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生物制造產業中試平臺

生物制造風口來了？璧山做對了什么？平臺價值何在？

文 | 羅提

前兩天發生了一件小事，但它可能改變中國西部產業的格局。

既沒有重磅企業簽約，也沒有百億項目落地，核心信息一句話：

重慶生物制造產業中試平臺正式投用。

該平臺由重慶璧山區聯手華東理工大學共同建設，落地于重慶生命科技城，獲 國家發改委“兩重”領域專項資金支持， 總投資約6.25億元，總建筑面積達3.9萬平方米，具備從克級到噸級的規模化放大驗證能力。

如果不是刻意關注生物醫藥或合成生物領域，大多數人甚至很難理解這句話在說什么。

“中試平臺”這個詞，本身就帶著一種天然的距離感，既不屬于資本市場的熱詞，也不屬于產業招商的主角，更不屬于公眾討論的議題。

它與城市競爭、區域經濟之間，似乎隔著一整層專業壁壘。

但有意思的是，在今天中國正在發生的一些產業變化中，真正改變格局的，往往不是那些喧囂的“高光時刻”。

而是某種長期被忽視的基礎能力，開始悄然就位。

就像一枚輕輕落在棋盤中央的黑子。落子很輕，卻可能改變整盤局勢。

因為在中國戰略級產業的演進過程中，真正決定一條賽道何時從“概念”變成“產業”的，從來不是故事講得多響，而是誰先把“看不見的路”修出來。

重慶這座中試平臺，修的正是生物制造最難、也最關鍵的那一段路。

而要理解它的價值，就得先回答一個問題：風，到底從哪里來？

風口不是憑空吹起來的。

過去十年，中國幾乎所有戰略級產業的起勢，都遵循著同一條路徑：政策定調→基礎設施先行→產業爆發。

把時間撥回2023年歲末。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通稿里，出現了意味深長的一行表述：積極打造生物制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若干戰略性新興產業。這是三者首次并列出現在國家最高層級的經濟工作文件中。

如果你熟悉中國產業政策的發令槍節奏，就會知道這絕非隨意排列，而是一份被精心設計的“賽道輪流啟動”時間表。

低空經濟在2024年迅速升溫，空域管理改革破冰、試點城市獲批、eVTOL密集取證，年底發改委專門設立低空經濟發展司；商業航天緊隨其后，2024年11月海南商業發射場首發成功，2025年高密度發射逐步常態化，今年6月12日，SpaceX以“史上最大IPO”登陸資本市場，將這股浪潮推向巔峰。

如今，輪盤轉到了生物制造。

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是以“普通新賽道”的身份出現的。“十五五”規劃建議中，生物制造一邊被放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一邊又被放進“未來產業”——這是一種并不多見的雙重定位。前者意味著它是今天必須攻下的底層能力，后者意味著它又是未來必須提前下注的方向。

6月1日，《求是》刊發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發展未來產業》，明確生物制造是“十五五”時期未來產業發展的主攻方向之一，要聚焦發力、精準施策。

但真正讓這個行業從“政策熱詞”走向“產業現實”的，不是定調本身，而是基礎設施開始到位。

低空經濟真正起飛，靠的是空域和起降網絡；商業航天真正放量，靠的是發射場和測控體系。

生物制造也一樣，它需要的不是一句“前景廣闊”，而是一整套能把實驗室成果推向工廠的工程化基礎設施。

2025年，工信部、國家發改委聯合開展生物制造中試能力建設平臺培育工作，明確到2027年“力爭培育中試能力建設平臺20個以上，服務企業數量超過200家，孵化產品400個以上”，首批公示的43家單位已入選。

一張覆蓋“篩選—驗證—放大”的產業網絡正在成形：天津有華熙生物中試轉化平臺，其醫藥級車間于2024年6月竣工投產；深圳有合成生物大科學裝置，已在2024年底對外開放；而重慶璧山的中試平臺則在2025年破土，并于今日正式投用。

據麥肯錫預測，未來10至20年，全球60%的產品可采用生物制造方法生產，將創造約4萬億美元的經濟價值。工信部數據也顯示，2025年我國生物制造產業規模已突破萬億元大關。

前兩槍已經響過。第三槍，已經上膛。

生物制造的基礎設施，為什么集中體現為中試平臺？

過去十年，中國從來不缺生命科學成果，高校實驗室里堆滿專利，科研院所里擺滿論文。

真正稀缺的，是把這些成果送進工廠的橋梁，行業把這段距離稱為：

死亡之谷。

很多項目能夠在實驗室生產出1克樣品，卻始終無法穩定生產1000噸產品。

很多菌株能夠在培養皿中表現優異，一旦進入工業環境，便面臨產率驟降、成本失控、工藝失效等問題。

實驗室里的成功，并不等于產業上的成功。而生物制造真正的門檻，恰恰就在這里。

因此，當國家決定推動生物制造產業化時，最先建設的并不是工廠，而是一批幫助成果跨越死亡之谷的創新服務平臺。

最早看懂這一規律的城市之一，是深圳。

2024年底，深圳光明科學城，一座總投資7.222億元、建筑面積3.36萬平方米的龐然大物正式投入運行。

這個合成生物大科學裝置，是全球首個自動化、標準化、高通量的合成生物公共研發平臺，看起來像實驗室，本質上更像一座創新工廠。

首先是降本。初創企業無需購買設備，無需搭建龐大的濕實驗團隊，只需租用“功能島機時”即可開展研發，省掉了高通量測序儀、自動化工作站、發酵系統數千萬元投入。

其次是增效。40個自動化功能島構成了一條完整的DBTL循環鏈路——設計、構建、測試、學習。過去依賴科學家手工完成的研發流程，被自動化系統接管。

原本兩周只能完成20個蛋白實驗，如今能夠完成超過4000個蛋白的完整流程驗證，效率提升約200倍。原本需要數月甚至一年完成的一輪菌種篩選，如今最快僅需數天到兩周。

最后是立標。統一實驗標準和流程，使其能夠持續輸出高質量生物數據集，為生物AI模型訓練提供底層燃料，也為行業建立統一評測標準。

創新像云計算一樣成為一種公共服務。

當創新成本下降、研發效率提升、數據標準統一之后，死亡之谷開始被一點點填平，產業集聚便開始發生。

據統計，近三年深圳市新成立的合成生物企業約80%落戶在光明區，截至今年3月超過150家企業形成集聚，總估值約420億元。

從上游設備與酶制劑，到中游研發平臺，再到下游醫藥、食品、新材料應用，逐漸形成完整產業生態。

表面上看，是企業聚集形成了產業。實際上，是基礎設施吸附了企業。路修通了，產業才有可能真正爆發。

但深圳解決的，只是“從0到1”，故事并沒有結束。

從實驗室走向產業化，還有另一段更長的路要走。

菌株能否穩定放大？工藝能否持續復制？成本能否達到商業化要求？產品能否滿足GMP標準？

這些問題，大科學裝置回答不了，只能交給中試平臺。

它不是實驗室的簡單復制，而是產業化前的最后一次實戰演習。很多項目死，不是死在沒有科學原理，而是死在沒有工程條件；不是死在論文不夠漂亮，而是死在工業世界不相信“差不多”。中試平臺的價值，正是把“差不多”變成“可以復制”，把“偶然成功”變成“穩定可交付”。

中試的意義，就在這里。

這也是重慶生物制造產業中試平臺的使命，其底層邏輯與深圳大科學裝置相似。

同樣是數億元級重型基礎設施投入，同樣面向企業開放服務能力，同樣承擔降低創新門檻的使命。

但兩者承擔著截然不同的產業分工。

如果把深圳的合成生物大科學裝置比作點火裝置，那么重慶的生物制造中試平臺，更像變速箱。

深圳創造可能，重慶創造產能。

因此，在國家生物制造基礎設施版圖中，深圳與重慶從來不是競爭關系，而是一場接力賽。

深圳完成從0到1，重慶完成從1到10。深圳負責DBTL循環、高通量篩選與概念驗證；重慶負責工藝放大、中試熟化與產業化驗證。

深圳負責點燃火種，重慶負責讓火勢蔓延。這正是重慶生物制造產業中試平臺的戰略意義。

該平臺不僅可以解決行業“小試易、中試難、放大不穩、轉化不暢”的普遍痛點，也將填補西南地區專業化中試載體空白。

平臺分兩期建設。一期位于重慶生命科技城成果轉化中心，建筑面積約1.3萬平方米，重點打造生物過程智能控制與優化、自動化發酵樣品處理與多尺度傳感檢測、生物過程智能數據模型三大技術平臺，配備1L至500L梯度發酵罐182臺及各類專業設備1300余臺/套；二期選址生命科技城康湖片區，建筑面積2.6萬平方米，布局3噸至30噸大型發酵模塊8個及柔性分離純化模塊16個。

重慶生物制造產業中試平臺外景

它與深圳大科學裝置的分工，并非理論推演，而正在變成現實。

平臺已經與全球生命科學巨頭丹納赫簽訂合作協議，共建西部創新中心。

雙方將圍繞高通量菌株篩選平臺打造智能化研發體系，并建設全自動無人化“菌種構建智能功能島”。

通過AI數字孿生與高通量DBTL技術，預計將研發周期進一步縮短50%以上。

與此同時，華東理工大學深度參與平臺建設，掛牌成立“華理—璧山研究院”。

首批已吸引葉邦策（長江學者）、劉琴（國家杰青）、王澤建（東方英才）、張立新（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等9個科研團隊參與聯合攻關。

覆蓋中藥有效成分生物合成、RNA農藥、珍稀中草藥細胞培養、卟啉類化合物生物制造、植物天然產物生物合成等多個方向。

這些項目有一個共同特征：它們已經走出實驗室，正在尋找產業化出口。而重慶生物制造產業中試平臺，正是這條出口。

所以，6月23日平臺正式投用，意義從來不只是多了一棟樓、多了一批設備。它意味著，在中國生物制造的基礎設施地圖上，有人開始系統補上“從1到10”這段最難的路。

深圳的大科學裝置修通了創新高速公路的前半段，重慶正在建設后半段。

而新的問題隨之出現：為什么重慶把這張牌打在了璧山？

任何產業基礎設施都需要產業腹地。

港口需要貨源，機場需要航線，發射場需要火箭公司。

中試平臺同樣如此。否則，再先進的設備也只是一座昂貴的孤島。

重慶將其置于璧山，在于璧山的生命科技城，給出了四個無法拒絕的理由：

第一，是空間載體。

生命科技產業最大的痛點之一，是成果轉化沒有落腳點。很多項目完成中試后，還需要重新尋找廠房、園區和生產基地。

結果導致創新鏈與產業鏈斷裂。

而在璧山，這個問題提前被解決。生命科技城已建成約10萬平方米成果轉化中心，集研發、辦公、展示于一體。

同時配套3.4萬平方米標準廠房及產業承載空間，藥食同源創新示范基地已經投入使用。

中試平臺驗證成功的項目，不需要再尋找下一站。實驗室與工廠之間，被壓縮成一條馬路的距離。

對生物制造而言，這種空間上的“近”，本質上就是時間和成本上的“省”。

第二，是創新源頭。

許多產業園區的問題在于只有廠房，沒有科研。只有生產，沒有創新。

但璧山不同，這里擁有重慶唯一獨立設置的中醫藥本科院校——重慶中醫藥學院。

擁有60萬份中藥標本資源，擁有30個省部級以上科研平臺，擁中醫藥產業創新綜合體。

作為覆蓋中醫藥全產業鏈的綜合科研與轉化平臺，康湖實驗室正在構建“種、研、產、銷、醫”全鏈條創新體系。

合成生物學遇上中醫藥資源寶庫，這不是簡單相加，而是一次方向上的乘法。

對于天然產物轉化、中藥有效成分生物合成、功能性健康產品開發而言，這樣的資源稟賦，決定了璧山不是一塊普通園區，而是獨具特色的創新源頭。

這意味著，中試平臺背后連接著源源不斷的創新供給。

第三，是產業閉環。

中試平臺最大的價值，不是證明技術可行，而是讓技術找到市場。

而璧山已經提前聚集起一批關鍵產業節點。

丹納赫落地西部創新中心、植恩生物打造研發總部及CDMO基地、浦洛通建設生物芯片總部項目、吉林敖東布局現代中藥生產基地、恒昌醫藥建設西南總部及分銷中心。

這些企業看似分散，實際上共同構成了成果轉化的第一批需求方。

對于科研團隊而言，中試成功后最難的是尋找客戶。而在生命科技城里，客戶已經坐在隔壁。

生命科技城沒有把生物制造簡單理解為一個項目，而是圍繞“械、藥、養、樂”構建完整產業生態。

中醫藥創新綜合體負責源頭創新，生物制造中試平臺負責工程放大，藥食同源產業園、中醫藥產業園等專業載體負責產業集聚。

三者首尾銜接，形成從“0到1”原始創新，到“1到10”工程驗證，再到“10到100”產業集聚的完整路徑。

第四，是市場機制。

項目建設業主滬渝創智，由綠發集團與華東理工大學團隊共同組建。

其中綠發集團控股70%、華東理工大學技術團隊持股30%。國資托底，高校出智，平臺經營則走市場化路徑。

圍繞CRO、CDMO、聯合開發、技術授權、成果轉化等業務提供全周期服務。

因此，重慶選擇璧山，本質上不是選擇一塊土地。

而是選擇一套已經能夠持續產生項目、放大項目、承接項目的產業系統。

因為中試平臺最大的價值，除了設備，還在于設備周圍有沒有足夠肥沃的土壤。

而生命科技城，恰恰已經把這片土壤提前準備好了。

平臺放在這里，才不會成為孤島；放在這里，價值才可能被最大化釋放。

璧山生物制造中試平臺的最大價值，不是服務璧山，而是服務整個生物制造產業。

從全國布局看，首批國家生物制造中試能力建設平臺共43家，主要分布于長三角、環渤海和華中地區。

它們大多數，是服務于企業自身需要的封閉平臺。

西部地區布局極少，重慶僅此一家，而且還是一個開放平臺。這種稀缺性，天然賦予了平臺產業磁吸效應。

一期平臺尚未全面釋放產能，已有上述葉邦策、劉琴、王澤建、張立新等團隊確定入駐。

二期建設階段，巨子生物、弈柯萊生物、依諾基科等行業標桿企業也已達成入駐意向，同時正積極對接云南白藥、廣藥集團等龍頭企業。

重慶生物制造產業中試平臺建成投用活動現場簽約

璧山吸引的不僅是項目，更是未來產業鏈中的關鍵節點。

研發端，重慶生命科技城依托全市唯一獨立設置的重慶中醫藥學院，以及華東理工、重大、浙工大等合作高校，從技術攻關到人才輸送，解決企業“招工難、缺專家”的痛點，并引入上海軼諾藥業胃腸型疾病創新藥在研管線，與安愈康合作落地AI賦能的優質仿制藥孵化平臺。

服務端，高標準建設GLP實驗室、CRO中心等專業服務平臺，引入市藥監局創新發展服務中心駐場辦公，為企業提供注冊申報預輔導和綠色審批通道。

資本端，設立10億規模生命科技專項產業基金，探索“中試服務+基金跟投”模式，對在平臺驗證成功并實現本地轉化的項目優先給予股權投資支持。

這些布局，正在共同構建一條完整成長路徑：

概念驗證→中試放大→資本加持→注冊申報→產業落地→市場拓展。

企業進入生命科技城后，不只是租用一個發酵罐，而是在同一生態體系中完成成長。

這正是生命科技城最大的競爭力。

更深一層看，璧山爭奪的，也并非某一個產業環節，而是一條產業遷徙路線。

過去二十年，中國創新資源持續向長三角和珠三角聚集。

未來二十年，隨著產業成熟和成本上升，創新成果將開始沿產業鏈重新流動。

誰掌握工程化能力，誰就擁有承接產業外溢的資格。中試平臺，正是這場產業遷徙中的關鍵節點。

東部科研團隊完成概念驗證后，可以來到璧山完成中試。中試成功后，生產基地、供應鏈體系、資本資源又會沿著最小阻力路徑逐步聚集。

事實上，這種東西協同有著現實的輪廓。

深圳光明的大科學裝置負責高通量篩選、菌株優化和標準化數據生產。重慶璧山中試平臺負責工藝放大、成本核算和產業驗證。

創新成果從珠江口出發，經由產學研合作網絡向西流動，在長江上游完成產業化接力。

這是一種新的產業分工，也是未來中國生物制造最有可能形成的空間格局。

深圳光明科學城，不必建設大規模工業發酵體系；重慶生命科技城，也無需從頭培育龐大的基礎科研力量。

兩者各自發揮優勢，共同完成從實驗室到產業化的全鏈條閉環。

再把視野拉高一點，重慶還有更大的可能——出海。

作為中新互聯互通項目的重要承載地，重慶擁有連接東南亞市場的獨特開放優勢。

未來，生命科技城完全有機會成為中國生物制造企業出海前的重要一站。

對于許多企業而言，這里不僅是產業化節點，更可能成為全球化起點。

回頭看，重慶把國家級生物制造中試平臺放在璧山，表面上是在建設一個項目。

實際上是在長江上游布局一座產業港口，科研成果從全國匯聚而來，資金、人才、企業沿著產業鏈不斷集聚。

歷史上真正改變城市命運的，往往不是工廠，而是港口。

因為工廠創造產品，港口決定流向。

當下一輪生物制造浪潮真正到來時，人們或許會發現：

勇立潮頭者，有重慶生命科技城。

潮水來臨時，有港者先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