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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潮天下·導讀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附屬機構第六十四次會議(SB64,64th sessions of the Subsidiary Bodies)于2026年6月8日~18日在德國波恩舉行,該會議由科學技術咨詢附屬機構(SBSTA)和履行附屬機構(SBI)共同構成,是協調全球氣候談判技術細節、評估現有減排承諾進展的核心多邊平臺,也是為同年11月在土耳其安塔利亞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31)做政治和技術鋪墊的關鍵前哨站。一個有意思的新的前沿是,這次會議上,一群科學家和保護工作者發布了首個野生動物與氣候科學共識。請看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的報道。
本文約2900字,閱讀約8分鐘
文 | 朱瀟瀟
出品 | 海潮天下
2026年6月11日,在德國波恩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附屬機構第六十四次會議(SB64)的一場活動上,發布了《野生動物與氣候科學共識》(Scientific Consensus on Wildlife and Climate)。
這份共識是來自全球六大洲的288位生態學、野生動物保護和氣候研究專家聯合撰寫的,闡明了野生動物在減緩氣候變化和增強生態系統穩定性方面的作用,并呼吁各國政府將野生動物及其生態功能納入全球氣候政策與行動框架。在此之前,野生動物在全球主流氣候政策中多被視為單純的受害者,其對氣候系統的反作用力一直未能得到政策重視。
這項科學共識的達成經歷了一套結構化、透明的起草流程,匯集了跨學科的學術觀點,打破了以往各領域研究各自為戰的局限。參與共識制定的猶他州立大學(Utah State University)流域科學系生態學家特里莎·阿特伍德(Trisha Atwood)指出,當前的科學證據表明,野生動物對生態系統功能的調節直接影響到碳的循環與儲存。這并不是要用生物保護來替代現有的工業減排或常規氣候戰略,而是補充過去氣候政策中缺失的生態維度,使政策制定能夠基于更完整的自然生態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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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河貍作為“生態系統工程師”,同樣是氣候政策中不可忽視的“減碳盟友”,它們對氣候調節的作用甚至比許多大型動物更厲害。河貍壩改變了局部水文結構,將湍急的溪流轉化為大面積的濕地和泥炭地;濕地和泥炭地是地球上最高效的陸地儲碳庫,河貍的建造行為實際上是在加速這一儲碳地形的形成。河貍建造的濕地系統還顯著提升了生態系統對抗氣候災害的韌性。上圖是一只歐亞河貍。攝影:Per Harald Olsen(CC BY-SA 3.0)
從生態學機制來看,野生動物通過日常的覓食、捕食、遷徙、筑巢和排泄等自然行為,在維持生態系統運轉中發揮著碳循環調節器的作用。
在開放海域中,魚類等海洋生物,在垂直移動中,將表層碳元素運輸并沉積到深海;在熱帶雨林中,森林象(forest elephants)和大型鳥類的進食、移動,長距離傳播高密度儲碳樹木的種子;在草原生態系統中,北美野牛(bison)等大型食草動物的放牧行為能夠刺激植物根系生長,加速土壤養分循環。這些由野生動物主導的生態過程直接調控了局部食物網,進而轉化為自然界的碳捕集與封存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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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大象的糞便。?Linda Wong 攝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科學界對于這種生態功能的量化評估正在逐步完善。耶魯大學研究團隊此前在《自然·氣候變化》(Nature Climate Change)發表的論文中提供的數據顯示,如果全面恢復全球關鍵野生動物種群及其生態功能,全球每年可增加約64.1億噸的二氧化碳吸收量。這一數據直接關系到全球控溫目標的實現,因為常規的植樹造林等自然解決方案在應對1.5攝氏度限溫目標時,仍存在巨大缺口;野生動物種群的恢復,能有效的填補這一缺口。不將野生動物的功能納入考量,在科學上評估自然氣候解決方案就是不完整的。
盡管野生動物的減碳價值在《生物多樣性公約》(CBD)和《保護野生動物遷徙物種公約》(CMS)等機制中已被提及,但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體系內,這一概念長期處于缺位狀態。科學家團隊強調,由于碳在全球生態系統中的移動、以及儲存方式無法忽視動物因素,未來的氣候規劃、生態系統建模以及減排評估,須將野生動物的功能性角色納入基礎指標體系。此次發布的科學共識,正是為了給接下來的多邊氣候談判和各國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的修訂提供一份科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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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無關)▲上圖:大山雀(Parus major)在花枝間覓食。作為典型的食蟲鳥類,大山雀等鳥類的自然覓食行為構成了森林和灌木生態系統中生物控蟲機制的鏈條之一。?Mantang Cai 攝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海潮君·寫在最后
細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從氣候變化與生物多樣性流派的各自為戰,到如今走向深度協同,全球環境治理經歷了一個明確的范式轉變。
在歷史上,1992年里約峰會同時催生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與《生物多樣性公約》,但,此后漫長的三十年里,這兩個體系的談判進程、政策工具和科學群落幾乎完全平行的。氣候談判聚焦于溫室氣體減排與工業轉型,而生物多樣性保護則側重于物種拯救與自然保護區劃設。反正,有點各走各路的意思。直到近些年來,極端氣候頻發、生態系統加速退化,科學界才意識,到兩者是雙向反饋的——氣候變暖在破壞生物棲息地;而物種的喪失,反過來,又在削弱地球調節氣候的天然碳庫。這一認知,就直接推動了雙軌走向協同的演變歷史。
轉折的科學起點出現在2021年6月。不知大家是否記得當時一個的一個嘗試。當時,聯合國兩大科學權威機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與政府間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科學政策平臺(IPBES)首次打破壁壘,聯合發布了《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研討會報告(請注意,只是研討會報告的形式,而不是正式的2大機構官方正式聯名報告)。這份歷史性的科學報告明確指出,以往任何將氣候與生物多樣性割裂開來的政策都面臨巨大風險,比如說,單一樹種的大面積造林雖說短期內能吸碳,卻會徹底摧毀局部生態系統,最終導致生態固碳失效。這份報告,奠定了“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NbS)在跨領域治理中的科學合法性,應該說,是真正有影響力的,開始扭轉國際政策制定的底層邏輯。
科學的共識,迅速在多邊政治舞臺上引發了連鎖反應。2021年10月在中國昆明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BD COP15)第一階段會議上通過了《昆明宣言》,首次將“全面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使其走上恢復之路”與“應對變暖的長期目標”在頂級政治宣言中緊密綁定。僅僅一個月后,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COP26)上,各國通過的《格拉斯哥氣候公約》歷史性地寫入了保護森林和自然生態系統對限制全球升溫的重要性。至此,CBD+UNFCCC兩大公約的締約方大會開始出現實質性的內容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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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1日至15日在中國昆明舉辦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第一階段會議(CBD COP15-1),核心任務是為最終達成“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凝聚政治共識。會議通過了《昆明宣言》。中國出資成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上圖是COP15-1場外。攝影:Alice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進入2022年后,這種協同從理念探討全面走向了框架落地。2022年12月,《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正式通過,其中的“行動目標8”就明確的要求,以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基于生態系統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減少氣候變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并強化其固碳韌性。
緊接著,在2023年迪拜舉行的COP28氣候大會上,全球首次盤點(Global Stocktake)的結果再次強調,停滯或扭轉毀林趨勢以及保護海洋和陸地生態系統,是實現《巴黎協定》控溫目標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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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2023年11月30日~12月13日在阿聯酋迪拜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上,完成了《巴黎協定》生效后的首次全球盤點,對全球氣候行動的進展進行了全面評估。大會在開幕首日便啟動了損失與損害基金,用于資助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嚴重的脆弱國家,并在閉幕時達成了“迪拜共識”,歷史性地將“轉型擺脫化石燃料”寫入正式協議,明確了全球在2050年前后實現凈零排放的目標與路徑。?Edo 攝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科學家開始向政策制定者證明,恢復野生動物種群及其自然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極其高效的氣候減緩政策。全球環境治理已經跨越了“各談各話”的初始階段,正在形成以自然系統整體韌性為核心、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行動深度互嵌的新型政治體系。到2026年,這一演變已經從宏觀生態系統的保護,深入到了微觀物種生態功能的定量評估。2026年6月在德國波恩SB64會議上由288位學者聯合發布的這個《野生動物與氣候科學共識》,雖不是UNFCCC官方的發布,這種科學界的聯合行動多多少少是有點頗具象征意義的,意味著生多+氣候的“協同增效”的治理,邁入了比較精細化的階段。
本文參考資料
https://unfccc.int/event/wfa-eurogroup-for-animals-ifaw-zimbabwe-wildlife-counts-for-climate-the-scientific-consensus
https://www.usu.edu/today/story/over-260-global-scientists-unite-on-urgent-call-for-wildlife-protection-for-sake-of-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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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源 | usu.edu
文 | 朱瀟瀟(主文)+Linda(尾評)
編輯 | 海潮君
排版 | 盧曉雨
時間 | 2026年6月
聯系小編 | editor@oceanbiodivers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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