加速沖向懸崖時，不要把這種異常當成正常，甚至開始慌了也想搞加速主義。比如忍不住慢慢來，想要用武力在短期內打破一切障礙，又或者盲目在AI參數上追趕美國等等，這反而會被拖入對手挖的坑里。

通過緩慢但不倒退的制度改進，保持耐心解決長期問題，不為了回應外部壓力而自亂陣腳，不因為短期經濟波動而放棄長期轉型，允許社會存在對現狀和不滿的批評聲音，哪怕這些批評是無聊、無效的，這都是在以穩為進，很多時候，慢就是快。

中國不需要像西方國家那樣搞崩潰重生的加速主義，西方國家之所以焦慮，恰恰是因為這些年現實世界向越來越不利于西方國家的方向發展。比如日本從全球來看，還談不上衰退，但架不住跟中國比；而美國看到AI迭代速度太快了，開始覺得快才是正常，那些求穩的反而會被貼標簽。

總之，小鎮覺得在全球變革加速、不確定性大增、大家都在瘋狂踩油門的時刻，能夠自主的慢下來，反而是更大的戰略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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