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幾歲快結束那一年,我搬到洛杉磯,在威尼斯海灘邊租了間老房子。搬進去才發現,隔壁就是丹尼斯·霍珀的豪宅。我以為挨著名人能蹭點星光,結果真正蹭上來的,是那個神神秘秘的“社區聚會”,每隔幾天就在隔壁院子的棕櫚樹下舉行。
洛杉磯簡直是邪教的沃土。一大半人都是從別的地方飄來的,帶著一顆想要被接住的心。電影工業在這里造夢,邪教也在這里造夢——給你一套看上去溫暖、有連接、永遠安全的幻象。我沒少被這種黏糊糊的東西沾上,像一場怎么也好不了的流感,發燒,鼻塞,昏昏沉沉地分辨不清方向。
那時我快三十,不夠漂亮當不了模特,和一群野生的自由創作者擠在廣告片場、餐廳和后廚,有活就接,沒活就等。社交圈就是工作圈,工作圈就是派對上認識的那幾張臉。你沒根,就得隨時敞開,隨時結交,隨時把新認識的陌生人當成潛在的機會。邪教最喜歡這種人了——沒有城市里的血緣關系,渴望著被誰收留,分不清“敞開”和“沒設防”的邊界。
隔壁那棟宅子里的人,笑起來都很友善。他們遞來水果茶,借你充電線,聊的是能量、覺醒和“找到真正的自己”。我有那么幾個傍晚,坐在他們客廳的印度花紋墊子上,差點以為自己終于在這座巨大的城市里,摸到了一點歸屬感。但每次走回自己那張臨時床墊上,后背一陣發涼,像有看不見的鼻涕絲正從門縫縮回去。
后來我搬走了。丹尼斯·霍珀的豪宅還是靜悄悄地立在那兒,看海。我以為會等來一個像好萊塢電影結尾那樣的大徹大悟,結果并沒有。只是在某個路口,突然明白過來:當你最想被人擁抱的時候,也是最容易抱到一根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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