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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作家曾指責全球首富缺乏歡樂、文化與審美，引發熱議，而她自己的生活，則是一場理解與闡釋世界的嘗試。她與我們談論她的最新作品。

“許多人，包括我自己，花很多時間思考過去。如果你仍住在與配偶共同生活過的房子里，配偶的氣息無處不在。然而，活在過去并不健康——我想我們都知道這一點。”喬伊斯·卡羅爾·歐茨（Joyce Carol Oates）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家中一間四面是書的房間里與我通話——這間屋子讓人終于明白“書房”這個詞的含義。她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同時也在新澤西州的羅格斯大學教授高級創意寫作課程。

這位作家本月剛滿88歲，但她的樣子與60年代成名時相比變化不大：輕盈如精靈，專注而嚴肅如圖書管理員。她是一位多產作家，名下已有六十多部小說和眾多短篇小說集，自文學生涯伊始便獲得五次普利策獎提名及一項美國國家圖書獎等榮譽。《金發女郎》（Blonde），一部關于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生活的虛構敘事， 迷人且令人難忘；《他們》（Them），屬于“奇境四部曲”（Wonderland Quartet）；以及《僵尸》（Zombie），大致以連環殺手杰弗里·達默（Jeffrey Dahmer）為原型，常被列為她職業生涯的巔峰之作，但她作品的一貫水準令人驚嘆。

當她想要寫懸疑小說時，便以筆名羅莎蒙德·史密斯（Rosamond Smith）和勞倫·凱利（Lauren Kelly）發表。她的非虛構作品——主要是評論和回憶錄，單獨拿出來也足以構成一份完整的職業生涯。

歐茨憑小說拿下美國國家圖書獎

她的所思與所言之間毫無間隔，然而我卻花了大約一周時間才理解這場對話——具體而言，是它究竟有何不尋常之處。她的語句簡潔清晰，有些甚至顯而易見，但幾乎像是一種偽裝，用以嵌入那些極其獨特的思維與存在方式。她不會被引向自己不感興趣的領域，但有時她會沿著自己孤獨的路徑，抵達所有人都在談論的話題，然后拋出一段觀察——如此清晰、不加修飾卻從容不迫——于是周遭的喧囂便自動消退。

這正是去年十一月發生的事情。當時她卷入了一場《福布斯》雜志所稱的與埃隆·馬斯克的“激烈網絡爭端”。一家文學雜志稱她“在他的平臺X上狠狠嘲諷了他”，推文寫道：“非常好奇：這樣一個富有的人，卻從未發布過任何表明他享受甚至意識到幾乎所有正常人都欣賞之事物的內容,自然風景、寵物貓狗、對一部電影或一首音樂或一本書的贊美（但懷疑他是否讀書）；為朋友或親人的成就感到驕傲；對逝者的哀悼；享受體育運動、為喜愛的球隊喝彩；對歷史的引用。事實上，他似乎完全未受教育、毫無文化。推特上最貧窮的人，所能觸及的生命之美與意義，恐怕都比這位‘全球最富有的人’要多。”

馬斯克，一個對他人的意見無動于衷、幾乎以遭人非議為樂的人，卻無法應對如此無可辯駁的指控。（他的暴怒在此無關緊要，不過他確實因此暴怒。）也許他在意的是，竟然有人可能比他更富有，哪怕只是在精神層面。

歐茨的新短篇小說集《狂熱》（The Frenzy）分為三個部分。她說，這部作品“始于彼此隔絕的人物——女孩們成長為年輕女性，在世間尋找自己的路。第二部分是成年人在困境中掙扎。最后以兩位女性真正發現友誼的情感力量作結。兩位寡婦。我有很多寡居的朋友，也有喪偶的男性朋友。這確實意義非凡，情感上極為豐沛，而那種豐沛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共同分享失去的經歷。那大概就是把我們聯結在一起的東西。”

事實上，書中關于喪親的經歷是通過不同的視角和不同的關系來講述的。一個故事中是刻骨的痛苦，另一個故事中是絢爛而幻覺般的悲傷。甚至一個為未曾活過的人生而悲悼的角色，也帶有一種強烈的“被遺棄者”的味道，那正是寡婦（鰥夫）特有的滋味。

歐茨與雷蒙德·J·史密斯（Raymond J Smith）結婚48年，后者擔任兩人于1974年共同創辦的文學期刊《安大略評論》（Ontario Review）的編輯。2008年，史密斯因肺炎突然去世，徹底擊垮了她。2011年出版的回憶錄《寡婦的故事》（A Widow's Story）以細膩的筆觸描述了那場失去，她失去的不僅是丈夫，還有作為妻子、作為作家、作為一切的她自己。

歐茨與第一任丈夫

七個月后，她遇到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查爾斯·格羅斯（Charles Gross）；兩人于2009年結婚。十年后，他去世了。那次失去的具體細節構成了《回歸》（The Return），《狂熱》中的短篇小說之一。

歐茨與第二任丈夫

但先說那些“在世間尋找自己的路”的年輕女孩。引人注目的是，在每一個案例中，一個年輕人——有時甚至不到十歲——的內心聲音都清晰可辨，仿佛童年對歐茨來說就在昨天。“我記得非常清楚，”她說，“我對青春期女孩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或認同感，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對青春期男孩也是如此。”藝術家與青少年的處境是相似的，她說，“他們善于看穿成人不假思索、毫無意識所做出的那些不準確、不誠實和妥協。”

她引用了尼采：“他談到了群體人格。”然后談到梵高：“你能看到他多么孤獨，他的筆觸多么充滿激情。像那樣的人是不可能融入人群的。”聽起來她似乎在說，對藝術家而言，身份認同與疏離感密不可分，這至少意味著絕望作為一種元素的存在。“不，尼采充滿了巨大的熱情，對人類未來非常樂觀，”而梵高的磨難大概是“生化層面的”，她承認道：“我想許多作家、藝術家、詩人是永久地沉浸在愛中的；他們渴望，他們熱愛。但世界并不總是以同樣方式回應。”

雖然歐茨用中性的、甚至甜膩的術語來描述這部集子的骨架——人類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友誼的力量、無需言語的交流——但大多數故事都伴隨著男性控制與暴力的鼓點行進。她會討厭這種主題描述，如此粗糙的概括、如此淺薄，事實上，她搖搖頭否定了這個說法。她對女性的缺陷同樣感興趣，尤其是母性的缺陷。“如果你的母親不保護你，你就暴露在危險中，”她說，“兩位密友都是確實被母親辜負過的女人，根本沒有給予她們所需的保護和愛。我有一位了不起的母親。我自己的母親是那么、那么有愛。”

然而，懸而未決的問題是：母親應該保護你免受什么？這些女主人公年輕生命中的那么多轉折點，都是由掠奪性的行為所決定的。這一點從歐茨1966年那篇令人震驚的短篇小說《你去向哪里，你來自何方？》（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Have You Been?）就已經開始了——該篇以連環殺手查爾斯·施密德（Charles Schmid）為原型，題獻給鮑勃·迪倫，因為她說這個故事受到了他的歌曲《現在一切都結束了，憂郁寶貝》（It's All Over Now, Baby Blue）的影響。

歐茨在普林斯頓的家中

如果說強暴和謀殺是她作品所圍繞的決定性生命事件，那就太過扁平化了——她自最初熱愛文學的對象劉易斯·卡羅爾那里獲得了靈感，從那個真實與想象的世界中汲取養分。她從中吸收了“那種哲學的、極具懷疑精神和游戲意味的意識”，這種意識播撒在1967年的《人間樂園》（A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中——那是“奇境四部曲”的第一部。這些著名小說中的暴力不僅是性層面的；它還是種族層面的、社會層面的、隱性的和字面意義上的。

“我的寫作通常不是明確地描寫暴力，”她在1981年一篇題為《為什么你的寫作如此暴力？》的冷峻而憤怒的文章中寫道，“而是在大多數時候處理暴力現象及其后果。”她認為這個問題本身就是性別歧視的（而且無知且侮辱人），因為它暴露了一種幼稚的觀念——認為幸福是女性被期望的默認狀態；而當讀者試圖將其追溯到她家族中的暴力事件時，這種問題就更是雙重性別歧視了。她的曾祖父曾試圖殺死妻子然后自盡，而她的祖母布蘭奇就在附近；歐茨的外祖父則被謀殺。但這個問題本身已然提供了答案：暴力及其后果無處不在。問一問那些從不觸及暴力的作者為何覺得有必要為我們提供庇護，反而更有趣。

然而，在這部新集子中有某種更具體的東西，濃縮在一種關系中：丈夫總是試圖避免與妻子發生沖突，實際上也避免一切男女之間的爭執——正如歐茨所寫，“因為本質上，是女性看到了男性的真實面目，而男性則希望說服她：她看錯了。”或者，如果我可以說得更直白一點：所有的男人都糟糕透頂——暴力者說服自己他們并不暴力；掠奪者說服社會他們是慷慨的；而那些不暴力的男人則是專制的、冷漠的或缺席的。其中一個場景——除了徒步旅行之外沒有發生任何更具體的事情——描繪得如此精細、如此令人壓抑，以至于給讀者、也確確實實給男性主人公留下了一種深刻的石化感，一種對父權控制的厭惡。

再說得更直白一些，我說，歐茨一定覺得她國家的強人政治令人厭惡。嗯，她回應道，她成長于美國因越南戰爭而嚴重分裂的年代。“這幾乎完全是一回事，”她說。兩代人徹底對立；在特朗普出現之前，尼克松就是那個“不誠實、詭計多端、接近犯罪”的總統化身。特朗普更糟糕，她承認，因為他似乎不怕法律，并且從自己的職位中賺了多得多的錢。

她對現代狀況怎么看？談到人工智能，她說：“整整一代年輕人——他們找不到工作，發出多達1000封求職信，收到人工智能的拒絕信，有時甚至由人工智能進行面試。這正在扼殺這些年輕人。”談到生活在一個“被極端財富主導”的國家，她說：“‘富有’這個詞都不足以傳達這些人擁有多少錢。”她對他們投入數百萬美元到政治中以推進自身利益感到擔憂。但她將這些全部與自己的創作分開——在創作中，她說，她和大多數作家一樣——“對人感興趣，對人與人之間的戲劇性情境感興趣。”

1956年她進入雪城大學時，“那是在美國婦女運動之前。還沒有任何成形的女權主義組織。所以，當我希望成為作家時，我身處一個主流全是男性的競技場。文學全是男性的。我在雪城大學學哲學，一位教授告訴我，主修這個專業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它實際上全是男人。”

然而，當婦女運動真的興起時，她并不在其中心：“我和活動人士關系友好，但那完全是另一種生活，像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那樣，你要走出去、組織、找資金。我一直是個作家，一個非常內向的人。我對那種宣傳式寫作并不真正感興趣。我很樂意展現女性的不完美。我并不是要批評男性；我完全有能力以男性為主人公。”

一如既往，歐茨的立場既極其簡單又極其復雜：作家置身于潮流之外，從一個相當遠的距離觀察公民生活及其動蕩，這種觀念已融入她的自我認知之中。然而，她拒絕一概而論，每一次后果、每一個受害者都是不同的，因為每一個受害者依然是一個完整的人，這幾乎將政治帶回了其核心目的。因為如果這一切的意義不在于每一種視角的獨特性與珍貴性，那它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它只是一群暴徒在告訴你該做什么。

后來，歐茨仍然不愿一概而論，她說很多作家和藝術家是政治性的，舉出了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鮑勃·迪倫。“但我不是那樣的，”她說，“我不是一個真正驕傲的人。”我沒有聽清“驕傲”這個詞，不得不請她重復；她重復了兩次，聲音依然很輕，像一個神話中的回聲，提醒你驕傲并不是什么好的概念。

《自行車事故》（The Bicycle Accident），《狂熱》中的第三個故事，曾發表在《紐約客》上，引起了巨大反響。它回憶了歐茨12歲時的一次事故。“我沒有摔得像（那個角色）那么重，”她說，仿佛她和自己創造的人物有類似的遭遇純粹是巧合。“但我確實記得那種身體創傷，以及我一瘸一拐走回家的情形。我在流血，衣服撕破了，皮膚也破了。當我寫這個故事時，一切都回來了——那種無助的切身感受。我想：怎樣才能把它變成一個故事？如果那個女孩是在逃跑時發生事故的，那就是一個故事了。逃離某種來自成年人的失望。”

一群令人失望的成年人，這可以成為我們的集合名詞。盡量遠離它，以便更好地描繪它，也成為了她畢生的志業。

作者：Zoe Williams

編譯：蠻蠻

審核：Jen

來源：衛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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