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之際，貴州省委宣傳部攜手博納影業(yè)集團等為觀眾獻出了電影《四渡》。這部由徐展雄執(zhí)導，劉燁飾演毛澤東，王雷飾演周恩來，王志飛飾演朱德，于適飾演紅軍戰(zhàn)士趙德發(fā)的電影，6月26日與全國觀眾見面。

電影《四渡》6月26日與全國觀眾見面。

作為博納影業(yè)掌門人的于冬認為，作為電影人，自己有責任用今天的影像技術將那段烽火歲月真正在大銀幕上“活”起來。“‘四渡赤水’的精神跟當下時代太契合了——每個人都會遇到困境和圍堵，‘四渡赤水’告訴我們的就是：絕境中不要放棄，只要心懷信仰、靈活應變，就一定能找到希望的‘渡口’。”

這十幾年，博納影業(yè)一直在主旋律商業(yè)電影賽道上深耕，出品了“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驕傲三部曲”（《烈火英雄》《決勝時刻》《中國機長》）、“中國勝利三部曲”（《中國醫(yī)生》《無名》《長津湖》系列）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作品。

但近幾年，主旋律商業(yè)電影也面臨新的市場環(huán)境和觀眾審美的改變，一些作品在市場上也遭遇了挑戰(zhàn)，于冬對于這個問題也有過反思和總結，在他看來，不是觀眾對主旋律題材本身產生了審美疲勞，而是觀眾對“套路化的表達”疲勞了。過去幾年，主旋律大片確實出現了一些同質化的傾向，包括陣容龐大、大場面、強情緒等等，這些東西看多了，觀眾自然會審美疲勞。“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過去那種‘大場面+強煽情’的套路已經不夠用了，觀眾需要的是真誠、是創(chuàng)新、是質量，而不是貼標簽式的表達。尊重觀眾，不把觀眾當成被教育的對象，不居高臨下地說教，不用強行灌輸，你的誠意到了，觀眾自然會感受到。”

于冬在《四渡》拍攝現場與主創(chuàng)交流。

在于冬看來，主旋律創(chuàng)作不是一種題材的選擇，而是一種立場的選擇。創(chuàng)作者站在什么樣的角度去講述中國的故事，只要這個立場是對的，題材可以千變萬化，表達可以不斷創(chuàng)新。于冬說，這條路，他會一直走下去。

《四渡》：用新電影語言吸引當代年輕觀眾

之前博納影業(yè)出品的主旋律商業(yè)大片，一般會選擇中國香港導演來執(zhí)導，這次《四渡》卻找來了內地年輕導演徐展雄操刀。于冬之前看過徐展雄拍的《革命者》，那部電影讓他看到了導演身上的兩個特質：一是對歷史有敬畏心，導演會花大把時間去研究史料、理解人物的內心世界；二是導演有年輕化的敘事語言，能用今天的視角去講過去的故事，“這一點特別重要，也是我們需要的，”

于冬還拉來了老搭檔劉偉強導演做監(jiān)制。劉偉強在戰(zhàn)爭大場面的調度上經驗非常豐富。他和徐展雄，一個負責戰(zhàn)爭戲的恢宏氣勢，一個負責人物情感的細膩表達，互補得非常好。另外，于冬還邀請來美術指導霍廷霄，攝影指導邵丹，他們都是拿過金雞獎的優(yōu)秀電影人，也都是北京電影學院的老師和校友，這樣就湊齊了“學院派+實戰(zhàn)派”的組合，既能保證歷史嚴謹性和制作水準，也能跳出傳統(tǒng)戰(zhàn)爭片的敘事套路，希望能給觀眾帶來全新的觀影感受。

《四渡》全片有32個取景地、107個場景，全部在貴州完成。

2025年1月，在貴州相關部門的支持下，電影《四渡》在貴州遵義正式開機，實景拍攝，4月殺青，拍攝時間與歷史上“四渡赤水”時間線基本重合，復刻當年的環(huán)境。在于冬看來，如今的特效已經足夠發(fā)達，綠幕可以模擬一切，但有些東西卻是給不了的。他舉了一個情景——婁山關大捷之后，毛主席創(chuàng)作的《憶秦娥·婁山關》里描述的“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還有“蒼山如海，殘陽如血”，這是毛主席當年親眼看到的風景，親眼看到和用特效做出來，傳遞給人的情緒是完全不同的。“主創(chuàng)拍到了那個畫面，演員站在毛主席當年親眼看到的風景里，那一刻他們的表演是真的會打動人的，我相信觀眾看到的時候也一定會被打動。”

《四渡》全片有32個取景地、107個場景，全部是在貴州完成，劇組上下為了這部電影真正重走了當年紅軍“四渡赤水”的路線。有句諺語形容貴州的氣候和地形特點：“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于冬回憶，劇組在拍攝期間幾乎遇到了所有的極端天氣，包括貴州特有的“凝凍”奇觀，氣溫驟降、山路結冰，拍攝器材運不上去，人走路都是打滑。導演徐展雄后來跟他說，這可能是他拍過的最難的一部戲。但全劇組沒有一個人抱怨過，因為大家心里都清楚，自己吃的這點苦，跟當年紅軍將士們吃的苦相比，連萬分之一都不到。

如今距離長征歷史已近一個世紀，如何用新的電影語言吸引當代年輕觀眾，是創(chuàng)作團隊一直在思考的核心問題。于冬注意到，“四渡赤水”雖然發(fā)生在90多年前，但多年來，這段歷史在網上一直被網友不斷地拿出來分析盤點，網上有相關的沙盤推演，還有很多軍迷朋友都在解讀這場戰(zhàn)役。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也有很多觀眾在重溫，這就意味著這次劇組必須想辦法更新敘事的視角，用年輕人感興趣的方式重現那段歷史，也讓更多人能看懂這場戰(zhàn)役的精妙之處。

于冬說，導演做了很多新的嘗試，比如在敘事上嘗試采用了“雙雄博弈”的視角——電影里，毛主席和蔣介石隔著一幅地圖在對弈，仿佛處在同一空間，其實是在隔空斗智，這樣的對比讓觀眾能更直觀地感受到這場戰(zhàn)役的智謀較量。另外團隊還創(chuàng)作了一個原創(chuàng)角色，就是于適飾演的紅軍戰(zhàn)士趙德發(fā)。他不是某個具體的歷史人物，而是那個時代無數紅軍戰(zhàn)士的縮影。當年的紅軍戰(zhàn)士平均年齡不足20歲，甚至只有14-16歲，他們也有恐懼、有掙扎，但在信仰的支撐下選擇了無畏前行，這和今天面臨生活困境的一些年輕人是有共鳴的。

于適在《四渡》中飾演紅軍戰(zhàn)士趙德發(fā)。

在于冬看來，技術只是手段，真正打動觀眾的還是故事本身的情感力量。當年那群年輕人在絕境中沒有放棄，靠著智慧和信念殺出了一條血路。這種精神，在90多年后依然有著能夠擊中人心的力量。

于冬希望《四渡》能成為一部“留得下來的電影”。就像當年拍《長津湖》時他說的：這部電影不光是拍給今天的年輕人看的，也是拍給50年后的年輕人看的。長征精神不能只停留在口號里，不能只是課本上的幾段文字，它應該是可感、可觸、可學習的精神力量。對行業(yè)來說，于冬也希望這部片子能證明：中國電影人有能力用現代的電影語言講好自己的歷史故事。不用去模仿誰，也不用去討好誰，踏實拍好中國人的故事，一樣能拍出讓觀眾心潮澎湃的作品。

博納主旋律創(chuàng)作經驗：心懷敬畏、尊重規(guī)律

2014年，博納影業(yè)將紅色經典故事《智取威虎山》搬上了銀幕。籌備這個項目時，有很多人勸過于冬，說這種紅色經典碰不得，拍好了是應該的，拍砸了是要挨罵的。但于冬覺得，“做電影的人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什么都別做了。”《智取威虎山》是于冬這代人從小看了無數遍的樣板戲，楊子榮智斗“座山雕”本身就有很強的戲劇張力——打入匪巢、斗智斗勇、里應外合。“這不就是一個天然的動作片劇本嗎？為什么不能用今天的技術和敘事方式重新講一遍？”于冬去找了徐克導演，徐克看完劇本之后特別興奮，因為故事里有他喜歡的“俠”的精神，這種孤膽英雄的氣質，在任何時代都是打動人的。

當時很多人對“紅色經典+商業(yè)大片”的組合存疑，于冬卻敢于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最后的結果是，《智取威虎山》以8.8億票房成為當年賀歲檔票房冠軍。于冬覺得，這部電影最大的意義不是賺了多少錢，而是驗證了一件事：主旋律電影可以用商業(yè)類型片的方式去表達，觀眾是買賬的。從那天起，于冬就堅定了走商業(yè)主旋律影片這條路。

之后，博納影業(yè)一直在商業(yè)主旋律這條賽道上不斷探索，拍出了一系列口碑和票房雙豐收的作品。于冬回頭看博納影業(yè)這些年拍攝的作品，其創(chuàng)作理念確實是一步步進化來的。

在于冬看來，“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更多是在探索“類型化”，把主旋律題材放進成熟的商業(yè)類型片框架里，動作片有動作片的拍法，警匪片有警匪片的拍法。這個階段解決的是“好看”的問題。

到了“驕傲三部曲”（《烈火英雄》《決勝時刻》《中國機長》），博納開始更多關注真實事件和平凡英雄。這些電影都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主角不是超級英雄，而是消防員、機長、乘務長這樣的普通人。這個階段解決的是“共情”的問題，要讓觀眾覺得，這些人就在我們身邊。

再到“中國勝利三部曲”（《中國醫(yī)生》《無名》《長津湖》系列），博納追求的是工業(yè)水準+精神高度的雙重突破。《長津湖》用了三位導演同時拍攝，86家特效公司參與后期，在電影工業(yè)化層面達到了一個新高度。同時精神表達也比過去更深入，不再只是單純的“打勝仗”，而是追問“為什么而戰(zhàn)”“奉獻和犧牲的意義是什么”。

從上至下分別為博納出品影片《智取威虎山》《中國機長》《長津湖》劇照。

至于這個過程中博納做對了什么，于冬認為沒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如果非要總結的話，就是八個字：心懷敬畏、尊重規(guī)律。

“心懷敬畏”就是對歷史、對題材、對觀眾有敬畏心。不管拍什么題材，首先要做的功課就是先去深入了解。拍《湄公河行動》的時候，創(chuàng)作團隊去一線采訪緝毒警察；拍《中國醫(yī)生》的時候，團隊深入武漢各大醫(yī)院了解抗疫一線的情況；拍《四渡》的時候，主創(chuàng)重走了紅軍當年的長征路線。這些“笨方法”就是博納多年來的經驗，必須走這條路，沒有這種深入，就拍不出真實感。

“尊重規(guī)律”，就是尊重電影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觀眾買票進電影院，第一需求是“好看”，如果連故事都講不好，人物都立不住，想通過電影表達什么都是無效的。講好中國故事，就是要把主流價值觀跟故事融合，而不是“貼”在故事上。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這些精神內核，要通過人物的命運、情節(jié)的推進、情感的積累去傳遞給觀眾，不用強行灌輸，你的誠意到了，觀眾自然會感受到。“尊重觀眾，不把觀眾當成被教育的對象，不居高臨下地說教，只用真實的故事、鮮活的人物、精良的制作去打動他們。”

【對話】

電影公司不能只會做一種菜

新京報：如何平衡影片的“叫好”與“叫座”始終是個難題。在項目策劃初期，你如何判斷一個主旋律題材具備商業(yè)潛力，有哪些具體的評估維度？

于冬：首先看這個故事有沒有普世的情感共鳴點，不管是家國情懷、兄弟情誼，還是對正義的追求、對生命的敬畏，這些情感是不分國界、不分時代的。如果能找到這個共鳴點，故事就有了基礎。接下來就看故事有沒有“真實的力量”。我特別喜歡做基于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因為真實本身就帶有一種無法替代的力量。《中國機長》里劉傳健機長說的那句“敬畏生命、敬畏職責、敬畏規(guī)章”，不是編劇寫出來的，是他親口告訴我們的。這種源于現實的力量，是虛構故事很難達到的。第三點就是看故事本身有沒有不可替代性，這個故事只有在這個時間節(jié)點講才有意義。《四渡》就是最好的例子，這個題材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時代價值。我覺得這三點是一個故事能否吸引觀眾的基礎，至于商業(yè)潛力，還要看市場時機，看檔期，看競品，看觀眾的當下心態(tài)，要考量的因素還是很多的。

新京報：主旋律電影容易陷入說教刻板印象中，博納是如何在“宏大敘事”和“個體命運”之間找到情感共振點的？

于冬：“宏大敘事”提供的是歷史背景和精神高度，但真正讓觀眾落淚的，往往是一個小細節(jié)。我們在創(chuàng)作中始終堅持：大處著眼，小處落筆。所以我們這幾年的作品，主角都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高高在上的英雄形象，大部分是普通人，有恐懼、有牽掛、有掙扎，但在關鍵的時刻選擇站出來。這個切入點之所以有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觀眾從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新京報：從《紅海行動》到《長津湖》，博納在電影工業(yè)化方面積累了哪些經驗？這些經驗如何應用在《四渡》的拍攝中？

于冬：電影工業(yè)化聽起來是個很大的詞，說白了就是“用專業(yè)的方法拍好電影”。我們之前有拍攝《紅海行動》《長津湖》等主旋律大片的成功經驗和積累，主要體現在制片管理的精細化和軍事題材的專業(yè)化上。這些經驗在《四渡》里都用上了，從戰(zhàn)役時間線到戰(zhàn)術部署邏輯，從部隊徽章樣式到戰(zhàn)士服裝質地，每一個細節(jié)都請軍事專家把關，參與本身就是對歷史最大的尊重。

影片《四渡》中，從部隊徽章樣式到戰(zhàn)士服裝質地，每一個細節(jié)都請軍事專家把關，參與本身就是對歷史最大的尊重。

新京報：博納出品的《長津湖》系列以近100億票房將新主流電影推向了新的高度，但這種投資規(guī)模、演員陣容可能之后很難再有了，之后的主旋律電影在投資規(guī)模、題材選擇上會有什么變化？

于冬：《長津湖》確實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三大導演聯合拍攝、超大規(guī)模的制作、全行業(yè)的合力托舉，那個時機、那個陣容，以后確實很難復制了。但我覺得這不是壞事。電影產業(yè)需要順應時代，需要多元化發(fā)展，整個生態(tài)才會健康。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觀眾的審美變化非常快，過去那種“大場面+強煽情”的套路已經不夠用了，觀眾需要看到的是更真情實感的敘事和更真實可信的人物。

新京報：近年來電影市場與觀眾口味變化迅速。博納在2025年春節(jié)檔的《蛟龍行動》遭遇了市場挑戰(zhàn)，公司也面臨業(yè)績壓力。你如何看待當前主旋律大片面臨的市場新環(huán)境，是觀眾的審美疲勞，還是傳播方式發(fā)生了變化？

于冬：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也有過反思和總結，我覺得不是觀眾對主旋律題材本身產生了審美疲勞，而是觀眾對“套路化的表達”疲勞了。過去幾年，主旋律大片確實出現了一些同質化的傾向，包括大片陣容、大場面、強情緒等等，這些東西看多了，觀眾自然會審美疲勞。再加上短視頻、短劇等新媒介的沖擊，觀眾的注意力越來越分散，對內容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觀眾需要的是真誠，是創(chuàng)新，是質量，而不是貼標簽式的表達。

新京報：面對挑戰(zhàn)，博納提出了向電影、短劇、中長劇全賽道布局的戰(zhàn)略。這是否意味著公司對單一依賴“重工業(yè)”主旋律大片的模式在進行反思和調整？未來在內容上會如何拓寬邊界？

于冬：確實在做調整，但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一些原有的賽道。中國電影市場始終需要百花齊放，需要優(yōu)秀的小成本影片，也需要頭部大片去拉動市場、去展現電影工業(yè)的水平，這個方向不會變。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認清一個現實：現在觀眾的觀影習慣在發(fā)生變化，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花兩個多小時坐在電影院里看完一部電影，但在手機上看一集十幾分鐘的短劇，已經成了日常。電影公司如果不去擁抱這些變化，就會被時代淘汰。所以拓展更多的內容形態(tài)和題材類型，包括關注AI影視、科幻等新的領域，也是我們目前正在探索的方向。拓寬邊界不是為了追逐熱點，而是為了給觀眾提供更多元的選擇。電影公司不能只會做一種菜。

在于冬看來，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一大電影市場了，我們不能閉門造車，更要讓世界看到中國人的故事、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精神面貌。

新京報：你曾透露博納會推出“海外三部曲”，包括中國企業(yè)家在華爾街的故事，以及隱蔽戰(zhàn)線斗爭的故事。目前“海外三部曲”進展到什么階段了？

于冬：“海外三部曲”是我們計劃推進的項目，但這類題材的創(chuàng)作難度比想象中大得多，因為涉及金融、跨境、文化沖突等多個維度，包括隱蔽戰(zhàn)線斗爭的故事更是敏感而復雜，劇本打磨了很多稿，目前還在積極推進中，因為要在尊重事實和保護隱私之間找到平衡，確實需要下很大功夫。所以我們不打算急于求成，畢竟好故事是需要時間打磨的，不能為趕進度而降低標準。

新京報：博納在AI影視業(yè)務上已有布局，如《三星堆：未來往事》等項目。新技術如何賦能主旋律大片的創(chuàng)作和生產？你如何看待AI帶來的機遇和挑戰(zhàn)？

于冬：AI技術對影視行業(yè)的影響，我覺得才剛剛開始。在制作層面，AI確實可以極大提升效率，比如劇本的輔助寫作、分鏡的快速生成、特效的智能處理，這些都會讓電影生產的周期更短、成本更低。但說到創(chuàng)作的核心，比如故事、情感、人性，這些東西是AI替代不了的。AI可以幫你計算什么樣的情節(jié)最受歡迎，但它無法理解一個母親失去孩子時的痛，無法體會一個戰(zhàn)士在絕境中選擇犧牲的勇氣。好的電影之所以打動人心，恰恰是因為這些無法被算法量化的東西。所以我對待AI的態(tài)度始終是：積極擁抱，但不盲從。電影的靈魂，始終是人的情感和思想。

新京報：作為中國民營電影企業(yè)的領軍人物之一，你如何看待中國電影“走出去”的瓶頸與突破點？

于冬：我覺得最大的瓶頸不是制作水平的問題，因為目前中國電影的制作水平已經毋庸置疑了，所謂的“瓶頸”可能更多體現在文化差異上。中國電影講述的故事往往有很強的本土背景和情感邏輯，國外觀眾理解起來有門檻。而好萊塢電影之所以全球通行，是因為他們講的是更通用的故事框架，比如個人英雄主義、拯救世界、愛情至上等等。所以我們要走出去，不只是單純把自己的故事原封不動地端出去，還要思考如何找到跨文化的情感共鳴點。但不管多難，這條路必須走。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一大電影市場了，我們不能閉門造車，更要讓世界看到中國人的故事、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精神面貌。

新京報：博納堅持做主旋律大片這些年，支撐你一直走下來的動力是什么？

于冬：觀眾的喜愛和支持，同行的理解和認可，以往成功作品不斷被更多人看到和認可，這些都是我的動力。我在這個行業(yè)二十多年了，經歷過很多次“低谷”和“寒冬”，每次覺得過不去的時候，都會想想之前做成功的那些片子，然后會想起跟那么多優(yōu)秀的電影人一起同甘共苦過的日子，想到每次觀眾給我的真實反饋。有很多小故事我至今都記得，比如《長津湖》當年上映的時候，有很多年輕觀眾說自己看了電影才知道“冰雕連”的故事，看完電影回去查資料，越查越震撼；還有觀眾感謝我們拍了這部電影，讓他們知道了家中父輩曾經經歷過什么。

包括這次拍《四渡》，每次我去片場，劉燁、王雷、于適都會拉著我聊天，跟我講他們對這段歷史的理解。飾演周恩來的王雷跟我說，他在化妝間第一次完成周恩來長征時期蓄須造型的時候，對著墻上那張周恩來蓄須明志的歷史照片看了很久，看到眼睛濕潤，那一刻他覺得他接近了這個人物。聽到他說的時候我也深受觸動。就是這些細節(jié)一直在打動我，也是支撐我走下去的動力。不是票房數字，不是行業(yè)地位，而是電影本身帶來的那種不可替代的價值。我希望等我不做這一行的那一天，回過頭來看，能說我參與制作的那些電影，有一些是真正留下來了、影響了人的，那就夠了。

新京報：未來博納在主旋律題材創(chuàng)作上，還會布局哪些新的方向、新的題材，繼續(xù)深化主旋律商業(yè)片的探索？

于冬：未來的方向，我用三個詞來概括：拓寬、下沉、創(chuàng)新。

“拓寬”是說題材的多元化。主旋律不等于戰(zhàn)爭片，也不等于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平凡生活中的英雄、各行各業(yè)中的堅守、中國人在海外的奮斗故事，這些都是主旋律可以也值得去表現的領域。我們已經在策劃一些現實題材的作品，關注普通人的命運和選擇。

“下沉”是說內容形態(tài)的多樣化。除了大銀幕電影，我們也會嘗試用短劇、中長劇等形式去講述主旋律故事，讓更多的年輕觀眾能夠接觸到。

“創(chuàng)新”是說表達方式的年輕化。主旋律電影不能固守原有的創(chuàng)作思維，要不斷吸收新的敘事手法、新的技術手段、新的美學風格。就像這次我們在《四渡》中做的那些創(chuàng)新嘗試，未來還會繼續(xù)探索。

說到底，主旋律創(chuàng)作不是一種題材的選擇，而是一種立場的選擇。你站在什么樣的角度去講述中國的故事。只要這個立場是對的，題材可以千變萬化，表達可以不斷創(chuàng)新。這條路，我們會一直走下去。

新京報記者 滕朝

編輯 黃嘉齡

校對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