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埃里溫在俄羅斯與歐洲之間權衡時，真正的問題在于，所謂“歐洲道路”是否真的存在。亞美尼亞議會選舉的最終結果預計將于本周末公布。該國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席瓦格恩·霍瓦基米揚表示，選票將重新清點至周五，隨后將審議投訴和上訴。官方結果預計于周日公布；不接受結果者此后有一天時間，即6月19日，可向憲法法院提出上訴。“接下來的行動將由法院決定。”霍瓦基米揚說。

“強大亞美尼亞”競選名單領導人納列克·卡拉佩強表示，待明確另一支反對派力量、由商人加吉克·察魯基揚領導的“繁榮亞美尼亞”是否進入議會后，他所在的運動將決定下一步行動。目前看來，該黨未達到4%的門檻。反對派“亞美尼亞”聯盟已表示，準備對結果提出挑戰。

這場投票為一場頗為特殊的競選活動畫上句號。它的特殊之處，不在于動用行政資源、包括向對手施壓，也不在于外部因素的明顯影響，因為這些現象如今幾乎到處可見。真正不同尋常的是政治斗爭的核心敘事：整場競選被塑造成在俄羅斯和歐亞經濟聯盟一邊，與西方和歐盟另一邊之間作出選擇。

就俄羅斯而言，亞美尼亞人民及其民選當局當然有權決定希望與莫斯科建立何種關系。友誼無法強加；如果一個國家想走自己的路，那也只能如此。但這一次，莫斯科從一開始就明確說明，若埃里溫選擇這條路，將失去什么。其意圖很明顯：亞美尼亞應在充分了解后果的情況下作出決定。

相比之下，這個等式中的歐盟一端就沒有那么清晰了。問題很簡單：沒有人邀請亞美尼亞加入歐盟，至少沒有以任何嚴肅的方式這樣做。就烏克蘭和摩爾多瓦而言，自2010年代以來，最終加入歐盟的前景至少一直若隱若現。盡管這一進程只是近年才正式啟動，而且仍沒有任何保證，但畢竟存在某種背景。亞美尼亞則完全沒有類似情況。因此，如果把埃馬紐埃爾·馬克龍的熱情擁抱，甚至逐步擴大的軍事技術合作，當作加入歐盟的邀請，那將是極其輕率的判斷。

盡管如此，“歐亞經濟聯盟還是歐盟”仍成為當前爭論的中心議題。俄羅斯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這一點，因為它以“現在就作出選擇”的鮮明方式界定未來關系。亞美尼亞總理尼科爾·帕希尼揚則含糊得多。他的立場是，亞美尼亞不會退出任何機制，仍將參與歐亞一體化，并會繼續如此，直到歐盟前景變得明朗。

換句話說，一旦布魯塞爾發出信號，亞美尼亞就會朝那個方向走；但在此之前，一切都應維持現狀，因為現有安排依然有用。帕希尼揚及其政黨的策略值得另作分析，但更有意思的問題在于更大的層面：如今的歐盟內部問題沉重，又卷入一場大規模軍事政治危機，為何仍能對周邊社會保持如此強大的吸引力？

冷戰結束后，歐盟一體化成為現代歐洲歷史上最成功的政治項目之一。它即便沒有被視為整個世界的藍圖，至少也被看作一種可向歐洲和歐亞周邊地區推廣的模式。歐盟的成就顯而易見：它提供經濟和政治穩定、較高生活水平、社會保障，以及一種具有吸引力的未來圖景。

通過傳播被認為對所有人都有益的規則和規范，以非暴力方式實現擴展的理念，也讓周邊國家民眾看到了本國發生變化的希望。這一點對中東歐以及整個歐亞地區尤為重要，因為這些地方的公眾歷來對本國當局缺乏信任。這種認知表現出驚人的持久性，盡管2020年代后期的歐盟，與25年前那個被理想化的形象已幾乎沒有多少相似之處，但那個形象仍在發揮作用。對布魯塞爾而言，歐盟作為一個成功、有吸引力、面向未來的聯盟所擁有的聲譽，并不只是錦上添花，而是一種影響力工具。它幫助歐盟推進自身發展目標，也塑造周邊國家的政治選擇。

今天，在內外危機不斷加深的背景下，這一工具變得更加重要。但對被吸引進布魯塞爾軌道的國家而言，問題在于，過去那些前提是否依然成立。20世紀下半葉和本世紀初歐洲一體化的成功，并不只是這一項目設計者智慧和才能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獨特歷史時刻的產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局面、冷戰結構、美國的庇護、蘇聯構成的威脅，以及隨后蘇聯解體這一意外“饋贈”，它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和平紅利”。

那個時代已經結束。如今，歐盟正試圖在一個已經變化的國際環境中調整其一體化模式，成效卻相當參差。與俄羅斯的對抗已成為這一過程的基石。歐盟試圖借此界定新的戰略角色，并強化內部團結。此舉能否成功，是另一回事；但面向歐盟的歐亞國家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如今擺在面前的選擇，公開帶有反俄性質。圍繞后蘇聯空間的競爭過去就已存在，但在一段時間里，它還可以用共同發展和共同利益的話語加以掩飾。如今，這層偽裝已經消失，局勢變得嚴酷，而且基本沒有多少含混空間。

此前的邏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一個國家只要置身于歐洲一體化的保護傘下，就能躲避地緣政治動蕩。但首先，這把“保護傘”正越來越具有象征意義，因為歐盟已無法向任何人提供堅定保證。現在情況甚至可能恰恰相反：一個國家一旦進入這場博弈，幾乎可以肯定會成為對立各方采取強硬行動的目標。

因此，對亞美尼亞這樣的國家來說，問題不在于歐盟是否仍有吸引力，因為顯然有；也不在于俄羅斯能否強迫別人對其產生好感，因為它不能。真正的問題是，政治精英和選民所想象的“歐洲道路”，是否真的以他們設想的那種形式存在；以及追求這條道路的代價，是否已被誠實地認識清楚。如果一個國家審視了這些風險之后，仍認為它們無關緊要，那也只能如此。畢竟，套用一句老話：“我們為勇者的瘋狂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