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管子之功業，識經邦之學問，跟著李山教授讀通《管子》。

書籍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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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管子》通識

叢書名：中華經典通識

著 者：李山

書 號：978-7-101-17487-8

出版時間：2026年5月

定 價：65.00元

開 本：32開

裝 幀：裸脊空腔平裝帶護封

字 數：160千字

頁 碼：285

CIP分類：B226.1

主題詞：《管子》-研究

上架建議

傳統文化/國學/素質教育/大眾讀物

目 錄

《管子》：一家之書，百家之學

一、《管子》中東方治國觀念的匯聚

1 政治經驗的東方色彩

2 社會大發展的時代

3 東方變法中誕生的治國觀念

4 東西兩大理念系統的差異

二、關于管子其人的各種記載

1 《左傳》中的管仲：文明秩序的匡扶者

2 《小匡》《齊語》中的管仲：社會改革家

3 《大匡》中的管仲：政治馴化師

4 《論語》中的管仲

三、《管子》中的 “君”與“民”

1 《牧民》篇的背景

2 《牧民》中的“民”

3 向“同體”方向的拉伸

4 反對“任情”的法家主張

四、《管子》中的黃老之學

1 黃老之學：道家之學的收縮與改變

2 放任與督責：君主的心智

3 精氣：“長生久視”的源泉

4 “水”的哲學

五、《管子》中的陰陽家言

1 “陰陽”“五行”及“氣”

2 陰陽說的基礎是歷法

3 陰陽家的“天人合一”

六、“輕重”治國術

1 治理復雜社會

2 治理復雜社會的手法與觀念

3 “輕重”之術的內涵

4 “輕重”之術的文化意味

七、《管子》的成書及其流傳

1 《管子》的成書年代與作者問題

2 《管子》的流傳

后 記

精彩章節

“輕重”之術的文化意味

過去，有學者視這些“輕重”篇章的內容為無謂，不是全無道理。如《輕重丁》記載齊桓公見“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就問管子改變之道。管子的建議是砍掉大路邊的樹枝。這樣做了一段時間后，情況改變。因為樹枝帶陰涼，“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就影響了生產。樹枝砍掉了，生產發展，人們也就穿得好了。說發展生產，卻說砍樹枝，繞這個圈子，并無多大意思，因為不符合生活常理。“輕重”篇還有一些內容，屬于“炒作”，是現代炒作的遠祖，如《山權數》記載北郭城闕挖出龜，管仲建議齊桓公利用君主的影響力哄抬其價，具體做法是“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將龜哄抬為無價之寶，然后當國家有征戰之事時，就可持此寶向富豪之家抵押借貸。這是典型的炒作，現代社會資本與媒體勾結也常有此事，雖惡劣，卻是不可忽視的存在。不過，這樣的內容在《管子》中占比很小。相反，管子中的一些可能不好理解的內容，卻具有文化上的意味。

其一，是提出“侈靡”的消費觀念，與傳統的“節儉”說大相徑庭，是異端思想。《管子·侈靡》篇倡導奢靡消費，這篇文獻因為觀點與正統的“節儉”說相反，一直不受重視。直到郭沫若 1954 年發表在《歷史研究》的《〈侈靡〉篇研究》問世，才引起廣泛關注。但是，學者認為，郭沫若的研究有誤入歧途之嫌。首先是他將此篇年代認定為西漢惠帝在位、呂后專政時期。郭說不足信，學者對此早有辯駁。《侈靡》的消費觀念應產生于戰國之齊，它是一個東方的生活觀念。西漢的國家體制及重農的經濟觀念都是來自秦。西漢上層生活可以侈靡，但“侈靡”的消費觀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大的分野不能糊涂。像有的學者將“輕重”之術與西漢王莽時期的改制聯系在一起從而確定篇章年代，都是在東西兩大治國觀念系統的分別上拎不清。

此外，郭沫若對“侈靡”的理解也為后來學者所否認。郭沫若說：“如它的題目‘侈靡’二字所表示的一樣，它主張大量消費，大量生產，大量興工，大量就業……”有學者就認為這是 “以新的（即現代經濟——引者）觀念來解釋古人思想”。《侈靡》篇至今還是有相當多的文句不好理解，像郭沫若說的“大量生產”“大量興工”在篇中確實沒有明確表示，是其引申出來的看法。其實，《侈靡》雖未編于“輕重”部分，還是與“輕重”之術有關。可以摸清的主要觀點有二：一是“侈靡”可以“戚士”，二是“侈靡”可以導致財富在貧富間的流動。（參張固也《〈管子〉研究》）

齊桓公問管仲：“可以王乎？請問用之若何？”管仲回答了幾條，其中“通于侈靡，而士可戚”，即以“侈靡”的奢華親近凝聚征戰之士。其間的道理，《侈靡》也做了交代：

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贍其所愿，則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為之畜化。

好吃好喝，人人所愿，是人性，在這方面君主必須想通，肯花費，才能成大事。錢財上摳門，像孔子說的“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就會傷人的心，大事難成。侈靡論，是有其政治上的目的的，那就是“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得”。讓郭沫若及其他意見相似的論者們產生引申的想法的，是“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及以下諸句。煮雞蛋、燒木柴之前，都要雕刻一下花紋，是在說生活的奢華，可究竟也含著可以增加就業的意思。《侈靡》論者是不是這樣想不好斷定，可是雕卵、雕橑的，必有其人，是不用懷疑的。緊接著就說到商賈和富人，說不填塞了全部的丹砂礦井，就別指望商賈停下經營游走的腳步；富裕者的消費，正是窮困者的工作所提供的。這不是含著富人奢華是商賈的機會，富人奢華連著貧困者“就業”的意思嗎？“百姓之怠生”的“怠”應該讀為“怡”，“百振”之“振”即“賑”，不是富人消費給百姓帶來生機的意思嗎？最后一句最為警策，富人的消費，不可孤立地理解，它會連帶出包括就業在內的其他社會現象。

“侈靡”還有直接表述財富流傳的文字：

巨瘞堷，所以使貧民也；美壟墓，所以使文明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按：次浮，棺槨壟墓外的裝飾）也，有差樊（按：差樊，墳墓外按死者爵位等級不同所立之藩籬），有瘞藏（按：瘞藏，殉葬品）。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

《乘馬數》言“若歲兇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平國策也”，是世界范圍內較早的“以工代賑”言論。這段話 明白無誤，是在說富人的厚葬是各種手工業者的機會。而且，最后還歸結到“民相利”即富人與一般勞動階層的各有目的的“相利”，更有利于國家的“守戰”。還有一點不可否認，《侈靡》篇明確地說，財富在消費中流動，是經由市場而實現的：“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市場的作用就是促進各業發展，農耕本業固然可以受市場促進，作為末業的工商各業也受其刺激。侈靡，市場就繁榮，否則連本業 都保不住。市場促進生產，在《管子》之后的兩千多年，不是很“震鑠”的看法嗎？如此，《侈靡》確有些與“新的現代理論”暗合的觀點。

不過，此處更想說的是，《侈靡》篇在強調富人消費時所帶出的新生活觀念—奢。它與后世占主導地位的“儉樸”生活觀相對立。《論語》中孔子較早涉及此問題。《論語·八佾》篇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述而》篇曰：“奢則不孫（按：“孫”通“遜”），儉則固；與其不孫，寧固。”都是違禮的情況，孔子說他寧愿取“儉”的做法。有意思的是，《論語》中的孔子批評了管仲的奢華。《八佾》篇說：“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大概孔子認為合乎禮制的“奢”是可以的，違禮則寧愿儉點為好。管仲被孔子視為違禮的奢，或許正是《侈靡》篇起源于齊國的證明。奢儉由禮，是儒家的生活觀，屬于農耕經濟下的土地財富論，而《侈靡》則與“輕重”一樣，看到的是流通，是商業交流帶動的財富流動。這正是它反常、異端之處。

正因其反常，才遭反對。在《管子》的“輕重”篇中就有不同的聲音。在屬于“輕重”的《事語》篇中，桓公問管仲說秦奢教他說：“帷蓋不修，衣服不眾，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群材不散。”是明顯的“侈靡”論。齊桓公問：“此言何如？”管仲否定，說“非數也”，即不是齊治國之道。他給出的理由是，侈靡的做法適應“天子之制，壤方千里”，不適用于齊，還是得講“積蓄”。在《管子》“輕重”各篇的時代，“侈靡”論也因其新而不被所有論者接受。無論如何，不同于流行的傳統的新的生活觀念提出來了，而且是建立在財富流轉的觀念基礎之上的新說。雖然早就變成了一點思想的陳跡，終因其在觀念上提倡另一種生活方式而理應受到重視。

其二，是對歷史的新理解，即以“輕重”的觀點解釋歷史興亡。先秦各派思想都有自己對歷史的解釋，對后世影響最深的當然是儒家，而儒家的歷史觀明顯是從他們所珍視的西周經典中提煉出來的。那就是一套以“有德居之，無德失之”的天命道德為核心的歷史觀。法家解釋歷史，則是法度至上，像韓非子《功名》篇所說“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即是其以法度權勢解釋歷史的例子，暗含《五蠹》篇“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的時變論。《管子》的“輕重”論者也有自己的歷史觀。請看《國準》篇：

桓公問于管子曰：“國準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國準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 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 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 殊而用一也。”

“國準”基本就是“平準”，是國家為平衡物價水準而推出的平穩的干預政策。按照這里的說法，從黃帝到周人千變萬化，統治國家都采取輕重平衡的“國準”大策。其特點在以經濟的眼光審視歷史的流變，尋找流變“數殊而用一”的通則。

按照《尚書》等經典及儒家歷史的解說，政權的興替絕對是德治善與不善的結果。在《管子》的“輕重”論者則別有原由。《地數》篇是這樣說的：

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

文中“湯有七十里”來自儒家文獻中“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的說法。在儒家，商湯和周文王都是以很小的地盤大行仁義，獲取民心，從而形成“東征而西怨”的影響力，孟子、荀子都喜歡這樣說。在《地數》這里，商湯和夏桀的成敗，不是德行的好壞，而是經濟上是否善于運作的結果。著名的伊尹還是賢明的形象，只是他的賢明，已經從道義賢德轉變為“通于高下徐疾之策”，是能解決“坐起之費”的高手。這樣的重新解讀歷史，在《管子》的“輕重”各篇還有一些。對后來的中國史學并沒有多大的影響，卻仍不可小視。它是新的感受歷史的方式。《尚書》等經典及儒家的歷史觀，是“大旱之望云霓”式的，內涵是處境艱難的小民希望被拯救，放在小農經濟的大背景下才可以理解。《地數》篇則將歷史的興衰解釋為能否在經濟上占據優勢，這正是其新穎之處。只有在工商業發展，人們知道用“輕重”的財富觀念觀察社會生活之后，才會如此去理解過去。

其三，提出了一種新的征服方式，即利用“輕重”對鄰國進行商戰。理解歷史，即是理解現在。反之亦然。當《管子》“輕重”論者將過去的歷史成敗解釋為“輕重”之術的成敗時，也在武力征服天下的固有思路之外，突出在經濟上使他國臣服的“商戰”主張。《輕重甲》篇有如下的對話：

桓公曰：“……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于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準，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于兵也。”桓公曰：“善。”

馬非百《管子輕重篇新詮》解釋說：“所謂戰衡，戰準，戰流，戰權，戰勢者，皆屬于經濟政策之范疇。一國之經濟政策茍得其宜，自可不戰而屈人之兵。何如璋所謂‘權輕重以與列邦相應，即今之商戰’者，得其義矣。”不過，“五戰而至于兵”實際是不使用“兵”，與“不戰而屈人之兵”不是一個軌道。

商業活動是需要對手的，當《管子》的作者們設想用“商戰”征服天下時，他們心中想的不是別國的人民和土地，而是巨大的商貿利益。《輕重戊》篇更提供了商戰的具體例子。

桓公曰：“魯梁之于齊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于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于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十三月……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糶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意思是齊國大量收購魯、梁兩國的綈，價格自然高，兩國賺錢，勢必擴大生產。到下一年，齊國把關卡一閉，一匹綈也不收，大量生產綈的魯、梁兩國就會陷入經濟危機。這也是一種征服，不必以刀兵征戰。這段故事可能是杜撰的，其邏輯是通暢的，即齊國利用自己的市場影響鄰國的經濟，致使鄰國在經濟上陷入困境，因種綈不修農而民不聊生，從而達到使之臣服的目的。

總之，輕重之術代表的是戰國思想最新、最具創造性的一面。這樣的思想兩千多年來大體是不受重視的。這也不奇怪，因為西漢王朝在治國理念上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秦法，亦即先秦時誕生于西部歷史文化的政治觀念系統。不管多久的忽視，有價值的早晚會被認識，這也是今天大家重視、喜愛管子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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