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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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湖南省博物館館藏的戰(zhàn)國“奉之新造”銅戈為研究對象，結合形制分析、銘文釋讀及歷史地理探究等方法，系統(tǒng)梳理該銅戈的族屬、時代、銘文內涵及“奉”地地望。該銅戈屬楚系兵器，年代為戰(zhàn)國早中期；銘文中“新造”為職官名，“奉”為地名，且地望與楚國疆域相關。

關鍵詞：戰(zhàn)國銅戈；楚系兵器；銘文釋讀；奉地；地望

湖南省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戰(zhàn)國銅戈內部鑄有“奉之新造”四字銘文。本文結合考古發(fā)掘資料與文獻記載，從該銅戈的形制特征、銘文風格入手，重點考證“奉”地地望，以期為楚系兵器銘文研究、楚國職官制度梳理等提供新的學術參考。

一、基本形制及銘文分析

該銅戈（圖1）通長21.8厘米，胡寬10.8厘米。胡設三穿，內部近闌處設一穿，器物內部正面鑄有陰文篆書“奉之新造”四字。

對于該戈銘文的釋讀，首字左邊從手從豐，隸定為“奉”，右側加“邑”旁，構形為“”。“《殷周金文集成》11042，之新都戈，周世榮先生釋‘邦’顯誤。應是地名，未詳國屬及地望，待考。”從文字構形來看，“邦”字通常從“豐”從“邑”，而非從“手”從“豐”再附加“邑”旁，“奉”字右側附加“邑”旁符合楚地地名“以邑為形旁”的用字慣例，類似的例子還有“郢”“鄢”等楚國重要城邑的文字寫法，因此可以明確“奉”為地名，而非動詞“供奉”之意。結合楚系文字中地名的用字習慣，此類帶有“邑”旁且構形與地域相關的文字，多為地名。

“郜”讀作“造”，兵器銘文上多見。結合戰(zhàn)國時圖1銅戈期兵器銘文的通假慣例，銘文中的“郜”字應讀作“造”。這種用法在同時期的兵器銘文中較為常見，如“齊荲堍郜”（G0091）、“析君墨管之郜”（G0667）等，其中“郜”均作為“造”的通假字使用，含義與兵器制造相關。“新造”二字連讀，結合文獻記載與其他楚系兵器銘文實例，判定為職官名。曾侯乙墓竹簡中明確出現了“新造尹”“新造人”等稱謂，綜合這些材料可知，“新造”是楚國存在的一類職官，此戈銘之“新造”應為供職于“奉”地的新造官，即此戈的器主或負責鑄造該戈的官員。

從語法結構分析，楚系兵器銘文常見“地名+之+職官”的格式，如“鄂君之戈”“鄧公之戈”等，表明了兵器的制造地與制造官員的所屬關系。此外，曾侯乙墓竹簡（簡150）中記載的“新造尹”，與《戰(zhàn)國策·楚策一》“威王問于莫敖子華”章中“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的記載相互印證，進一步確認了“新造”為楚國軍事體系中的職官，主要負責與兵器制造或軍事行動相關的事務。

該銘文的字體具備鮮明的戰(zhàn)國楚文字特點。

其一，筆畫多呈弧形，如“奉”字末筆、“造”字走之底均為流暢的曲線。這種曲線筆畫在楚文字中較為普遍，有別于中原文字以直線為主、筆畫方折剛硬的特征。

其二，結構疏朗。“奉之新造”四字在內部的布局均勻，字與字的間距約為0.3厘米，契合楚戈銘文“字疏而大”的布局習慣。這種布局方式使得銘文在有限的空間內既清晰易讀，又顯得大氣規(guī)整。楚戈銘文的這種布局特點，可能與楚國兵器制造中對銘文裝飾性的重視有關，銘文不僅是標識信息的載體，也是兵器整體裝飾的一部分。

其三，異體字特征明顯。“造”字從“辵”從“告”，這種構形與曾侯乙墓竹簡中“造”字的結構相同，印證了其楚文化屬性。此外，“新”字的寫法也具有典型的楚文字特征，上部從“辛”，下部從“木”，與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竹簡及青銅器銘文中“新”字的結構高度一致，筆勢圓潤流暢，區(qū)別于中原文字“新”字上部“辛”的方折寫法，體現出楚系文字舒展繁復的風格特征。“造”字在銘文中作“俈”或“郜”，為“造”字的通假寫法，這種用字習慣與包山楚簡中“新造”官名的記載完全對應，進一步證實了該戈銘文的楚系屬性，以及“新造”作為楚國職官用字的規(guī)范性。

二、“新造”職能與屬性

“新造”屬于楚國兵器制造體系中的專職造器之官，隸屬于“工尹”系統(tǒng)。據《周禮·考工記》“凡兵車之件，國工所造”的記載，以及包山楚簡中“冶師”“造尹”等職官的相關記錄可知，在楚國的官營手工業(yè)體系中，兵器制造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且形成了分工明確的管理體系。“工尹”，又稱“大工尹”，是楚國手工業(yè)的最高管理者，統(tǒng)籌包括兵器在內的各類手工業(yè)生產，《左傳》《國語》等文獻多次記載工尹主管“百工”，負責手工業(yè)生產的規(guī)劃、原料調配與工匠管理。“新造”則是工尹體系下的分支機構或職官名稱，直屬中央管理，主要負責新式兵器的研發(fā)與鑄造，或承擔精銳兵器的生產任務，與負責常規(guī)兵器批量生產的“冶師”的職能有所不同：“冶師”“冶尹”是具體負責青銅冶煉與鑄造的技術官員，掌控原料提純、合金配比等關鍵環(huán)節(jié)，保障兵器的質量；而“新造”則更側重于兵器制造的管理與監(jiān)督，以及新型兵器的研發(fā)，在兵器制造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

“新造”職官在楚國的軍事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僅負責兵器制造，還可能參與與軍事行動相關的事務。曾侯乙墓竹簡中記載的“新造尹”，與“宮廄尹”“右司馬”等軍事職官并列出現，表明“新造尹”可能具有一定的軍事指揮權或參與軍事決策的資格。《戰(zhàn)國策·楚策一》中“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的記載，也說明“新造”職官可能直接參與外交或軍事使命，進一步體現了其軍事屬性。

該戈銘文“奉之新造”意為“奉地的新造官員監(jiān)制”，明確標識了兵器的制造主體與產地，反映出楚國兵器管理制度的規(guī)范化。這表明楚國在“奉”地設立了“新造”職官，直接監(jiān)管地方的兵器制造，形成了“中央統(tǒng)籌—地方執(zhí)行”的嚴密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的優(yōu)勢在于既能夠保證兵器制造的標準化與質量統(tǒng)一，又能夠根據地方的軍事需求靈活調整兵器的生產種類與數量，滿足地方防御的實際需要。楚國之所以能夠在戰(zhàn)國時期保持強大的軍事實力，不斷擴張疆域，這種完善的兵器管理體系是重要的基礎之一。

三、文化屬性與年代

“奉之新造”戈的形制，與湖南地區(qū)出土的典型楚戈特征相符。1959年發(fā)掘的長沙五里牌祗園庵14號墓為戰(zhàn)國中期墓，出土銅戈（M14:7、M14:8）內部設雙線勾邊裝飾，且內長普遍超過援長的二分之一，與本戈“內長大于援長二分之一”的特征相符。

結合楚式戈的分型分式體系研究，戰(zhàn)國楚式戈分為三期。戰(zhàn)國中期銅戈的核心特征為“長胡、多穿、內長比例高”，對應楚系戈主流形制；B型II式戈判定標準為“胡部三穿、內長大于援長1/2、援體弧形上揚”，對應年代為戰(zhàn)國中期。楚系銅戈形制演變具有明確的階段性：春秋時期以“援長內短”為典型，如長沙月亮山44號墓戈內長4.2厘米，援長10.5厘米，與本戈“內長大于援長二分之一”的特點具有顯著差異；戰(zhàn)國早期逐漸向“援略上昂、內長增加”過渡，但三穿形制尚未普及，如隨州曾侯乙墓戈；戰(zhàn)國中期形成“長胡多穿、內長大于援長二分之一、援體弧形上揚”的穩(wěn)定形態(tài)，與本戈的特征匹配。

“新造”作為楚國兵器鑄造類官職，最早見于戰(zhàn)國中期包山楚簡（簡267、簡273），該墓下葬年代參考簡文紀年與器物組合判定為公元前316年；其銘文字體舒展流暢，符合戰(zhàn)國早中期楚系文字“體勢修長、筆畫繁復”的風格，與戰(zhàn)國晚期文字簡化的趨勢不同。綜上，“奉之新造”戈的時代應定為戰(zhàn)國早中期，即楚宣王至楚懷王時期（前369—前299）。

四、“奉”地地望考證

楚國在戰(zhàn)國時期推行“滅國置縣”的政策，常將吞并的小國設為縣邑并沿用舊名，如滅沈國后置沈縣、滅蔡國后置蔡縣、滅許國后置許縣等，推測“奉”地也可能原為獨立的小國或部落聯盟的聚居地，后被楚國吞并并設為縣邑，成為楚國的重要城邑。通過對文獻記載、考古發(fā)現及楚國軍事布局的綜合分析，“奉”地地望可能為湖北荊州江津戍的“奉城”。

酈道元《水經注·江水》記載：“（長江）又東過枝江縣南，沮水從北來注之。······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長所治。”這段文獻記載了在長江流經枝江縣（今枝江市）南的沙洲上有一座“奉城”，且這座“奉城”是“江津長”的治所。“江津長”是楚國設置的地方行政與軍事長官，負責管理江津戍地區(qū)的行政事務與軍事防御。“奉城”位于今湖北荊州市南的長江沙洲上，是楚都郢的長江防御門戶。

從地理位置來看，江津戍地處長江中游，北接楚都郢，南鄰洞庭湖平原，東連江漢平原，西通巴蜀地區(qū)，是楚國連接西部與南部疆域的交通要沖，也是抵御巴蜀、秦國入侵的戰(zhàn)略要地。楚國在江津戍設置了“奉城”作為“江津長”的治所，既便于對該地區(qū)進行行政管轄，又能及時應對西部邊境的軍事威脅。“奉之新造”銅戈作為楚國地方制造的兵器，其制造地“奉”地應位于楚國的軍事要地或行政中心附近，以便于兵器的生產、儲備與調撥，江津戍“奉城”的地理位置和功能定位與“奉”地作為兵器制造地的屬性契合。

《漢書·地理志》中也有關于楚國舊地地名的記載，雖未直接提及“奉”地，但在“南郡”條下記載了“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江陵即今天的湖北荊州，與江津戍“奉城”地理位置相近；“枝江”條下記載了“枝江，故羅國，楚文王滅之，徙都郢”，枝江位于今湖北宜昌市東南部，與江津戍隔江相望。這些記載表明，今湖北荊州、宜昌一帶在戰(zhàn)國時期是楚國的核心統(tǒng)治區(qū)域，設置“奉城”作為地方行政與軍事據點，符合楚國對這一地區(qū)的治理需求。江津戍作為楚都郢的長江防御屏障，承擔著抵御西部外敵入侵的重要任務，需要充足的兵器儲備來應對可能產生的軍事威脅。在“奉城”設立“新造”職官，就地制造兵器，能夠減少兵器從中央到地方的運輸成本與時間，確保兵器能夠及時供應給當地駐軍，提高軍事防御的效率。這種“就近生產、就近供應”的軍事布局策略，是楚國保障邊境安全的重要手段，“奉之新造”銅戈的出土正是這一布局策略的實物體現。

綜上，“奉”地地望極有可能為湖北荊州江津戍的“奉城”，但此結論仍需未來相關區(qū)域的考古發(fā)掘，如“奉城”遺址的確認、楚系兵器的出土等進一步驗證。

五、結語

“奉之新造”銅戈是戰(zhàn)國早中期楚系兵器，其銘文內容揭示了楚國“新造”職官的職能與“奉”地的地理屬性。未來，希望結合更多楚簡牘材料與考古發(fā)掘成果，進一步探究“奉”地的歷史沿革及楚國地方行政制度的細節(jié)，推動楚文化研究深入發(fā)展。

作者：袁 鑫

來源：《黑龍江史學》2026年第2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江 桐

校對：鄭雨晴

審訂：汪鴻琴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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