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薛凱桓】

一個寄往波蘭華沙的包裹，裝的不僅是波蘭的最高榮譽“白鷹勛章”，更是波蘭與烏克蘭兩國跨越百年的民族血債與當下難以調和的外交死結。

2026年6月20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上展示了這個包裹，以此作為對波蘭總統卡羅爾·納夫羅茨基剝奪其“白鷹勛章”行為的強硬回擊。他在社交媒體中寫道：“今天，我已將該勛章退回給波蘭總統。我相信未來會證明烏克蘭人理應獲得的尊重。”

6月20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照片，顯示自己正準備退還波蘭授予的“白鷹勛章”。 圖自澤連斯基社交媒體

隨后，所有在世的烏克蘭“白鷹勛章”獲得者集體退回了該勛章。烏外長瑟比加更直言：“基輔不會再對華沙的不友好行為視而不見……任何其他國家的總統都無權對我們指手畫腳地講述我們的歷史。”

毫無疑問，“勛章退回”事件進一步加深了波烏兩國之間本已十分嚴重的外交危機。事件發生后，波烏之間舊有的“反俄—代理人”的關系模式瀕臨破產，而新的關系要如何建立還沒有定數。

波蘭和烏克蘭未來要如何相處，東歐由民族問題帶來的歷史舊賬要如何算，這并不是一個幾年內就能解決的問題，更不是靠“歐洲團結”就能掩蓋過去的糊涂賬，它仍將是一個長期困擾歐洲諸國的“疑難雜癥”。

波烏之間的歷史恩怨

引發這場外交風波的導火索，是澤連斯基將一支烏軍部隊稱為“烏克蘭起義軍英雄”。而在波蘭方面的定性里，澤連斯基給該支部隊所賦予的“烏克蘭起義軍”（UPA）稱號是一個納粹組織，該組織在1943年沃倫大屠殺中曾對波蘭人進行過種族滅絕。

波蘭和烏克蘭之間的歷史矛盾由來已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波蘭復國，根據《里加和約》，包括沃倫、東加利西亞在內的西烏克蘭地區被劃入波蘭第二共和國，波蘭當局隨即在當地推行波蘭化政策，出臺了限制烏克蘭語教育、沒收烏克蘭族土地、打壓烏克蘭本土政黨與文化團體等政策進行強化同化，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則以極端暴力手段展開對抗，1929年成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多次策劃針對波蘭官員的刺殺行動，雙方的民族仇恨在此期間持續累積，為二戰中的大規模暴力沖突埋下了伏筆。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西烏克蘭被并入蘇聯，OUN成員大量流亡德占波蘭，內部逐漸分裂為以安德烈·梅利尼克為首的溫和派與以斯捷潘·班德拉為首的激進派，其中班德拉派繼續秉持極端民族主義與法西斯化的意識形態，將建立單一的烏克蘭民族國家作為終極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甚至不惜與納粹德國合作。1941年，納粹德國發動巴巴羅薩計劃入侵蘇聯后，班德拉派立刻跟隨德軍進入西烏克蘭，在利沃夫等地宣布“烏克蘭獨立”，同時組織武裝力量主動配合參與納粹對波蘭人的圍捕與屠殺。

1942年，班德拉派在OUN基礎上組建“烏克蘭起義軍”（UPA），該組織繼續堅持建立“單一烏克蘭民族國家”的目標。隨著1943年納粹在東線戰場節節敗退，UPA認為清除境內波蘭人口的時機已經成熟，時任UPA沃倫軍區司令德米特羅·克里亞奇基夫斯基正式下達指令，要求“徹底清除”沃倫地區的所有波蘭居民，這便是震驚后世的沃倫大屠殺。

沃倫大屠殺從1943年春季持續至1944年末，在1943年7月11日達到頂峰，當天UPA武裝同時突襲了沃倫地區上百個波蘭人聚居的村莊，許多村莊被整村焚毀，村民無一人生還，甚至有UPA武裝闖入天主教堂，將正在做禮拜的波蘭信眾集體燒死在教堂內，連前來談判的波蘭紅十字會代表也被虐殺示眾。除沃倫地區外，東加利西亞、波利西亞乃至盧布林邊境地區的波蘭平民也相繼遭遇UPA的清洗行動，根據波蘭史學界與官方的統計數據，整個波烏邊境地區約有8萬至10萬波蘭平民在這場民族清洗中遇難。這些歷史事實始終是波蘭無法釋懷的民族傷痛，波蘭官方也始終將沃倫大屠殺視為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創傷之一。

2025年7月，在波蘭盧布林，眾多參與者靜默地穿過市中心，前往沃倫受害者紀念碑。 波蘭通訊社

而烏克蘭自獨立以來，尤其是近年其國內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升溫的背景下，烏克蘭當局將OUN和UPA塑造為所謂“爭取烏克蘭民族獨立的先驅力量”，不僅為其樹立紀念碑、將相關人物列為國家英雄，還多次以其名義命名街道、軍事單位，對歷史暴行進行美化與洗白，這在波蘭看來是對其民族情感的嚴重冒犯。此次澤連斯基將烏克蘭武裝部隊直接稱為“烏克蘭起義軍英雄”便是觸碰了波蘭的歷史紅線，成為引爆兩國此次外交沖突的直接導火索。

從更公允的歷史視角來看，波烏之間的民族仇恨不應由任意一方單方面承擔歷史責任。一戰后波蘭收復西烏克蘭領土后強硬推行“波蘭化”政策，強制推行波蘭語教學與波蘭文化認同，甚至同樣默許波蘭極端民族主義組織對烏克蘭人實施暴力騷擾。壓迫性舉措不斷推高當地烏克蘭族的不滿與仇恨情緒。在二戰期間的民族沖突中，暴力也并非烏克蘭一方的專屬行為，面對UPA的種族清洗，波蘭境內的地下武裝、本土自衛隊也對烏克蘭族聚居村落展開了多輪報復性襲擊，同樣造成了數萬烏克蘭平民的傷亡，雙方在仇殺與報復中不斷突破底線，最終釀成了無數悲劇。

累世的民族仇恨不是波烏兩國獨有的事物，而是整個東歐乃至巴爾干地區民族矛盾的縮影。近代以來中東歐地區政權更迭頻繁、領土反復易手，多個民族長期交錯混居，不同族群的歷史敘事、領土訴求重疊沖突，而發源于歐洲的現代民族主義在歐洲本土的演化中，逐漸走向了“一族一地、分裂建國”的排他路徑，將單一民族對專屬領土的絕對掌控視為最高目標，排斥異族、非此即彼的排他屬性越發強烈。

民族主義邏輯的不斷發酵讓東歐各民族極易陷入翻檢歷史舊賬、放大歷史仇恨的循環，從而滑向暴力驅逐、種族清洗乃至相互仇殺的極端境地。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東歐、巴爾干地區綿延百年的民族糾紛與沖突悲劇，本質上都與歐洲式民族主義這種排他性、極端化的內在特質脫不開干系，也讓這片土地始終難以徹底掙脫歷史恩怨與民族對立的沉重枷鎖。

展現強硬，相互碰撞

本次波烏圍繞歷史問題爆發的外交風波，正是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在當代國際政治下的延續與激蕩。

二戰后，歐洲各國因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創傷普遍轉向反思民族主義的破壞性，將超國家的歐洲一體化作為消解民族矛盾、避免戰爭重演的路徑，從歐共體開始，數十年間歐洲不斷推進主權讓渡與文化包容，甚至在多元主義的推進中出現了對民族認同刻意弱化的矯枉過正傾向。而巧合的是，波蘭與烏克蘭恰恰是這場全歐去民族主義浪潮中兩個尤為特殊的例外。

對波蘭而言，二戰中的傷痛、冷戰時期被蘇聯主導的歷史記憶，加上蘇東劇變后的社會變革，共同催生了其國內濃厚的右翼保守主義政治氛圍。波蘭保守派力量長期占據政壇主流，他們對沃倫大屠殺等民族歷史傷痛始終保持零容忍的強硬立場，甚至常常將歷史議題作為動員選民、凝聚國內共識的工具，即便在對烏援助的大背景下，也絕不肯在民族歷史底線問題上做出絲毫讓步。

而烏克蘭自獨立以來也一直面臨著國家身份認同建構薄弱的困境，由于缺乏長期統一的獨立國家歷史積淀，其民族主義建構始終未能建立在共同的文化傳承、發展利益與共同價值之上，反而高度依賴“樹立外部對立面”，通過塑造共同的“敵人”來凝聚國內認同，民族主義建構路徑天然有極端化與排他性的缺陷，讓國家難以擺脫極端民族主義的裹挾。烏克蘭一邊將加入歐盟、融入歐洲一體化作為國家目標，一邊又為了鞏固國內民族認同不斷強化對二戰極端民族主義組織的正面塑造，始終無法在歷史問題上展現出符合歐洲一體化精神的包容與和解姿態。

所以當波蘭保守濃厚的保守主義氛圍，與烏克蘭依賴對立建構的極端民族主義發生碰撞時，即便兩國處于“戰時反俄盟友”的特殊關系中，歷史恩怨的導火索也依然能迅速令外交沖突爆發，最終演變成外交風波，也再次印證了歐洲民族主義的歷史慣性從未真正消散。

這次事件的發展進程能充分說明這一點。波蘭總統納夫羅茨基剝奪澤連斯基勛章的決定是在波蘭時間周五晚間公布的。這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時間點，眾所周知，周五晚間是一周的工作結束、人們剛剛放松下來，有空也有興趣關注“大新聞”的時間點，納夫羅茨基選擇在這個時間點公布決策，未嘗沒有挑起民眾對立情緒、進一步炒作事件的意思。

6月19日，波蘭總統納夫羅茨基發表講話，撤銷了澤連斯基的“白鷹勛章”。 視頻截圖

納夫羅茨基此舉當然是有充分的民意基礎的。根據United Surveys（一家美國的選舉民意調查和其他調查服務的機構）為Wirtualna Polska（波蘭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強的數字媒體與互聯網門戶集團之一）進行的民調數據，納夫羅茨基獲得了51.2%波蘭人的支持，僅有35.5%的人反對。關鍵在于，在極右翼選民中，這一舉措獲得了高達87%的絕對支持。這些選民來自“聯邦”黨與“波蘭王室聯盟”黨，而納夫羅茨基常常需要迎合他們的立場。

“總統終于從澤連斯基那里收回了白鷹勛章！干得漂亮，總統先生！只可惜這一步來得太晚了。”“聯邦”黨領導人之一斯拉沃米爾·門岑如此評論道。

從這里就能看出整個事件的核心特質：波烏雙方的決策都嚴重被雙方的民意和民族主義右翼情緒所裹挾，這導致納夫羅茨基和澤連斯基都不得不做出迎合。據波蘭媒體報道，納夫羅茨基曾被團隊建議不要急于撤銷勛章，原因是撤銷“白鷹勛章”在歷史上只有一個先例，那就是曾三次擔任波蘭總理的文岑蒂·維托斯，1939年，即被剝奪該勛章七年后，維托斯還重新獲得了該勛章。在此背景下，剝奪一位“反俄國家”總統的勛章，實在是風險過高。

因此，納夫羅茨基在6月8日將剝奪“白鷹勛章”的決議送交勛章的管理機構“白鷹勛章分會”后便再無更多動作。這是為了等烏克蘭方面的表態出現軟化后，納夫羅茨基再借機降低調門。然而，納夫羅茨基最終未能等來烏克蘭低頭。相反，長達兩周的“考慮時間”在波蘭右翼陣營中引發了負面觀感，波蘭媒體出現的反烏克蘭言論越來越多，公眾“懲罰忘恩負義的烏克蘭人”的呼聲很高。民眾對“烏克蘭人忘恩負義”的刻板印象以及長期存在的排他情緒的疊加，甚至導致了波蘭右翼圈子中出現并流行起一些相當奇怪的理論（比如這是德國挑起并由烏克蘭執行的反波陰謀），波蘭國內甚至出現了要求解散圖斯克政府的強烈呼聲，要求納夫羅茨基拿出“更果斷的行動”。最終，納夫羅茨基在壓力下作出了剝奪勛章最終決定。

烏克蘭同樣沒有轉圜的余地，因為烏克蘭當局的決策層早已被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推至騎虎難下的境地。

俄烏沖突爆發以來，烏克蘭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持續發酵，帶有極端意識形態的組織與政治力量在烏當局內部的影響力不斷擴張，甚至對決策層形成了隱性的“逼宮”態勢，任何在歷史問題上尋求和解的表態，都會立刻被扣上“背叛民族歷史”“出賣國家尊嚴”的帽子。事實上，自俄烏沖突全面爆發以來，烏克蘭在對外立場上從未出現過任何鴿派表述，對外姿態沿著強硬的路徑一路升級。澤連斯基當局因此沒有任何軟化妥協的空間，只能選擇以主動退回勛章、聯合所有曾獲此榮譽的烏克蘭前總統集體放棄該勛章的極具對抗性的方式強硬回擊，以此回應國內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期待。

當然，除了歷史舊怨外，從當代歐洲內部關系的角度來看，波蘭和烏克蘭除了在反俄方面有共識，在現實領域就是直接的競爭對手，兩國的利益訴求差異明顯。

在過去20年中，波蘭投入了巨大的努力，以求鞏固其作為歐盟東歐國家中的“地區領袖”的地位。近年來，波蘭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工業的增長使波蘭野心勃勃，甚至萌生了挑戰德國作為歐盟“經濟火車頭”地位的想法。

在擁有如此宏大目標的背景下，波蘭是如此看待烏克蘭的：烏克蘭是波蘭的“孩子”，為了答謝波蘭對烏克蘭的幫助，烏克蘭理應為增強波蘭在歐洲內部格局中的重要性奉獻自己的力量，一如先前的波蘭之于德國的“陪襯”角色。

然而，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由于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蔓延，烏克蘭對自身在歐洲的角色定位與波蘭預想的迥然不同。烏克蘭當局直接與英法德溝通，繞過波蘭越頂與西方大國建立關系。這在俄烏沖突期間表現得尤為明顯。烏克蘭當局也有自己的野心，即讓烏克蘭作為東歐新的“地區領袖”在歐盟中占據一席之地，并與德國和法國緊密協作，而在此過程中，波蘭將被排擠到邊緣。波蘭總理圖斯克最近的表態就非常能說明問題，他指責烏克蘭、德國、法國和英國沒有邀請波蘭參與制定結束沖突及與俄談判的戰略。

2026年4月14日，德國總理默茨在柏林接待澤連斯基。 路透社

所有的這一切為矛盾的激化奠定了基礎。2023至2024年間圍繞烏克蘭農產品供應發生的沖突，就是波烏關系出現問題的第一個信號。而眼下這場外交風波同樣也帶有地緣利益爭端的性質。波蘭力圖鞏固自己“東歐領袖”的地位，并要求烏克蘭當局接受這一點。烏克蘭當局則對波蘭采取了強硬的對抗態度。

在勛章事件的發酵過程中，波烏雙方都被歷史積怨與當代的右翼民族主義情緒所左右，疊加現實利益爭端，矛盾逐漸變得難以調和。“展現強硬”成了兩國外交層面的另類軍備競賽，雙方完全拋棄了外交本該具備的客觀、理性、公允與包容精神，被右翼意識形態綁架的外交決策不斷激化矛盾、放大仇恨，永遠無法真正彌合歷史分歧、達成真正的和解與互信。

這會導致什么后果？

目前看來，局勢還沒有惡化到波蘭淪為烏克蘭眼中“歐爾班時期的匈牙利”那樣的地步。至少，只要圖斯克領導的波蘭自由派政府掌權，這就不太現實。除非某些對烏援助項目被縮減。

當然，波烏關系已經出現嚴重問題是不爭的事實。波蘭方面已傳出相應的信號。例如，不久前有消息稱，波蘭試圖阻攔歐盟從美國購買武器并支援烏克蘭，直到波蘭向烏軍提供的軍事援助被清償為止。此外，可以肯定的是，烏克蘭加入歐盟的進程必將出現新的阻力，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波蘭可以最大限度地從中作梗，在經濟及其他方面提出極為苛刻的讓步要求，以防止烏克蘭轉變為競爭對手。屆時，烏克蘭極端民族主義組織等歷史問題也必定會被反復提及。納夫羅茨基對此已表明立場：“帶著班德拉和‘烏克蘭反抗軍’，烏克蘭就進不了歐盟。”

而由于騎虎難下，烏克蘭當局也很可能繼續以強硬方式作出回應，甚至發起一場反波蘭風潮。當然，在俄烏沖突仍在進行的當下，烏克蘭當局的主要精力仍將集中在俄烏沖突上。但沖突一旦結束，烏克蘭與波蘭的對抗可能就會成為歐洲政治的主要事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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