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軍區(qū)1980年會議現(xiàn)場，72歲獨臂老人勇敢發(fā)言，提出要寫書的請求令人動容！

1980年盛夏的廬山療養(yǎng)院里，夜風透過紗窗送來樹葉的竊語，72歲的劉正明仍坐在小木桌前，一支鉛筆被他那只尚能動彈的左手牢牢攥住。燈光昏黃，他用一把舊銅尺夾住稿紙，另一端壓著厚厚的新華字典——這便是他堅持了數(shù)月的“前線陣地”。

江西省軍區(qū)的老同志們常把“革命記憶散失”當作最大的隱憂。70年代末，部隊離休制度確立，大批紅軍將士離開一線，史料卻殘缺不全。幾位負責干休工作的干部統(tǒng)計過：在南昌、九江一帶，能自己寫回憶錄的老紅軍不足十分之一，大多被時光和傷病剝奪了執(zhí)筆的能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劉正明暗下決心要把自己的二十年槍林彈雨寫成一冊書。

若把光陰撥回到1935年貴州草地，劉正明的右臂被機槍子彈削斷。那時他年僅27歲，是連隊里最年輕的排長。擔架在泥濘里顛簸，兩個戰(zhàn)友連續(xù)換肩，仍咬著牙往前沖。有一回敵機俯沖掃射，其中一人抱著他撲倒在草窩里，自己卻再也沒爬起來。多年來，劉正明回想此事，常說一句話：“我的命，是同志們用命給的，不能白活。”那條血淋淋的右臂埋在荒坡下，卻成了他一生最重的勛章。

新中國成立后，劉正明轉(zhuǎn)到八一電影制片廠，從挑燈夜戰(zhàn)的戰(zhàn)地記者做到行政辦公室主任。文化短板卻始終困擾著他。入伍前只上過三個月私塾，寫公文全靠口述秘書代筆。離休后，他忽覺欠下時代一筆債——自己肩上的記憶無處安放。于是，江西軍區(qū)那場老干部文化傳承座談會才剛結(jié)束，他就遞上了一張寫著歪歪扭扭大字的便條：“申請寫書，保存歷史。”

有人小聲議論：“老劉只剩一只手，還認得幾個字？”會議間隙，張政委拉住他：“老劉，可別勉強。”他笑了笑，“革命都走過來了，這點難算什么。”一句話，把座中竊竊私語壓了下去。

真正的難關(guān)在識字。掃盲運動雖讓鄉(xiāng)間小學四處開花，可對七旬老人而言，26個拼音字母都像新戰(zhàn)場。劉正明卻有篤定的辦法：每天凌晨五點起床，握著粉筆在木板上寫a、o、e，一小時不下百遍，桌面被汗水打濕又擦干。兒子下班回家，先不脫外套就要充當老師，“爸，這個是ü，不是u。”劉正明不服氣，反復練習到深夜。三個月后，他能自己拼讀《新華字典》，解決了“寫得出認不得”的尷尬。

隨后是寫作。左手執(zhí)筆笨拙，起初一行字要寫二十分鐘，他干脆在紙上畫格子，先點出筆畫位置，再慢慢連線。不少老戰(zhàn)友見他咬牙用力，生怕這條殘存的手也毀了。有一次李政委來探望，袖子一卷，看到劉正明腕部腫得像紅薯，“老劉，歇歇吧。”老人抬頭，目光倔強，“字停了，心就涼了。”醫(yī)生診斷為神經(jīng)勞損，建議臥床休息。可病房的床頭柜上依舊攤著稿紙，他用床單裹住小臂，繼續(xù)記錄。

值得一提的是，寫作期間他不愿讓秘書代勞，原因很樸素——“戰(zhàn)場沒人替我擋子彈，這書也得自己寫。”為了節(jié)省稿紙，他先在舊日記本上打草稿，再用放大鏡謄清。有人統(tǒng)計過，他寫壞的筆芯摞起來能裝滿一個茶葉罐，留下的草稿有整整三麻袋。

1982年春，《蠻牯佬從軍記》在南昌付梓。首印一萬冊，兩周售罄。解放軍報連載節(jié)選后，許多年青官兵寫信給作者，稱“第一次讀到如此滾燙的長征細節(jié)”。后來，省里組織拍攝專題紀錄片，攝制組把鏡頭對準那只緊握鉛筆的左手，老兵卻只關(guān)心一點：“要拍，就拍犧牲的同志，別忙著拍我。”

劉正明的身體在90年代每況愈下，手抖到無法再握筆時，他已留下百余萬字手稿。2003年冬，他在九江去世，床頭仍擺著那本被翻到卷邊的《現(xiàn)代漢語詞典》。部隊檔案室里保存著他早年用鮮血寫下的入黨申請書，也收著他晚年用鉛筆寫就的密密麻麻稿頁，兩者相距七十余年，卻共同證明：左手雖遲，信念不老。

有人統(tǒng)計，全國健在的紅軍老戰(zhàn)士僅剩寥寥。當年的槍響漸遠，紙上的文字卻替他們留下了回聲。劉正明未必想到，自己在油燈下寫出的“蠻牯佬從軍記”，后來成為研究紅軍后勤和醫(yī)療史的重要一手材料；更想不到的是，它讓后來者理解了被遺忘的細節(jié)——一條淌血的擔架、夜色里咬牙護衛(wèi)的戰(zhàn)友、延安窯洞里咿呀學拼音的身影。倘若沒有那只倔強的左手，各種文件、紀念碑也難以還原這些人間火種的溫度與聲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