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支秉彝站在錦江飯店豪華的宴會廳里，這里距離七年前周恩來和理查德 · 尼克松發表《上海公報》的地方僅數步之遙。位于支秉彝左側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小羅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 Jr.），該中心是世界著名的亞洲研究機構之一。現在是由支秉彝創造歷史的時候了：帶領中國進入小型計算機時代。

支秉彝出生于中國東部沿江的江蘇省泰州市。他出生后的一個月，即 1911 年10 月，距離此地大約 400 英里（約 640 公里）的武漢（武昌）爆發了一場起義，這場起義最終推翻了清王朝。

他是那一代中國學生中的一員，他們的目標——甚至是使命——是通過學習各種應用學科來為國家的現代化做出貢獻。為此，支秉彝于 1935 年完成了本科教育，獲得了浙江大學電氣工程學位。畢業后，他享受到了當時的一項殊榮：赴歐洲深造。1936 年，他移居德國，攻讀物理學博士學位，并于 1940 年在萊比錫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支秉彝在德國度過了近十一年的時光，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還娶了一位德國女子為妻。當她在中國生活多年之后，她的中文名字支愛娣也開始為人所知。

1946 年，這對夫婦回到中國后，支秉彝擔任過各種要職，包括中央工業試驗所電子試驗室主任，也在浙江大學和同濟大學任教過。后來，他還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然而，他長期的海外經歷，尤其是他在納粹德國的生活履歷，使他在“文革”期間備受懷疑，并遭到單獨監禁。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支秉彝盯著這威嚴的標語打發時間。于是，他讀了一遍又一遍，一讀就是幾天、幾周、幾個月。接著，事情開始起變化了——這讓我們想起了語言固有的奇異性。

對于一個人來說，無論其母語是哪種語言，熟練掌握一門語言或通曉一種文字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是忘記語言和文字是一種任意的代碼的過程。例如，“坦”這個字本身談不上有多么“直率、直白或坦率”，而“白”這個字也并不體現什么“白色、空白或明白”。與其他小孩一樣，少年時期的支秉彝會把這些符號看作筆畫的一種隨機組合，它脫胎于一個復雜的慣例體系，而這一體系的起源是我們永遠無法推倒重建的。但經過無數遍的重復，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語言的音和形開始趨向并達到一種不可見的既成狀態——“白”這個字不再需要通過死記硬背來“指代”白色了，而已經毫不費力地同它融為一體了。我們可以把這種融合歸功于每個孩子為說話、閱讀和書寫而付出的努力——他們為進入家庭和社會的符號世界而奮斗，將其從難以解讀的代碼轉變為一種表達媒介。從某種意義上說，流利性是一種代碼潛意識（code-unconscious）。

支秉彝

雖然大多數人經歷的這種轉變是單向的，但有時也會發生逆轉。已經成為人的第二天性的聲音或符號仍可以從天性中剝離——變得陌生和奇異，也許不會回到最初的不被認知的狀態，但至少可以被置于一種“雙焦”的視角之下，使我們在繼續流利地聽、讀和說母語的同時，充分地利用其中最原始的無意義質料。

這就是支秉彝所經歷的。當他反復琢磨這八個字（如果考慮到有一個字是重復的，那就是七個字）時，這種重復行為恢復了它們固有的任意性。當讀到第一百遍——也許是第一千遍時，我們不得而知，支秉彝開始在腦海中把這些漢字分解成各種元素和群組。例如，第一個字（“坦”）可以被輕易地分成“土”和“旦”兩部分，然后分別被進一步拆成“十”與“一”和“日”與“一”。第二個“白”字也可以細分，比如“日”和上面的一小撇。然后是“從”字，可以視為兩個“人”的并列。即使在這條簡短的八字標語中，可能的拆分方式也是非常多的。

支秉彝將這一分析思路擴展到更加廣泛的中文書寫上面。在近三年的時間里，他將漢字分解成各種部件，再將每個部件與某個拉丁字母進行配對。他的目標是為每個漢字開發相應的拉丁字母編碼或“拼寫”。

起初，支秉彝對拉丁字母編碼的興趣與計算機的運行毫無關系。他的目標是開發一種更有效、合理和科學的方法來組織中文詞典、電話簿、卡片目錄、名單和其他用漢字編碼的信息。支秉彝希望找到一種相當于中文“字母順序”的東西。

支秉彝獲釋后不久，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開始發生巨大變化。1971 年，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并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率代表團訪問中國，震驚了世界。

在地緣政治發生深刻變化的同時，計算機和信息處理領域也發生了同樣巨大的變化。中國新研制的 DJS-6 計算機擁有每秒 100000 次的運算速度（OPS），內存容量高達 32000 個全字長單元。由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制的 111 型計算機的運算速度達到每秒 180000 次，核心內存為 64000 個全字長單元。接著，在 1974 年 8 月，清華大學完成了 DJS 130 小型多功能計算機的研制工作，該計算機是仿照數據通用公司的 Nova 1200 型計算機設計的。與此同時，在全球計算機產業領域，隨著消費技術市場和個人計算機市場的爆炸式增長，大量基于 QWERTY 鍵盤的量產化系統涌入全球市場。所有這些設備廠商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國市場，雖然此時的中國依然可望不可及。

支秉彝開始以新的眼光看待他的編碼，將注意力從字典和電話簿轉移到了計算機——也就是輸入法上。支秉彝認為，它可能不只是一個用于重組中文圖書館卡片目錄等的系統，其真正影響或許在于開創一個基于 QWERTY 鍵盤的中文計算機的新時代。畢竟，盡管這些西式計算機在中國日益普及，但對于任何想要輸入和輸出漢字文本的人來說，這些機器幾乎毫無用處。普通的電腦用戶坐下來用 IBM 公司的設備——或后來的蘋果電腦——處理中文信息的時代尚未到來。

支秉彝憑借自己天馬行空的想象，為一種新的中文輸入法奠定了基礎，這種輸入法被稱為“見字識碼”（OSCO），簡稱“支碼”。這一代碼使支秉彝受到了中國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以及兩個外國組織——德國奧林匹亞工程公司（Olympia Werke）和美國圖形藝術研究基金會的關注。許多人認為，支秉彝的代碼有望最終使中文書寫系統在全球計算機時代站穩腳跟。

奧林匹亞工程公司研制的奧林匹亞 1011 型漢字自動打字機

支秉彝的故事集中體現了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中文計算機領域最重要的兩大轉變。首先，這一時期標志著 QWERTY 鍵盤在中文計算機領域的重新崛起——也就是說，回歸了由西式鍵盤和拉丁字母主導的人機交互方式，而不是定制設備。盡管 QWERTY 鍵盤和拉丁字母的主導地位與日俱增，但這一時期的中文輸入法并沒有用拉丁字母來“拼出”中文字詞的語音。支秉彝的輸入系統是用拉丁字母來描述漢字的形狀和結構，而不是它們的音值。這是對（語言文字）拉丁化或羅馬化歷史進程的背離——這一進程在現代世界的其他地方曾發生過，或者說被試著推行過。傳統上，將一種文字拉丁化或羅馬化，就是用拉丁字母來表示該文字的發音，就像土耳其語或越南語的羅馬化一樣（還有許多失敗的嘗試，主要包括阿拉伯語、孟加拉語、希伯來語、波斯語、烏茲別克語等）。因此，從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在中文計算機技術領域出現了一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即“非拼音化的羅馬化”：用拉丁字母（有時也包括阿拉伯數字）表示漢字，但不涉及漢字的發音。

不過，支秉彝并不是在孤軍奮戰。支碼是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發明的數十種輸入系統之一，而且很快又有數百種輸入系統被提出來，每種系統都給出了一種新方法，即如何利用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數字，通過 QWERTY 鍵盤將漢字信息輸入計算機。與支碼一樣，這些系統絕大多數都是基于漢字結構的，也就是說，是拼形而非拼音的。事實上，基于拼音的輸入法在當時非常不受歡迎，以至于有人猜測，中文計算機的進一步發展是否會導致拼音的消亡。“各種拼音系統從一開始就不受歡迎，”當時的一篇報道強調，“如果被計算機革命拋在后面，它們可能會走向消亡。

第二個轉變同樣重要，即從只能處理單一輸入系統的計算機和文字處理器向能夠處理多種輸入系統的計算機和文字處理器的轉變。與考德威爾的華文排字機或之前的 IBM 公司打字機的故事不同，微型和個人計算機的興起使計算機處理多種輸入法成為可能，用戶可以根據個人喜好進行選擇。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支秉彝是少數幾個在這個轉變中（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幸存下來的人之一，他先是致力于開發一個僅面向自己的代碼的計算機系統，然后又投入另一項事業中——讓支碼成為可供操作者選擇的多種輸入系統之一。“一臺機器，一套輸入系統”的時代即將結束。

中文計算機

作者：[美]墨磊寧

譯者：張朋亮

出版時間：2026年5月

作者簡介：

墨磊寧（Thomas S. Mullaney），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歷史。著有《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等。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的續作。

目前有十數億人在計算機上使用漢字，這是如何做到的？我們如今所熟知的種種輸入法是如何誕生的？它們運用了怎樣的技術邏輯？背后又有怎樣波瀾詭譎的歷史故事？

本書追溯了誕生于二戰后的漢字數字化技術，及其發展至今的歷程。借助作者提供的技術語言學視角，我們得以重新審視漢字，這種中國人似乎再熟悉不過的古老文字的頑強生命力與尚未被完全發掘的魅力。這是一部數字時代的漢字史，也是中文計算機發展史的重要側面。

*特別鳴謝：劉釗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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