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古代進士和舉人走官場，最高可以當什么官？最低又能獲得幾品職位呢？
1723年秋，端門外的新科進士們正排隊等候點名。黃葉翻飛，空氣里滿是墨香與汗味，一位二甲第七名小聲嘀咕：“聽說咱們得先去翰林試館？”旁邊的探花輕輕一笑：“兄臺慢著，能直接進翰林的也分三六九等，可不是人人都有修撰的福分。”這幾句低語，點出了清代科舉人才邁進官場時那條并不平坦的分岔路——同樣是金榜題名，高低之分卻從踏出午門第一步起就已分明。
得舉進士者先看甲次。一甲三名，皇帝親批卷后當天賜宴賜官：狀元掛“修撰”，從六品；榜眼、探花則落編修、檢討，皆為正七品。別看都是七品起步，這一“院銜”金光燦燦，意味著直入翰林院，隨時可參與修史纂典，機會與聲望遠非外放知縣可比。從這里上溯戶部、禮部、吏部堂官，路已鋪好，后頭只看機緣與本事。
真正擠在窄門口的，是二甲、三甲數百人。他們要先參加所謂“朝考”，脫穎而出的才有資格被挑為庶吉士。庶吉士不算實缺，只拿著銀兩平平的養廉餉，卻要在翰林院里待滿三年。期間日課纂修，寫稿、謄寫、隨侍講學，敢怠慢一句就得卷鋪蓋。散館考試合格者，多能補編修、檢討；名次靠后的，會被挑到吏部作“試用主事”，亦或干脆名單貼在承政院門口，耐心候補。有人兩三年就調去江蘇作學政，也有人七八年還在京里守著一紙“候缺”，深夜挑燈抄寫例稿，心里只求早日補上一個從七品主事。
需要再往下看，便是舉人。順治入關初歲，江南府州縣官缺漫天，舉人隨到隨用，“坐船即為知縣”并非戲言。可等到康熙四十年前后，編制漸滿，舉人“空頭銜”突然變得扎眼。想要鍍層官身，只有兩條道：一是憑祖宗蔭補，二是寄望“大挑”。乾隆元年敕令把大挑定制化，每六年一科，召集五湖四海空閑舉人進京復考。殿前揭榜，三十分有二十來人得一等，可立即外放知縣，正七品；二等多分作縣丞、州判，八品上下；三等則回原籍等下回花開。有人感慨：“讀書十年，不抵一次六年碰運氣。”這句話雖酸，卻直指舉人處境。
“可咱們貢生呢？”擠在人群最后的副榜生悄聲問。同年笑答：“先去州學當個教諭，遇上缺口，再說吧。”教諭頂多正八品，若有功也能轉正七品，但與知縣相比，權力與油水天差地別。于成龍當年能由貢生一步到羅城知縣，全憑順治初年缺員多、他又肯下鄉，放到乾隆朝，恐怕也只能在府學堂口搖頭宣讀《孝經》。
值得一提的是，官額緊縮后，進士的光環也暗淡。乾隆四十年左右，翰林院庶吉士的“溢員”情況嚴重，散館后排隊候補者常有七八十人。吏部沒位子，內地各省又無空缺，不得不架起“主事外掛”，讓他們先在部里“學習行走”，遇一缺補一缺。有人算過賬：自殿試到領到實缺，平均需五年；若選學官可省去候補，卻意味著遠離京畿，斷了未來入閣的大道。抉擇之間，冷暖自知。
翻看刑部檔冊就能發現，相同的七品，知縣與編修的權力、前景、乃至銀兩都不在一條線上。前者手握征糧、徭役、科罰，稍不慎便烏紗落地；后者筆墨為業，卻易獲賞識，隨時外放道臺、府道。于是才子們寧可居京燃盡燈油，也不愿即刻下車，“清流”與“濁流”的分界線恰在此處。
官場如棋局，進士、舉人只是不同顏色的棋子。身份為子，當局者卻苦于無位落子；品級為將，能否沖出重圍還看時代留下多寬的縫隙。清代的制度安排無意厚此薄彼，它更像精密算盤——算盤一響，官額、地方需要、財政承受能力全要算清。于是，一甲得翰林，二三甲進庶吉士，舉人賭大挑，貢生守學宮，這盤賬才勉強平衡。
后人習慣以“士子寒窗苦，金榜一朝開”寄望高官厚祿。可若坐回順治初年的貢院，或邁進乾隆朝的保和殿，就會明白：科舉只是給了入口，真正的品級與職位，還得與時代、官額、甚至皇帝脾氣賽跑。贏了，六品修撰、五品知州皆有可能；輸了，八品教諭一待十年也不是新鮮事。正如那名二甲進士在秋風中嘆息：“同是天生骨，命里卻分三尺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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