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成立十五年、統籌歐盟對外關系的核心機構，為何會被自家成員國貼上"運轉失靈"的標簽？一位主管外交的最高負責人，又是如何在涉華議題上一次次脫離官方稿本、說出連自己人都坐不住的話？

2026年6月11日，據奧克蘭新聞報道，歐盟外交部門在現任負責人領導下陷入運轉困境，而《金融時報》隨后披露的細節，揭開了這場風波背后更深層的權力角力與路線分歧。

成員國的"不信任投票"

據《金融時報》報道，由于多名官員擔憂由卡婭·卡拉斯領導的歐盟外交部門陷入"運轉失靈"的境地，歐盟成員國正考慮削減其權力。

這一表態本身就極具分量，歐洲對外行動署（EEAS）作為2010年成立的歐盟"集體外交部"，承擔著監督國際關系、統籌援助項目以及情報收集分析的核心職能，是歐盟對外發聲的關鍵樞紐。

如今這一機構卻被自家成員國視為亟待整頓的對象，足見內部矛盾積累之深。報道稱，法國已率先提出若干可能的改革方案供成員國討論。

其中一種思路是將EEAS的部分職能交還給歐盟委員會和成員國政府，但這一方案需要全體成員國一致同意，推進難度較大。

另一種被支持者認為無需修改歐盟條約即可落地的方案，則直指限制EEAS署長的自主權，并削弱其對歐盟在全球設立的140多個駐外使團的實際控制力。兩種路徑雖側重不同，但指向高度一致，為卡拉斯個人及其領導的機構"松綁"權力。

一位接受《金融時報》采訪的官員直言，各國首都對此感到不滿，希望找到能夠在對外事務上真正實現統一行動的有效方式。

脫稿"重災區"

如果說權力機構的運轉問題尚屬于內部治理層面，那么卡拉斯在涉華議題上的多次個人化表態，則成為這場風波中最直觀、最具爭議性的導火索。

《金融時報》指出，卡拉斯曾在多個敏感問題（其中包括對華關系）上發表看法，這些表態被認為更像是其個人立場的輸出，而非歐盟集體共識的體現，部分建議甚至被官員認為并不合理。

去年，卡拉斯曾就美國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即便西方持續提供援助與制裁，烏克蘭仍無法在軍事上戰勝俄羅斯"這一說法展開批評。在2025 年 1 月 22 日在華盛頓的一場活動上。

她拋出了這樣一句質問，"如果我們不能妥善處理與俄羅斯的關系，我們也無法正確應對中國"這番帶有明顯邏輯跳躍和情緒色彩的發言，讓活動主持人當場開玩笑稱，這段話恐怕會被從錄音中剪掉，這一細節本身，也從側面說明了該表態的"出格"程度。

進入5月，卡拉斯又對北京采取的所謂"強制性經濟手段"提出譴責，并將西方企業在對華競爭中的乏力狀態形容為一種"疾病"。

她進一步使用了頗具沖擊力的比喻，將政府補貼比作"給癌癥患者增加嗎啡劑量"，并主張采取她口中的"化療"式報復措施。

這類高度情緒化、充滿醫學隱喻的表達，雖然在傳播層面頗具記憶點，但放在歐盟外交官員的語境中，卻顯得與官方一貫審慎、留有余地的表述風格格格不入，也為后續的削權討論提供了現實素材。

卡拉斯如何在官僚體系中"坐大"

涉華言論之所以會被放大審視，與卡拉斯本人在歐盟內部的權力擴張軌跡密切相關。據報道，卡拉斯與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之間，圍繞歐盟外交政策的主導權展開了相當激烈的爭奪。

這位德國前國防部長出身的官員，在與曾任愛沙尼亞總理的馮德萊恩的較量中占據了上風，不僅直接掌控了關鍵地區事務的處理權，還推動設立了一個直接向其辦公室負責的新情報機構。

這一系列動作，意味著卡拉斯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從"機構負責人"到"實際決策核心"的轉變，其個人在歐盟外交體系中的影響力遠超制度賦予的常規邊界。

對于一個本應代表27個成員國集體意志的協調性機構而言，負責人個人色彩過重、決策路徑過于集中，本身就容易引發成員國的警惕。

當這種權力集中又與頻繁的個人化涉華表態相疊加，"削權"也就從一種討論選項，逐漸演變為多國官員的共同訴求。

路線"溫差"

如果將卡拉斯的強硬姿態放進歐盟整體對華政策的大背景中觀察，這種"錯位感"會更加明顯。

就在卡拉斯密集發表對華強硬言論的同一時期，歐盟兩大經濟體的領導人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互動方式，法國總統馬克龍于去年12月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德國總理默茨則在今年2月完成了類似行程。

兩位領導人均攜帶本國重要行業的企業代表團同行，并與中方達成了多項具有實質意義的合作協議。長期以來，歐盟對華政策的主線被概括為"降低經濟關系風險"，強調在保持必要警惕的同時，不放棄務實合作的空間。

而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給全球經濟帶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其對北約安全保障承諾的反復質疑，更促使不少歐洲國家重新審視自身的對外戰略定位，轉向更加務實、更加注重自主性的路線。

在這樣的整體氛圍下，卡拉斯將對華經濟競爭比作"疾病"、將報復措施比作"化療"的表態，與法德領導人務實推進經貿合作的實際行動形成了鮮明對照，這種"溫差"正是其言論屢遭質疑的深層背景所在。

鷹派人設的來龍去脈

卡拉斯于 2024 年 7 月辭職是因為被提名為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2024年12月，她正式加入馮德萊恩領導的第二屆歐盟委員會，一些媒體當時便將其形容為"把俄羅斯人當早餐吃掉"的強硬派官員，這一標簽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她此后的外交風格。

目前，歐盟內部仍在討論究竟由誰來代表整體與俄羅斯展開直接談判。上個月，當被問及是否愿意承擔這一角色時，卡拉斯的回應同樣耐人尋味，她將這場關于"代表權"的討論本身定義為俄羅斯設下的"陷阱"，并強調自己的職責在條約中已有明確界定。

這一回應一方面延續了她一貫的強硬話語風格，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在權力博弈尚未明朗的當下，她試圖通過強調"制度合規性"來鞏固自身位置。

從機構層面的削權討論，到個人言論引發的路線爭議，再到權力擴張所積累的內部張力，三者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當下歐盟外交體系所面臨的真實困境。

對于一個以"集體意志"為立身根本的協調機構而言，負責人的個人風格究竟應當如何與成員國共識相協調，恐怕將是這場削權討論持續發酵之后，留給歐盟自身的一道長期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