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121年正月，江南細雨如絲，臨安府遞上一道急詔：征討方臘，限宋江率眾即日南下。水汽在檐下匯成水珠，一滴滴墜落，像是為這場征戰敲響的喪鐘。
消息傳到梁山，只見宋江默立船頭，望向南方。身邊兄弟七手八腳收拾兵刃，營中卻少了六張面孔。公孫勝走得早，說是“師命難違”，駕云而去；樂和推說老母病篤，留守梁山；蕭讓、金大堅、皇甫端、安道全也各有“公務”纏身，被朝廷點名另有差遣。這六人沒跟著大軍南行，似乎命中自有安排。
先看看宋江的算盤。此時的他四十一歲，官拜武奕郎，卻依舊念念不忘更高的臺階。招安已讓他擺脫“賊寇”之名，但要想徹底翻身，還得立大功。方臘，正是一次機會。江南起義聲勢浩大，東京汴梁的權貴焦頭爛額，若梁山能立功，他自信“東京不缺我一個位子”。這股升遷熱望，撐起了他向死而行的決心。
然而六個缺席者卻在暗處權衡。細數他們，皆非單靠刀槍吃飯的硬漢。公孫勝研道術，山中拜師多年；樂和能歌善鼓，戲臺一站眾人喝彩；蕭讓寫得一筆飛白，連翰林學士都要回頭；金大堅刀工精細，刻玉如生；皇甫端精通獸理，辨馬脈如探囊；安道全更是活人無數的神醫。細針細線的功夫，勝過血濺長刀，這批人放到廟堂，立刻就能上手。
還有一個不太起眼的特質：這六人少有血案在身。行走江湖多年，他們干的多是救命、治病、寫碑、刻印，靠才藝吃飯，不靠殺人揚名。朝廷要用，也擔得起；若日后追責，也無甚把柄。正因如此，他們敢光明正大地接受調令，甚至故作欣喜——“末將醫術粗淺，愿隨太醫署差遣。”安道全對來人躬身一禮，語氣恭謹，卻暗暗舒了口氣。
再看宋江的隊伍，十萬火急地渡江。江南山川丘壑，片片竹林掩映水網，舟師未熟，騎兵無用。方臘憑著險要與民心，把梁山兄弟拆得七零八落。半年的拉鋸，花榮折戟在睦州，李逵殞命在烏龍嶺，魯智深、武松帶傷北返，一個個響亮的綽號成了廟堂上冰冷的戰報數據。約一百零八將，戰后活口僅二十七人，兄弟的旌旗在硝煙里一面面倒下。
朝廷算盤響得清脆。用民間悍勇去啃最硬的骨頭，勝則平亂，敗亦可削藩。待到凱旋，能見皇城的不過區區數十人，而那六名技藝出眾者，則被悄悄安插進各司衙門。金大堅奉詔入太府寺，雕刻寶璽；蕭讓成了大理寺刑案文吏；皇甫端駐足太仆寺，樂和被吏部招去教歌舞；安道全留在太醫院，公孫勝回龍虎山，偶爾奉詔講道。他們的去處分散，不再結社，既得俸祿，又難以再聚。
有意思的是，梁山最鋒利的長矛、最剛烈的漢子，大多折在江南泥淖；而最柔軟、最“無用”的六人，卻在風浪起時輕舟已過。試想一下，若他們真跟隨南征，冶煉金玉的手和救人性命的雙掌，一旦換上戰刀長槍，既棄所長又添血債。世事如棋，他們寧做棋盤邊的點睛之子，不做被拋下的卒子。
有人說這是膽怯，其實更像未卜先知。公孫勝當年夜觀星象，嘆道：“天道有數，多走一步，禍福難定。”一句話點破迷津。宋江聽不進去，他的眼里只有那頂烏紗。等到凱旋的報捷詔書抵達時，那頂烏紗卻成了枷鎖。加官晉爵，隨之而來的，是更苛刻的監督與猜忌。畢竟，剃頭易，滅性難，誰能保證這群剛洗白的好漢不再揭竿而起？
戰后的汴京很快恢復了歌舞升平。樂和的絲竹聲在御前回蕩，勝過千軍萬馬。太醫院里，安道全正在調制湯藥，救治瘟疫。沒人再提及獨龍崗的縱火，沒人追究潯陽樓的血雨，仿佛一切都被時間抹平。可在邊陲的驛站里，偶有老兵低聲嘮叨：“若當初跟著公孫先生走，也許如今還能痛飲幾碗。”
歷史留給后人的，不止是壯烈，還有冷靜和分寸。梁山的故事，被鼓吹成義字當頭的傳說，然而書里暗線清楚提示：技藝與人心，在亂世往往比刀槍更管用。六個人把命運的籌碼壓在這一點上，結果印證了他們的選擇。
如今翻開舊冊，會發現一條隱秘的生存公式：才可用，行可安，雙劍合璧，方能全身。那些在槍林刀叢中熬出的血與淚，不會因沉沒而被遺忘；但在官府案牘與藥爐之間，同樣有另一種江湖。皇甫端替戰馬消毒，等于替自己療傷；金大堅鑿出龍紋，順帶替昔日兄弟鐫了一方心碑。天下紛擾，他們不再入局，卻在另一條路上將身家性命穩穩落地。
梁山至此，分流成兩條河。一路奔騰，終在錢塘江口折戟。另一路緩緩向北，溶入廟堂的宮墻深處。六個人的背影告訴世人：會殺敵固然耀眼，會活命才是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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